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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05/14 05:18:55瀏覽148｜回應0｜推薦4 | |
| Excerpt：《傅雷與他的世界》 書名：傅雷與他的世界 編者：金聖華 出版社：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5/11/30 內容簡介 傅雷先生是傑出的翻譯家、優秀的作家和嚴謹的藝術家、教育家，他與夫人憤然棄世，迄今已近三十個年頭。像傅雷先生這樣，對人對事剛正、真誠，對文學對藝術認真、執著，對國家對民族熱愛、忠貞的人，不應任時光塵封灰滅；保存與懷念像傅雷先生這樣成就斐然的一生史料，是後人的責任。 本書的編定，再次證明了上述嚴峻而樸實的道理。收入的追思、評價與探討文字，包括了海內外談論傅雷及其夫人品格、事功極具權威、極富情智的篇頁。其中由主編金聖華女士記下的傅雷二位公子緬懷父母的心聲，尤有參考價值。 【Excerpt】 〈紀念傅雷〉/ 施蟄存 1966年9月3日。這是傅雷和夫人朱梅馥離開這個世界的日子，今年今天，正是二十周年紀念。這二十年過得好快，我還没有時間寫一篇文章紀念他們。俗話説：“秀才人情紙半張。”我連這半張紙也没有獻在老朋友靈前，人情之薄，可想而知。不過，真要紀念傅雷夫婦，半張紙畢竟不夠，而洋洋大文卻也寫不出，於是拖延到今天。 現在，我書架上有15卷的《傅雷譯文集》和兩個版本的《傅雷家書》，都是傅敏寄贈的，還有幾本舊版的《高老頭》和《歐也妮·葛朗台》，是傅雷送給我的，有他的親筆題字。我的照相册中有一張我的照片，是1979年4月16日在傅雷追悼會上，在趙超構送的花圈底下，沈仲章給我照的，衣襟上還有一朵黃花。這幾年來，我就是默對這些東西，悼念傅雷。 1939年，我在昆明。在江小鶼的新居中，遇到滕固和傅雷。這是我和傅雷定交的開始。可是我和他見面聊天的機會，只有兩次，不知怎麼一回事，他和滕固吵翻了，一怒之下，回上海去了。這是我第一次領略到傅雷的“怒”。後來知道他的别號就叫“怒庵”，也就不以爲奇。從此，和他談話時，不能不提高警惕。 1943年，我從福建回滬省親，在上海住了五個月，曾和周煦良一同到呂班路（今重慶南路）巴黎新村去看過傅雷，知道他息影孤島，專心於翻譯羅曼．羅蘭。這一次認識了朱梅馥。也看見客堂裏有一架鋼琴，他的兒子傅聰坐在高凳上練琴。 我和傅雷的友誼，只能説開始於解放以後，那時他已遷居江蘇路安定坊，住的是宋春舫家的屋子。我住在鄰近，轉一個彎就到他家。五十年代初，他在譯巴爾扎克，我在譯伐佐夫、顯克微支和尼克索。這樣，我們就成爲翻譯外國文學的同道，因此，在這幾年中，我常去他家裏聊天，有時也借用他的各種辭典查幾個字。 可是，我不敢同他談翻譯技術，因爲我們兩人的翻譯方法不很相同。一則因爲他譯的是法文著作，從原文譯，我譯的都是英文轉譯本，使用的譯法根本不同。二則我主張翻譯只要達意，我從英文本譯，只能做到達英譯本的意。英譯本對原文本負責，我對英譯本負責。傅雷則主張非但要達意，還要求傳神。他屢次舉過一個例。他説：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第一場有一句“靜得連一個老鼠的聲音都没有”。但紀德的法文譯本，這一句卻是“靜得連一隻貓的聲音都没有”。他説“這不是譯錯，這是達意，這也就是傳神。”我説，依照你的觀念，中文譯本就應該譯作“鴉雀無聲”。他説“對”。我説： “不行，因爲莎士比亞時代的英國話中不用貓或鴉雀來形容靜。” 傅雷有一本《國語大辭典》，書中有許多北方的成語。傅雷譯到法文成語或俗話的時候，常常向這本辭典中去找合適的中國成語俗話。有時我去看他，他也會舉出一句法文成語，問我有没有相當的中國成語。他這個辦法，我也不以爲然。我主張照原文原意譯，寧可加個注，説明這個成語的意義相當於中國的某一句成語。當然，他也不以爲然。 1958年，我們都成爲第五類分子，不便來往，彼此就不相即問。不過，有一段時候，朱梅馥和我老伴都被居委會動員出去辦托兒所，她們倆倒是每天在一起，我因此便間接知道一些博雷的情況。 1961年，大家都蒙恩摘除了“帽子”，可以有較多的行動自由，於是我又常去看他。他還在譯書，而我已不幹這一行了，那幾年，我在熱衷於碑版文物，到他那裏去，就談字畫古董。他給我看許多黃賓虹的畫，極其讚賞，而我卻又有不同的意見。我以爲黃賓虹晚年的畫越來越像個“墨猪”了。這句話又使他“怒”起來，他批評我不懂中國畫裏的水墨筆法。 1966年8月下旬，我已經在里弄裏被“示衆”過了。想到傅雷，不知他這一次如何“怒”法，就在一個傍晚，踱到他門口去看看。只見他家門口貼滿了大字報，門窗緊閉，真是“鴉雀無聲”。我就踱了回家。大約在9月10日左右，才知道他們兩夫婦已撒手西歸，這是怒庵的最後一“怒”。 我知道傅雷的性情剛直，如一團乾柴烈火，他因不堪凌辱，一怒而死，這是可以理解的，我和他雖然幾乎處處不同，但我還是尊敬他。在那一年，朋友中像傅雷那樣的毅然決然不自惜其生命的，還有好幾個，我也都一律尊敬。不過，朱梅馥的能同歸於盡，這卻是我想像不到的，伉儷之情，深到如此，恐怕是傅雷的感應。 傅雷逝世，其實我還没有了解傅雷。直到他的家書集出版，我才能更深一步的了解傅雷。他的家教如此之嚴，望子成龍的心情如此之熱烈。他要把他的兒子塑造成符合於他的理想的人物。這種家庭教育是相當危險的，没有幾個人能成功，然而傅雷成功了。傅雷的性格，最突出的是他的剛直。在青年時候，他的剛直還近於狂妄。所以孔子説：“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傅雷從昆明回來以後，在藝術的涵養，知識學問的累積之後，他才成爲具有浩然之氣的儒家之剛者，這種剛直的品德，在任何社會中，都是難得見到的，連孔子也説過：“吾未見剛者。” 傅雷之死，完成了他的崇高品德，今天我也不必説“願你安息吧”。只願他的剛勁，永遠彌漫於知識分子中間。 原載上海《新民晚報》 （1986年9月3日） 〈父親是我的一面鏡子〉 ——傅聰心目中的傅雷（傅聰訪問記） 日期：1992年4月20日 地點：香港酒店 記錄：金聖華 金：很多人都在談傅雷，今天的訪問，最想知道的就是，在你心目當中，父親究竟是怎麼樣一個人？你曾經説過，他像頭孤 獨的獅子，他既溫柔又高傲，又是個Renaissance Man，可不可以請你具體的説一説？因爲没有人知道得比你更清楚。 聰：（沉吟良久）唉！真不知從何説起……講到我爸爸，有時候，我覺得自己的一切煩惱都是從他而來的，我們有很多地方太相似了，使我幾乎不能客觀地描繪他。他當年經歷過的種種痛苦，似乎都由我承受下來了。 金：你這種感覺是從小就有的？還是隨着年齡的增長，越來越感到沉重？ 聰：他的憤世嫉俗，好像自從我有記憶開始，就已經感受得到了。他是個很矛盾的人，一方面他認爲這世界既可怕又骯髒；另一方面，他對世界上發生的一切，又是如此的關懷，如此的痛心疾首。記得那時候，國内發生了聞一多、李公樸的事；而國際上，1948年，甘地又遭暗殺，父親可以爲這些事忽然幾天不吃飯關着門不見人。那些日子裏，我們都見不着他，只記得媽媽流着眼淚，敲着門説：“老傅啊！不要這樣，吃點東西吧！” 我父親就是這樣一個人，任何人都很難理解爲什麼他當年對我這麼不近情理。你看我這個疤（指着鼻樑上的疤痕），就是五歲時，有一次，他在吃花生米，我在寫字，不知爲什麼，他火了，一個不高興，拿起盤子就摔過來，一下打中我，立即血流如注，給送到醫院裏去。 金：怪不得《傅雷家書》中，第一句就説對不起你，他大概是爲你整個童年所受的磨難而道歉吧！ 聰：唉！壓力！他内心感受的痛苦！另一方面，他又對一切都那麼關心。也許是因爲家庭背景的關係。祖父當年因冤獄死，祖母二十一歲守寡，父親是自小由寡母帶大的。他童年連一個小朋友也没有，在浦東鄉下唸古文。祖母不識字，請了一位老先生來教他。有時候，他偶而看到窗外，春天有一隻蝴蝶飛來，對他來説，這已是童年最美的回憶了。 唉！他的内心生活可不得了，如海洋一般洶湧澎湃，熱情洋溢！從他給我抄寫的《希臘的雕塑》就可見一斑。六萬字，他用蠅頭小楷，每天抄一段，抄了整整一個月！ 告訴你，蕭邦也是這樣的。聽他的音樂，可知道他的感情是無比的熱烈，而這種感情，一旦表現到他音樂的手抄本上，就變成了一絲不苟的專注與縝密。這都是同樣的熱情啊！到火中去煉的，一遍又一遍，直至千百遍！ 父親熱情洋溢，可是發起脾氣來就没法控制。我也有很可怕的脾氣，我的音樂朋友就在我的音樂中聽出狂暴的力量來。 那一年，我剛到波蘭，有一次彈琴，我的先生跟我説：“聰啊！你的心中有一頭猛虎，你得好好控制住啊！”（笑）我的老師很明白，我一定得拉住牠！（嘆氣）。 我爸爸的性格，不是平常人的性格。他的性格，可以説是 “larger than life”的。他一方面可以這樣熱情洋溢，另一方面，他的邏輯性、他的思想又可以這麼嚴謹縝密。這種結合很奇怪。很多朋友若有生活上或感情上的問題，來找我爸爸，他可以是他們最好的良師益友。喔！他的分析能力簡直是了不得！但是，處理自己兒子的事，卻毫無辦法，一點也不客觀。 這是他在家庭方面的情況。然後，家事、國事、天下事，都是如此，一輩子如此。鄭振鐸有一次對我爸爸説：“老傅啊！你的赤子之心哪！你有一天可真要爲這個而受難啊！”我爸爸真的就是有這個赤子之心。而他之所以有這麼寬廣的胸襟，也就是因爲有赤子之心。 金：你可不可告訴我依你看來，假如你父親當年不去做翻譯工作，他是否可以成爲一個作家？ 聰：他年輕時創作過，可是不滿意。 金：他這麼一個才情横溢、熱情奔放的人，是因爲要求太高，所以創作時，對自己不滿，還是因爲有其他原因使他卻步？ 聰：（沉吟）這個……我想一方面是因爲他的性格，我剛才説過，他既熱情洋溢，又長於冷靜的分析，所以他寫文學評論很精闢，我認爲他那篇評論張愛玲小説的文章是頭等的文學批評，簡直一針見血。 …… 金：很多人都説，你父親怎麼栽培你，其實，他就是在這些方面，給你寄書，跟你討論，這是一種精神上的滋養。 聰：對我來説，他雖然在千里之外，但我們在心靈上是非常接近的。 金：所以我説，到了後來，你們不僅僅是父子在通訊，而是兩個藝術家在展開對話。 聰：我很遺憾，我們隔得這麼遠，有許多話我不能具體跟他講。他在國外五年，我在國外這麼多年，我有機會接觸過的事物，至少在音樂方面，那是他不可能接觸到的，這麼一個了不得的世界！我可以介紹給他，解釋給他聽，多可惜啊！ 金：從1958年到1966年，你們書信往返，他寫了這麼多，你的回信卻很少啊！ 聰：我不敢寫，我只寫這麼少的信，只要隨便説一句，一個小小的感想，就引起了父親這樣的反應，如汪洋大海，源源不絕而來，我要再多寫一些，那更不得了，那就什麼也不必幹，鋼琴也不必練，整天得寫信了！（笑） 金：他可真是你的知己。 聰：我想，我們實在太相像了，互相成爲對方的一面鏡子。譬如說，對藝術的看法，對藝術背後所追求的東西，都很一致。假如我在信上提到喜歡一首什麼詩詞，我們的愛好，永遠是不謀而合的。 金：有很多人誤解，認爲你父親要把你造成一個模子，跟着他走，其實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聰：對啊！完全不是那樣！不過，在這一點上，我常感到父親身上的確帶有儒家的烙印，也難怪有人看了《家書》後，有這樣的感覺。 …… 金：收到你的信，就是他最大的安慰，赋予他生命的意義。你寫信寫得少，一方面是因爲時間不夠，一方面也因爲訴諸文字，不能暢所欲言，對不對？ 聰：我是一個即興式的人，我没有耐性像我爸爸那樣長篇累牘的寫信。我的耐性都用在練琴上，爲了磨練一句樂曲，我可以彈上幾千遍，對我的家裏人來説，簡直像夢魘一樣，害得他們都很受罪。 金：你這種耐性跟你父親替你手抄音樂筆記或《希臘的雕塑） 的耐性十分相像。 聰：我不知道是先天還是後天的影響，或是兩者兼備，我的而且確秉承了爸爸的一切，也許是因爲生活在一起，看到他對人對事的反應吧！我從很小開始，就看到了靈魂痛苦的深淵，看到他内心的挣扎，以及生命的悲劇性。在我父親身上，找不到一丁點虚僞的成份，任何事情都是至真至誠的。 很多人不明白，爲什麼我對爸爸没有一絲怨懟。其實，他當年對我的懲罰，我都記不起，一點也記不起。在父親狂暴一面的背後，我看到了難以置信的内心的煎熬與磨難，這對我來説我日後正好成爲一個演奏藝術家，恰恰給予我一種能力，使我對 人性中“larger than life”的意義，即白遼士（Berlioz）所説，“靈魂的深淵”，能有所理解及演繹。 記得那一年，我從羅馬尼亞回國，還未正式出國，回北京正準備去波蘭，爸爸給我寫了一系列的懺悔的信，像詩一般.的美，很動人，可惜我當時太年輕了，這批信都没有了，一封都没留下來。 當時我很感動，但我對爸爸説：“對我來説，這些事，我一件也記不得了。”相反的，我看到事情背後的一面。我一開始，就接觸到事情的本質，就好比一開始就面對“哈姆雷特”及“李爾王”一般，是有血有肉的，是生命的精髓，血淋淋的！你面對它、感受它、經歷它！事情就是這樣！這也就是我力量的泉源！ 金：你是説找到一些可以作爲支柱的事物？ 聰：不！我是説，我有這種能力，在我最沮喪消沉的時候，總是感到，在生命一開始，已經在感情上經歷過最强烈的痛苦，因而一切磨難都不足道。 我父親的懺悔信，像詩一樣，他又用了很多譬喻，很有哲學意味，例如嚴冬如何摧殘，暴風雨如何來臨等等。很美！我能夠深深的領會。 …… 金：時間差不多了。關於傅雷先生，請問你還有什麼要補充？ 聰：我爸爸還有另外一面。他一方面講西方的人道主義，希臘精神，但我永遠不能忘記他在家裏慷慨激昂的談“死諫”，所謂的“抬了棺材見皇帝”。他對這中國文化中特殊的悲劇精神，很有感受。我父親一開始就是martyr（烈士）的典型，這就是他的Karma（命運）。 現在回想起來，很多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這傳統有種特殊的感情。我父親認爲人有自己的選擇，有最終的自由去選擇死亡，這跟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的傳統正好相反。基督教認爲人没有權力去自選死亡之途，但對我父親來説，“死諫”正是所謂不妥協精神最極限的、最積極的表現。 他説過人必死亡，而在死亡之前，人人平等。 金：因此，他可以凛然踏上死亡之途。其實，他最後選擇的不歸路，是他老早就已經決定的。 聰：就是這樣。 金：我覺得他的做法，已經超越了“士可殺、不可辱”的層次。不是因爲受了辱才去自殺，而是帶着一種莊嚴肅穆的心，自己選擇這條路的。 聰：我1979年第一次回去參加父親的追悼會，他的老朋友告訴我説，1966年“文革”才開始一個月的時候，他已經在説：“我快要走了，我要走了……。”朋友們都覺得提心吊膽。 他對這世界已經無所留戀。從我有記憶開始，就知道他基本上是個極端憤世嫉俗的人，就像《約翰．克利斯朵夫》這本書所說的一樣。但他同時愛藝術、愛美麗的東西、愛可愛的人和自然界。他的愛與他的恨一般强烈。 我的父親是“孤獨的獅子”，他是Cassandra （卡珊德拉）一類的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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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