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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9/13 05:19:03瀏覽732｜回應0｜推薦9 | |
| Excerpt：亞當‧加耶夫斯基的《捍衛熱情》之〈波蘭語寫作〉 續讀波蘭詩人亞當‧加耶夫斯基的文集《捍衛熱情》(A Defense of Ardor)。 關於用母語寫作，在這一篇〈波蘭語寫作〉，我相信加耶夫斯基給了我們更多的想法。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CN11255635 藍色東歐：捍衛熱情 作者：亞當‧加耶夫斯基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05/01 語言：簡體中文 《捍衛熱情》一書囊括了紮加耶夫斯基不同時期的作品，內容從對社會、政治問題的介入，逐漸轉移到更個人、更內在化的精神層面。其中部分篇章是他對精神導師如：恰普斯基、赫伯特、米沃什等的精彩解讀和追憶。 亞當紮加耶夫斯基 (Adam Zagajewski) 波蘭極具國際影響的詩人、小說家、散文家。一九四五年生於利沃夫(今屬烏克蘭)，出生後即隨全家遷居格維裡策。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成名，是新浪潮派詩歌的代表人物。一九八二年移居巴黎。二〇〇二年返回波蘭，居住在克拉科夫。他的主要作品有《公報》《肉鋪》《畫布》《熾烈的土地》《欲望》、《嘗試贊美這殘缺的世界》等,已被翻譯成歐洲多種語言出版。他曾獲得多項國內、國際權威大獎，包括二〇〇四年獲得由美國《今日世界文學》頒發的諾斯達特文學獎且多次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 【Excerpt】 〈波蘭語寫作〉(Writing in Polish) 朋友們有時問我：為什麼不用英語寫作？或者，如果是在法國，為什麼不用法語？他們顯然認為，如果改變語種，我會受益良多，因此最好是使用一種世界性語言，而不是一種地方性語言。原則上，我同意；用一種更加廣泛使用的語言 (要是我能就好了！)，當然會更方便。這使我想起一則有關蕭伯納的軼事。在跟亨利克‧顯克維奇通信時，蕭伯納表示，他不理解波蘭人為什麼不採納俄語作為自己的語言。愛爾蘭人就接受了英語並且使用得十分出色！的確如此。 用波蘭語寫作，在十九世紀國家被分割時，是一種愛國行為，因為波蘭語的生存受到了嚴重威脅，尤其是在俄語通行的地區。如今，沒有人會問自己這個問題，一個出生在格但斯克的年輕詩人，即使他相當清楚城市的過去——這在當前是相當普遍的，他也不會問這個問題：應該用哪種語言寫作。他根本不想知道波蘭語之外還有其他語言。唯有像我這樣，多年生活在國外，才可能遇到這樣——或許算是天真的——語言選擇的問題。 如果用波蘭語寫作，這就意味著你要接受波蘭歷史賦予的全部複雜的遺產。一個用法語寫作的人，他的寫作有意無意都會帶上諷刺和優雅以及一點詩意，不只成為蒙田與巴斯卡的繼承人，也會帶上一些路易十四的特點，或至少是其宮廷的氛圍，俏皮的談吐，兇惡的名句，對道德的關注，以及革命的蠱惑。而用波蘭語寫作的人，其血液和墨水中流淌的則是另外的基因，十八世紀社會體系的崩潰，被分割的不幸，起義失敗的不幸，以及我們的國家長久而戲劇性地存在的脆弱性；以一種也許不夠正直與冷靜的方式，這基因會轉化為一種幻想的怪物，容易成為一個受膜拜的物件 (如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對立之歌》一劇中那樣，或類似於一種法國式熱情) 和蔑視的物件 (如俾斯麥和德國或俄羅斯民族主義者所代表的種種)。波蘭像植物般生長於歐洲的想像中，有點像湯瑪斯‧曼的小說《死於威尼斯》裡可愛的塔齊奧——美麗，纖美，難以理解，天真。或者相反，它常被視為一個落後、骯髒、醉醺醺的國家 (例如，在歌德對波蘭旅途的簡略記敘裡，它是由克拉科夫中心廣場的一塊牌匾而被紀念的) 這是一個應該儘快被制服的國家。要麼美女，要麼野獸，沒有兩可。即使是在今天，波蘭人似乎也需謹慎，但最好保持最大的好奇——傾聽來自西方大城市裡的關於波蘭人的看法。 (Poland vegetated in the European imagination rather like the charming Tadzio in Mann’s Death in Venice—beautiful, elusive, ethereal, and childlike. Or just the opposite—it was a dirty, drunken backwater (see, for example, Goethe’s description of his brief visit to Poland, commemorated by a plaque in Krakow’s main square) to be vanquished as quickly as possible. Beauty or the beast, nothing in between. Poles still listen mistrustfully, but with great curiosity, to the opinions expressed about them in the West’s great cities.) …… 從任何西歐的角度，都將很難想像波蘭歷史所穿越過的地獄景象。比如，無疑是養尊處優慣了的德軍攝像師記錄的時刻——倖存的華沙人口，緩慢行進的男人、婦女、兒童和老人組成的看不到盡頭的佇列，在一九四四年秋天起義失敗後，正在離開化為廢墟的城市，這些都是屬於過去一個世紀裡，最為可怕的圖像集的豐富內容。城市平民溫順地放棄自己的城市，一個歐洲國家的首都，任其留在廢墟中——還有什麼比這更可怕的嗎？(也許，唯有在這同一座城市，在一九四三年猶太人聚居區存在過的集中營、毒氣室、毫無希望的起義所代表的那種恐怖)。 這特殊的時刻，也成為波蘭作家在戰爭結束後，立即進行的一場看不見的辯論的參照點。當然，他們並不像專業的歷史學家那樣參與辯論——他們沒有辯論過失的問題，華沙起義責任的問題，他們沒有分析軍事和政治的局勢，但是，文學的零度，超過羅蘭‧巴特學術隨筆裡陳述過的痛苦，卻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給波蘭作家的想像力以重大影響。不僅是影響，它被吸收，並成為一個永久的構成要素；波蘭文學的想像，踏上了屬於自己國家的地獄的經驗。 無需任何學究式的提醒，在史達林主義統治的那些年，沒有任何根本的改善；當然，恐怖——如果與納粹恐怖相比——的確是大大減輕了，而且社會中相當大一部分人相信，即便是在殘暴的統治下，國家的重建仍然是一個值得稱讚的承諾，不能拖延到一個可能的、更好的時代，但是，也仍有一些難免辛酸的經歷。那個時期，經濟上可笑的浪費與無所不在的秘密員警，它們的存在決不允許人們忘記，整個事業的實質，更近似於一出荒謬劇，而非一個合理政府的所作所為。 時代的無情，及其補償性的輕浮，意味著今天年輕的一代，熟悉後現代主義理論並充分意識到文本陷阱的年輕一代，已經忘記了所有那些恐怖；不能不說，就波蘭戰後文學的根本性質而言，在做出積極回應方面，有負於那一時刻——華沙人被迫離開化為廢墟的城市那一刻。今天的年輕作家，首次發表作品不久就可能被人記住，但對我以及出生於戰後的我的同代人而言，生滿雜草的房屋廢墟，就像哥特式修道院遺跡對於浪漫主義者一樣充滿誘惑，既包含寶藏也富於危險，它們構成了我們童年深愛的自然景觀，也激發了我們最初的靈感。 在過去的六十年裡——既包括在波蘭國內，也包括在移民中，因為任何在克拉科夫讀中學的學生都知道，產生於巴黎、阿根廷或加州的波蘭文學，與在波蘭國內一樣多——寫作很少是純學術、理智、無血性或邊緣性的職業；它很少只是為了美的追求、為了福樓拜式與語言的搏鬥，或者僅僅為了某個單一經驗的詳細記錄。它最像一種咆哮，裝滿了炭的陶爐，詩歌和散文的容器在其中被加熱到一個很高的溫度，顯示出見證者和好奇心的洞察。寫作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它提出與整個社會有關的、涉及存在主題的宏大而莊嚴的論題。悖論的是，辯論的參與者們——維托爾德‧貢布羅維奇，耶日‧斯蒂姆坡夫斯基、切斯瓦夫‧米沃什、亞力山大‧瓦特、約瑟夫‧恰普斯基 (作家、畫家)，茲比格涅夫‧赫貝特、古斯塔夫‧赫爾林‧格魯德欽斯基和耶日‧吉德羅茨，我只是提及這些“巨人”中的少數——都反抗它，根本沒有想要它；他們對更偉大，普遍的主題和趨勢更感興趣，包括形而上的問題，但他們只能千辛萬苦地，從政治與集體的土壤裡生長的灌木叢中，開闢他們的道路。我幾乎無須多說，他們都是一流的作家，而我們所談論的，也不是一群理論家，而是文學藝術的大師。 離開這樣的背景，是無法理解波蘭文學的；顯然，不再像在古老的日子裡那樣，文學就是貴族們坐在高樓大廈裡，讀著普魯塔克和維吉爾寫下的文字，而且，這樣的收穫曾是在快樂中完成的，是一項沉浸於悠閒的工作。在大危機時刻達到成熟的一代，那些偉大的無名之輩，他們流落在世界各地，並依靠奮鬥在極其困難——經濟和精神雙重困難的——條件下倖存了下來，在巴黎人的蔑視中，也在其他左派的奚落聲裡；然而，它的確成功地創造了波蘭現代文學的感性基礎。以一種普遍而非地方性的方式，它成功地創造了與歷史的威脅相匹配的文學模式。它也縫合了希望最深的斷裂，避免了過於廉價的慰藉。 …… 我深信，如果沒有那一代“巨人們”的活動，在今天，以波蘭語寫作要困難得多。或許那一代人留下的唯一的問題是，他們的偉大和高尚思想，有效地使其繼承人不可能上演一齣俄狄浦斯喜劇，其中涉及代際之間的衝突，下一代燒毀父親的肖像。你怎麼可能反抗如此壯烈地追尋真理的烈士，如此出色地為時代作證的人？他們的寫作太輝煌了。 …… 任何試圖以波蘭語寫作的人，都面臨著新的威脅。眾所周知的“常態”，它是很難界定，但中東歐的公民長久以來夢寐以求的情形，終於得以實現了，在文學上也是如此。“凡俗”現在被允許——你可以寫得很輕，可以寫得瑣碎，完全只寫自己那點事，或確實只寫自己喜歡的東西 (但主要是關於自己)；在某種意義上說，“意外取得的”民主對於極權主義的偉大勝利，也可以看作是常識對於極權主義謊言的勝利——謊言是極權主義的本質，而民主並不能保證誰免於粗俗。 中間一代和更為年輕一代的波蘭作家，雖然他們並不一定要意識到這一點，他們仍然行走在“巨人們”為他們撐起的傘下。然而，在文學裡，這把傘雖然可以保護他們免遭雨淋，卻關閉了頭頂的星空，因此，無人知道這樣的時期，會持續到什麼時候才會結束。 波蘭語寫作——但是，用什麼語言寫作真的那麼重要嗎？任何一種語言，只要用得好，難道不是一樣能夠打開通往詩歌的門，向我們揭示世界嗎？寫作的人通常獨坐，面對蠻橫地反盯著他們的空白紙或暗淡的電腦屏。他們都是孤獨的，如果不計這樣的事實，即他們為他人而寫作，而不是為自己。既受益於傳統的鼓舞，又承擔其妨害，那些已逝者聲音的喧嘩，他們試圖深入到未來的年代，現在卻保持沉默。他們想要表達的思想，似乎屬於任何一種語言，他們內在的吼聲像是火、風和水之外的一個元素。 Writing in Polish—but does it finally matter what language we write in? Can’t any language, properly used, open the road to poetry, the world? The writer ordinarily sits alone with a blank piece of paper or a pale computer screen staring boldly and intently back at him. He’s alone although he doesn’t write for himself, but for others. Inspired and impeded by tradition, that great tumult of dead voices, he struggles to see into the future, which is always mute. The thoughts he hopes to express seem at times not to be part of any language; they roar within him like another element, alongside air, water, and fire. 作家是孤獨的，表達喜悅或悲傷。他的探索的見證者，既不是護照辦理處，也不是大學的文法專家，只是太陽和死亡——這兩種力量，用拉羅什富科的話說，我們都不能正視。 He’s alone; he voices joy or sorrow. His quest’s witnesses are neither passport offices nor university grammarians, but sun and death, two forces, as La Rochefoucauld said, we can’t look in the fa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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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