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tiredbum notes: 

A friend of mine emailed me the following link of Prof. Zheng Hong's speech, and the excerpt of his recount on the motivation that drove him to write his book "Nanjing never cries" (《南京不哭》).  I hope I'd have time to read either the Chinese edition or the English one.  

這是物理學家鄭洪在北京清華大學的演講。

我年近八十，个人之事已看淡。但人虽老了， 偶然读到关于八年抗战时期的记载，感动犹甚于年轻时。 愈来愈觉得，我这年纪的老人，亲身经历到这一代的苦难， 应该尽量把我们的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为历史作一见证。 所以多年以前，我想过写一本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小说。 但文学创作离我的专业很远。我名为教授，其实教书是其次， 研究是主业，必须全神贯注。

改变想法是在1995年4月15日下午。那天我坐在办公室， 忽然两位美国教授敲门进来对我说：“郑洪， 你该到那个专题讨论会去一下，那些人在扭曲历史。”

我走到 MIT 第九楼105室，里面坐了大概两三百人。讲台上站着四位主讲人， 三位是美国白人，一位是日本人。没有中国人，也没有东南亚人。 我坐下听了一会。台上讲话绕着一个主题： 日本民族在二战为了卫护他们特有的文化，抵抗西方的文化侵略， 受伤最重，所受的苦难最多。他们又说，假如不是某某，某某事件， 也许美国不会把原子弹投在广岛和长崎。

我举起手发言，“我也为广岛和长崎的死伤哀悼。但中日战争， 日本是侵略国，广岛长崎事件是日本自食其果。 何况日本被原子弹所慑而投降， 保存了至少数十万日本人和美国人的生命。我还要问四位一句话： 如果一群强盗闯进了你的家，强奸了你的妻子，杀了你的儿女， 还要割断你的喉管，警察来了，把强盗制服。对你们来说， 这是一个警察暴力的故事吗？”

全场鸦雀无声。过了一阵，白人主讲人辩了几句， 又回到以前的话题去，无一语提及我的抗议。

讨论会散场后，我随着人潮走出大堂，忽觉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 转头一望，原来就是刚才站在讲台上那位日本人。他对我说，“ 这位先生，我不认识你，但你说的话我字字同意。” 他请我在一张大纸上签名， 吁请日本政府为日本的战争犯罪行为向中国人道歉。

过了一些时候，一本 MIT 杂志，名为　Technology　Review，登了一篇关于广岛事件的长文， 由一位讨论会主讲人执笔。我写了一封信去回驳， 过了好几个月登了出来，里面的警句几乎全被删掉，剩下只有半页。

这就是美国的言论自由。

我心想，你们限制我发言，我更要发言。

《南京不哭》就是我对他们的回答。

《南京不哭》，[美]郑洪著， 译林出版社2016年12月第一版，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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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中日战争有进一步的意义， 德法战争是国与国之间的军事战争， 前者又兼为在种族歧视下进行的屠戳。二战时，日本人到了中国， 以征服者的傲慢，屠杀中国男子，强奸中国妇女， 罔顾人权和生命神圣。我们叙述中日战争， 光说多少人死亡是不够的，还要说明许多人是怎样受尽污辱， 丧尽尊严受尽羞耻，我们须从这个高度去诠释中日战争。

1937年12月13日，日本兵冲入南京城， 在城内展开约六个星期的屠杀和奸淫。七十九年已过去了， 据1946年国际战犯审判法庭的估计， 约二十余万中国人在南京被日本兵惨杀， 中国历史学家的估计是三十余万人。

一个人的死亡是个悲剧，但几十万人的死亡不过是个统计数字。 后者很难让人们和现实连在一起。请容我作个比较， 今年九月我在纽约，早上醒来打开电视， 只见各频道播出的全是民众在广场聚会的情景。 肃容的男女一个个上台，宣读他们不幸死亡的亲人名字。牧师祷告， 市长致词，不忘这个在恐怖袭击下丧生三千人的灾难。 我才记起这天是9月11日。

但是在中国，从1937年12月13日起， 每天都有一个911型的灾难在南京上演，连续42天。 如果911的惨剧在纽约发生不是一次，而是连续不断的42次， 美国人可能全部心理崩溃。

张纯如称南京大屠杀为“被遗忘的种族浩劫”。 但这个浩劫只是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的例子之一。在中日战争中， 屠杀到处发生。有些日本人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但即使我们把南京大屠杀撇去不论，也不能抹去日本战时的罪行。

二十世纪最后一年是我的休假年。我去南京住了三个月， 在南京大学开了一课，授量子场论。 感谢南大借我一个职员宿舍的小公寓居住， 又让我在教员餐室用早餐。我喝不惯用奶粉调成的牛奶， 便从街上的摊子买一杯豆浆，一笼包子。 中餐和晚餐就在摊子上买一盒饭回家吃，两个菜，一点米饭。 南京冬天还是很冷的，水龙头没有热水， 早上刷牙漱口令我牙关打战，洗澡更是件苦事。但过了不久， 一切慢慢习惯。在往后的日子里，贫和富对我变成相等的， 金钱失去了意义。我在南京最骄傲的一刻，是一天在街上， 有人向我问路。我已成为南京人，有资格去写南京的故事了。

在南京，我有幸和两位大屠杀的幸存者见了面。 他们的名字是常志强和姜根福。这两位老人谈起62年前的往事， 仍不免老泪纵横。我的妻子在旁，也陪着流泪。 我的小说里好些情节，尤其是南京城陷那天的情景， 就是源于他们的故事。

回美以后，从2005年开始， 我利用课余时间以英文写作一部小说，题为 Nanjing Never Cries。我无意重挑民族上一代的仇恨， 但历史不容以信念剪裁。我们可以宽恕，但不可忘记。 在战后七十余年的今天， 西方社会对日本战时的暴行显然已经忘记了大半。 我们的声音在美国的学术界渐渐被淹没了，我们该对世界发声， 把历史的真相用种种方式表达出来， 让世界重新认识日本侵略中国以及列强蹂躏中国的史实。

英文不是我的母语，用英文写作，对我是个挑战。 有一次我写了几页文稿，请一位年轻教授看一看。他批评说， 我的英文造句“stilted”。 由于他的阶位比我低， 我以为这是赞美之词。回去查了字典，才知道他的意思是我的文句“ 笨拙”。(Retiredbum notes: An American professor should have learned the word "stilted".)

另一次我告诉一位美国朋友我在写一本英文小说。他很客气地说，“ 等你找人把它译成英文以后，我一定买一本。” 我只好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他的表情十分丰富。

写成一千余页的初稿，被人批评太长，只好忍痛删去一大部分。 然后又被批评不合现代西方小说格式。数易其稿， 又被批评英文句子不够精练。幸亏我的邻居爱丽霞女士(Alexa Fleckenstein）答应替我修改。 我们每星期二下午坐在一起，由我读稿，爱丽霞修改。 我回家后再改一遍。全书改好以后，我从头到尾再改两次， 前后十年，易稿不下十次之多。

伊丽莎白(ElizabethChadis) 替我把稿件拿到MIT出版社。主持人爱伦(Ellen Faran) 说，“我们不出版小说，我可以瞄一眼 (take a glance)，然后建议郑教授应如何处理。”她又说，“ 我的工作很忙，只能在出公差的飞机上抽一点时间， 请告诉郑教授不要等我。”过了两个多月，她来信说， 读完第一章后，又把其他部份读完，又从头把全书再读一遍， 决定出版。由于我的书性质和其他书不同，她计划成立一部门， 或命名为 Killian (前任校长的名字)Press，以解决此问题。

英文小说找到归宿后，我开始动手把它译成中文的《南京不哭》。 我不熟悉任何国内的出版社。 幸亏素不相识的堪萨斯大学苗德岁教授热心，看到“科学网” 的报导，推荐给译林出版社的宋旸女士。 宋女士当天即写一电邮给我，《南京不哭》始得和国人见面。

很多人知道我的小说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 心里就浮起许多血淋淋的场面。事实上， 这本小说写的是两对男女在七十年前大时代中的悲欢离合。 陈梅是南京一个水上人家的女儿， 任克文和约翰是麻省理工学校的毕业生， 珠迪是美国唐人街长大的女子。贯彻全书，无非人间一个“情”字。

（作者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