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問題，就是產生「非正式權力」長期指揮公權力的亂象。

以最讓國人關注過的趙建銘引發的所謂四大弊案，短短時間，吸金的財貨竟以上億元來計算，如果不是掌握公權力的人士配合駙馬的「關說」，相關單位為什麼配合？這些人或許未必參與「圖利」（這部分有待司法單位進一步偵查」，但可論斷，這些「被關說之人」必接受了「非體制內人士」的指揮。

進一步追問：龐大的國家機器，為什麼抵抗不了一個「非體制」人士的壓力，原來是這種壓力早就鋪天蓋地了，公權力早就習慣於接受這些非體制力量的壓迫與指揮。別忘了，二○○○年陳水扁就任後，副院長和秘書長，會前先向總統府的秘書請示，會後要向總統府的秘書匯報。

上行下效，當權新貴機要秘書習於越級遙控，下巴翹得比天高。政府的運作就是親信、親人和親友成了「傳話人」，各部門的官員們不順從而因此被拔烏紗帽的故事層出不窮，也難怪許多高官一接到電話那頭傳來：「我是趙建銘。」脊樑骨就先矮了半截。

趙建銘都是如此了，那些和陳水扁更親近，可能有長期「革命情感」的戰友、是生命相隨的妻子、是情義相挺過的故友、也可能是伸過援手的金主‧‧‧能不聽聽他們的意見嗎？

哪一個人的見解和意見，最有代表性？當然給了所謂的「一妻二秘三師四親家」等空間。

非正式權力就會讓正式體制的決策與控管更失靈，開始就有徵兆。2000年8月，當時的台北市長馬英九市府向當時閣揆唐飛簡報台北巨蛋案，唐飛裁定了要「蛋落松菸」，文建會主委陳郁秀和副主委羅文嘉等有異見，到總統府找陳水扁陳請，決策一夕翻轉。

問題核心並不是松菸適不適合蓋巨蛋？公共決策本就有多元意見。問題是，有沒有一個透明與嚴謹，眾人可以依循與預測的決策體系！

行政院長的「裁決」都可以一夕翻盤，程序不明確，權限被混淆，層鋒意見就可定案，政府體制的存在意義何在？

因為沒信心與不信任，靠「非正式權力」掌控的用人風格，對國家機器的最大影響就是，整個決策體系都混亂，失去了定位了。

連行政院長都可能被翻轉了，其它的部長呢？其他的次長呢？司處局長更不會被信任了，還是找條「通天之道」吧。

「通天之道」正是那些機要，找那些號稱通天的立委，更有效的，當然就奔走「後門」，哪還能有紀律可言，官箴和專業，漸漸流失。

正就是在對國家機器的不信任下，陳水扁「掌控一切」為核心的用人之道，形成了親信、親人和親友，長期以「非正式權力」指揮公權力，置國家體制於度外，正是弄權貪瀆之所以層出不窮的總源頭。

當一個民主政體的統治者若不能恰當地掌握權力與能力的分際，造成了偏差不斷累積，將使官箴、財政、金融、政府效能各種環節出現各式各樣之顛三倒四的「合理性危機」（Rationality Crisis）。

政府的統治已頻生不合理之處，奸宄自然有空隙可鑽，進而引發更大型的「正當性危機」（Legitimation Crisis），2006年後，政府各種頻被爆料的貪腐，就是在此背景下產生。其實已不是個別人物的操守問題，而是整個國家已經沉淪到「不可治理」（Ungovernable）的處境之中。 

〈以上文章摘錄自『哭泣的台灣』，INK，2008/02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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