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9日)傍晚，臺灣總統府正式宣布由前副總統、行政院長連戰作為領袖代表，出席將於11月在秘魯舉行的ＡＰＥＣ非正式領導人會議。這個傳聞從7月下旬就已經在臺北政壇不脛而走，但礙於當時尚未獲得北京的認可，故無論是總統府還是連戰辦公室都避而不答。然而就是在答案揭曉的今天，從淩晨的日報刊登前監察院長錢復“呼聲很高”，到上午的國臺辦記者會，發言人楊毅既強調會“遵循以往的慣例”，但又不忘補一句令臺灣媒體浮想聯翩的話：“也會考慮兩岸關系發生了積極變化”，使輿論左顧右盼，不得要領。

之所以認為連戰出線是北京對臺的又一重大讓步，蓋因為9月的國臺辦記者會上，楊毅的上司李維一還是照著老規矩提出按諒解備忘錄辦事的原則，而這個簽署於1991年的備忘錄，正是2001年前副總統李元簇出席上海峰會受阻的關鍵原因。當然，李元簇被拒也與陳水扁的政治操作有著直接關系，加上那年的東道主就是北京當局，臺灣主權的伸張就此止步。其後，林信義、李遠哲、張忠謀、施振榮等人都代表過臺灣領袖現身APEC高峰會。近年來嚴格照原則辦事的北京，此次能應允連戰率團出席，絲毫不介意其“前副總統”的背景，與營造陳雲林訪臺氣氛和拉擡馬政府跌入冰點的民望息息相關。對北京來說，馬政府的兩岸政策如果不受臺灣民眾支持而失敗，無異是大陸當前對臺政策重大挫敗。為避免當前兩岸關系因臺灣內部問題出現倒退，北京在關鍵時刻“拔刀相助”，一方面釋放北京善意，一方面預示北京在討論臺灣國際空間這部分，並非鐵板一塊，只要雙方有互信，一切好商量。

一、鬥轉星移後的ＡＰＥＣ互動格局。一般而言，為了反臺獨，北京絞盡腦汁防堵李登輝、陳水扁政權借道諸如ＡＰＥＣ等國際場合宣揚獨立理念，並夾帶私貨，由此每年峰會，臺辦系統必定以臺灣當局不得派出經濟事務負責人以外的代表與會作為紅線，早於臺北政壇人選傳聞滿天飛之前就堵住政客、媒體的大嘴巴。在李登輝、陳水扁政權當家的年代，因為主導權不在中共一方，所以北京基本采用堅強防守全面築起反臺獨的手法，以絕不給臺獨政權任何可乘之機作為對臺工作的最高目標。但自馬英九上臺後，兩岸關系的改善已經到達了獨派不能再忍的地步，而連戰又是國共和平的“使者”，同樣都是“政治人物”，李元簇和連戰截然相反的命運，是兩岸大局起伏的象征，也是人心向背的指標。

二、繼稍早前北京私下打發了幾個“喜新厭舊”的臺灣邦交國後，中南海被視為拿出了實際行動響應馬英九的外交休兵戰略，起碼不再把挖掉邦交國看做對臺工作的“豐功偉業”了，而為馬政權保留下那些為數不多的邦交國也能起到穩定人心的作用，況且北京實在也不需要靠著墻頭草國家聲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來獲得心理安慰。雖然早有北京學者質疑如此大範圍的讓步是不是有過分綏靖的嫌疑，對這種做法的成效很有疑心，但依然阻擋不了高層抓住機遇開拓進取的決心。

三、馬政府處於上任後的歷史冰點，執政成績一敗塗地，就在最近幾天經濟部長還承認“馬上好只是競選口號”，言下之意是奚落那麽指責政府無能的人，腦筋為免太簡單了，連選舉政見和競選口號都分不清楚。於是馬政府又多了一項罪名：詐騙集團。試問一個信用破產、無能敗家的政府，如果再沒有點提振人心的藥方，明年底的縣市長選舉，國民黨還會有勝算嗎？不僅如此，就連劉兆玄內閣能不能泥菩薩過江都很難說。此時的ＡＰＥＣ高峰會代表人選必須是要有突破性的人物，而非退出江湖多年的社會清流人士。另一方面也能對苦於尋求外交突破的民間焦慮心理發揮彌平傷痕的撫慰意義。

四、毒奶粉危機釀成臺灣人民史無前例的恐慌情緒，盡管陳雲林造訪前夕，海協會以極其低調的方式致歉，但依舊無法徹底消除臺灣人對大陸“談奶色變”的心態，加上臺獨與民進黨持續煽動民粹，美化反中抗共的行為是愛臺灣，如此顛倒黑白下去，中共對臺政策豈非更加舉步維艱？雖說反對臺灣政治人物踏足國際是京城的一貫立場，但此一時彼一時，當初用來對付臺獨的那一套顯然與時下的形勢格格不入，而連戰作為臺灣“親近大陸”的指標性人物，允許他前往出席ＡＰＥＣ只有好處沒有壞處。不但有助於北京進一步奪回失去已久的主導權，還能協助馬政府從民意的無底深淵中稍微喘口氣，順便借機展現大陸和善友好的一面，以消除毒奶之後嚴重受損的大陸形象（或政黨形象）。

在ＡＰＥＣ高峰會中，當胡錦濤與連戰碰巧相遇之時，北京要的裏子得到了，而馬政府念茲在茲的面子也有了，連戰的個人政治生命中也添上了又一個值得紀念的歷史轉折點，一舉多得說的也就是這個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