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改革，往往帶有諷刺意味，成果愈豐碩者，往往下場愈悽慘，商鞅與桑弘羊就是代表，張居正更特殊，其下場都牽連家族生死存亡；被趕下台的，除了自己官場失意外，反倒沒事，王安石抑鬱以終，但終得保全家人幸福。

他們都是力行變法者，但最大的差別在哪裡呢？可能的答案就在於背後支持的力量是否足夠強大而不變。

先以商鞅來說，秦孝公硬頂著秦老氏族的龐大壓力，至死前一直支持改革，立場絕對堅定，提供了商鞅無限的揮灑空間，秦國驟然興起暴起，商鞅確立法制堅決執行功不可沒。然而當秦孝公一夕驟逝，商鞅頓時失去不動的靠山，貴族既得利益集團壓力排山倒海而來，加上秦惠文王放手倒閣，最終罹於自己所建構之法網而不得脫。商鞅沒有見好就收的問題固然見仁見智，但已造成有心改革者無形恐懼感的心牆，是可以確定的。以至歷朝歷代倡議者雖多，但假改革之名以遂貪念，實居七八。其餘縱潔身自愛，但多無可恃力量，往往虎頭蛇尾草草收場。

桑弘羊的事蹟，前篇文章有提過，也是因為漢武帝的全力支持，才有財用足夠的好表現。但最後因古代謀反告發浮濫，終禍延子孫，這似乎也是得罪過多貴族所致。張居正的例子則較特殊，因明神宗萬曆皇帝是張居正的學生，即使皇帝也要讓他三分，因此張居正在世的改革為明朝中葉打了一劑強心針，固然延續了生命，卻也破壞了財政基礎，以至死後即由萬曆皇帝授意群臣攻訐，張居正子孫因而受戮或流放充軍戍邊。這兩個例子明顯昭示著後人，改革的程度愈巨大，反撲的力道愈是驚人。

王安石算是幸運的，許多歷史學家評論王安石時，都說其個性執拗、不通人情，但個人並不這麼認為。整個北宋自建國以降，重文輕武、強幹弱枝的政策很清楚，故能夠以大學士進入參政議政者，均為超高級知識份子，各吹各的一把號，誰也不讓誰。同時，由於對文人的禮遇尊重，對於文士家產富可敵國、莊園產業包山包海，連皇帝也無可奈何，在這種扭曲貧富差距懸殊的社會要倡議力行改革，可說是萬分艱難。宋神宗固然雄心壯志，但在太后黨人不斷說項下，耐心也有耗盡的一天。罷黜王安石命歸故里，從結果來看，皇帝對王安石是寬厚仁慈的，也帶有無奈的意味。

我們是法治國家，固然不會出現像古代那樣剝奪無辜生命的例子，但面對狗仔偷窺文化盛行的社會，要人才站出來力行改革，誠然要有巨大勇氣，更重要的，背後一定要有堅定不移的支持力量。既然改革會痛，人民也痛了，內閣就要一起痛，甚至要更痛，還是那句話，趁這兩年沒有選舉，請馬總統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