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20多年前，洒家與劉曉波先生在一所學校時，他發表在〈世界經濟導報〉上的大作。

此文中，劉曉波認為「美」是一種裂變、閃念，批駁李澤厚先生關於「美」是一種沉澱與傳承的觀點。

依照那個年齡階段的認識，洒家認為劉曉波的觀點有點偏執。很簡單，「美」是什麽？我相信一百人或許有一百個認識。作為學術之爭，劉曉波年輕氣盛，對他人觀點予以簡單的否定，多少有些嘩眾取寵之嫌。

時間折返到上世紀80年代。那是一個怎樣的時代呢？好比一個被封閉了很久的屋子忽然打開了窗戶。窗外色彩斑斕，那的確是從未見過的景象。驚歎、好奇、神秘、衝動充斥在每個人心中，顛覆與否定自己成為那個時代的風尚。

1989年6月，一個躁動不安的月份。我們每個人與這個社會一樣，不斷累積的情緒在北京大學的火種下被點燃了。在遊行的人流中，我并不清楚我的訴求是什麽？懵懂之中，只是感到這個世界需要變化，至於該變成怎樣一個世界？不知道！

從學校到天安門廣場的幾十里路程，腳上廉價的鞋子已經走破了。打開羞澀的錢囊，將僅有的十幾元錢（全部的財富），投入民主運動的募捐箱中，一種神聖感與使命感油然升起。呵呵，每次回憶到這裡，則讓我聯想到魯迅筆下的阿Q與革命。

劉曉波先生在那場轟轟烈烈的運動中，如同諾貝爾和平獎的說辭一樣，是個理性抗爭者。他不同於那幾個學生領袖，不主張推翻政府，不主張流血鬥爭。同時，他與那幾位學生領袖不同，64發生時，他中斷在美國的學術交流，回到北京。64結束后，他拒絕政治避難，一直滯留大陸至現在。

劉曉波是否擁有諾貝爾和平獎的資格？洒家認為這不是他個人資格與否的問題，而是這個獎項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問題。

西方社會認為這個獎項會推動中國政治改革。果真是這樣嗎？洒家回答是否定的。目前的中國真正熱衷政治體制改革的也僅限于思想界與教育界，中國的中產階層與廣大的低收入階層並不在其中。

其一、中產階層大多忙於完成財富積累，並不希望這個社會動盪。西方人眼中的中國政治改革當然是終結中共的一黨執政。洒家不敢想像，由此衍生的社會矛盾與民族矛盾不引起中國社會動盪才怪。

其二、低收入階層（包括農民），選舉與言論自由對他們究竟有多大意義？馬斯諾的需求說，正是這個問題最好的詮釋。

洒家認為劉曉波先生是一個君子，爲了自己的信念不屈不撓，但這是他個人的政治信仰問題。就像柏拉圖心中的「理想國」一樣，一個偉大的理想也未能讓希臘以及西方世界成為理想國。

洒家認為劉曉波先生也應該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但是，若實現他倡導的「零八憲章」不敢苟同，至少是時下的中國。

美國人從來都關注的是美國利益。美國人有鼓吹與鼓動中國政治改革的權利，但從沒有承擔中國政治與社會災難的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