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題目聽來怪怪的，用這個題目的原因是針對綠色學者在戒嚴時代因為二二八史料的缺乏，所以民進黨用大量的二二八當事人的口述歷史來寫二二八歷史，雖然立場偏頗，理路不通。但是因為資料不足，還可以原諒。但是解嚴以後，官方檔案幾乎全部公布，資料之豐富，二二八幾乎已毫無祕密可言，許多歷史疑點早已真相大白，可是綠色學者居然對許多官方檔案視而不見，依然只引用口述歷史只引用口述歷史來寫歷史，或者對官方檔案選擇性的引用，而以口述歷作為二二八史料的主要來源，這種歷史，這種史學家令人啼笑皆非。

有些綠色學者不願採用官方檔案的主要理由之一是官方檔案會做假。沒錯，官方檔案不能盡信，可是官方檔案怎麼可能全部都假？判斷官方檔案的真假是一個史學者起碼的功力，譬如二二八史料的官方檔案，涉及高官的作為，高官呈送給上級的檢討、報告，有可能爭功諉過，有可能造假，但是地方政府、下級單位的一手資料，如有關暴徒打殺外省人，損毀警察局、機關、學校、商店的統計數字，傷亡報告，各地軍警武器損失情況，每一件公文書，都經過承辦人、科長層層簽認，再小的單位，公文都有一定的流程，數量又如此龐大，這些資料可能是假的嗎？當時被搗毀的對象，絕對不限政府機關，幾乎全省知名的中學、大學都是被破壞，這些有關被損毀的公文書的原件至今保存完好。綠色學者是否該對這些連學校都要搗毀的行為提出一些看法，因為這也是二二八的一部分。

口述歷史其實只是歷史研究方法的一種，從事歷史的工作者除了要謹守口述歷史的道德規範，如忠實紀錄被訪問者的陳述，不得曲解原意，不得誘導被訪問者，同時對問題本身以及被訪問者的學歷、經歷、家庭背景等都要有充分的瞭解。最重要的不能全相信被訪問者的話，更不能以被訪問者的史觀為史觀。原因是：

一、被訪問者因為時間太久，可能記憶失真。

二、被訪問者可能因為責任、利益等原因而撒謊，如美國歷史學家詹姆士．本斯(James M Burns)在訪問二次大戰的老兵時，他發現老兵有集體撒謊的現象。

三、被訪問者立場不同，觀點當然不同，尤其史觀部分，被訪問者如非歷史學家往往沒有資格對歷史事件下評論，因為那是屬於專業判斷的範圍，是歷史學者的工作。

四、口述歷史有時兼具民調功能，必須顧及平衡原則，如二之大戰，羅斯福、邱吉爾、史達林、蔣中正，其口述歷史對二次大戰的回憶，因為國際社會的爾虞我詐，史達林的狡滑、邱吉爾的老謀深算、蔣中正的欲振乏力、羅斯福因為健康關係影響的判斷力，又對邱吉爾的糾纏、史達林的要脅無法招架，歷史學者假如要寫二次大戰的國際關係史，上述人物的回憶錄或口述歷史資料缺一不可，其中任何一個人的口述歷史只是歷史資料，而不是歷史全貌。以二二八為例，綠色學者的二二八口述歷史對象幾乎全部是本省人，外省人佔的比例微乎其微。從二二八那天到二十一師登陸十天左右的時間，外省人不是被打殺就是被圍困或者被看管在建築物內，甚至包括嚴家淦在內的高級公務員，驚恐的外省人一直到三月二十六日中央日報報導「飽歷台變驚險，外省人返榕廈，在基隆候輪者猶逾萬人」，許多外省人也是二二八的受害者，為什麼獨缺這群人的口述歷史。

總而言之，口述歷史只是研究歷史的方法之一，即使經過專業史家做出很可信的口述歷史，也不過是歷史材料而已，不可以用口述歷史來否定國家檔案，更不可以用口述者的想法當做史學家的史觀，研究歷史先有成見，用口述歷史入人於罪，都不配做歷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