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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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02/16 02:02:25瀏覽618｜回應0｜推薦1 | |
2000年至2002年，是韓國大眾傳媒事業變動劇烈的三年。在這三年的時間裡，韓國逐步克服了金融危機的後遺症，報紙期刊、廣播電視和新媒介有了不同程度的發展，最主要的表現是網際網路的興起、廣播電視傳播的數位化（包括數位衛星電視時代的來臨）。三年中，韓國的大眾傳播媒介也經歷了激烈的爭議和衝突， 中心議題是新聞業的改革。其間，大眾要求媒體改革的壓力日增，但社會各界對改革的定義、目標卻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認為，改革意味著無限制的自由競爭，以便克服經濟危機；另一些人要求傳播媒介進行結構的重組與更新，以克服舊體系的種種缺陷。所有重要的事件都引起了廣泛的爭議，甚至劇烈的衝突；社會各界對媒介的作用產生了明顯的分化。不過，一個鼓舞人心的現象是南韓和北韓記者之間的交流日益增多。 一、數位革命的興替 新千禧年到來的時候，網際網路在韓國變得特別熱門。原來，在1998年前後，大眾對新聞媒介的肯定性評價一直呈下降趨勢；而到了2000年，由於網際網路 非常「令人滿意」的作用，大眾對新聞媒介的肯定評價趨向升高。例如2000年2月開辦的「哦，我的新聞」網站，因其別具一格的新聞報導而大受大眾歡迎。它報導的內容大多是傳統媒介忽略、而大眾關心的事件。財經新聞網站也備受歡迎，例如分別於2000年1月和3月開辦「今日錢市」、「電子日報」等網站，由於股市強勁，閱讀者急劇成長。不過，網路新聞雖然報導迅速，準確性卻不理想。此外，它們大多虧損。因此地位並不穩定，也難以持續發展。傳統新聞業迅速與網路聯手。例如《京鄉新聞》報同意與「今日錢市」、「韓國醫藥」、「電子遊戲」等網站共用資訊與資料；《東亞日報》與「體育」、「法律服務」等建立了合作夥伴關係；而《朝鮮日報》有30個網際網路出口，並投資了20多個網際網路實業。 然而好景不長，2000年下半年，網際網路泡沫破滅，帶來經濟的急劇下滑，作為傳統新聞媒介擴展事業的新媒介馬上面臨四分五裂的狀況。退出抽身早的比轉向晚的經濟狀況要有利。結果，原有的媒介經濟差距更大了，富的更富，窮的更窮，傳統新聞媒介向網際網路的集體進軍只落得數位鴻溝加劇的後果。電子空間的資訊市場就像傳統的大眾媒介市場一樣，仍然由富裕的經營者壟斷著。根據韓國報業基金會（KPF）較早的一項調查，電視廣播的收視率和報紙閱讀率之間的差距繼續擴大，這並不令人意外；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兩年的時間裡，報紙的影響力下降了一多半；其「有用度」（usefulnessrating）落在了網際網路的後面，網際網路作為大眾新聞傳媒的作用在成長。這顯示出，消費者越來越希望與政府和媒體直接對話，同時，網路中個人的傳播行為在整個新聞體制中的作用突顯出來。 2001年和2002年是韓國廣播電視的數位開發年。 2001年10月，韓國開辦了數位廣播電視。然而，在地波廣播電視數位化的進程中，信號應該採取何種數位模式，卻引起了激烈的爭論。資訊傳播部堅持採用美國模式（ATSC）；而以韓國文化廣播公司（MBC）為首的大眾媒體、市民團體和廣播電視技術協會則希望採用歐洲模式（DVB）。9月，由文化廣播公司帶頭進行了兩種模式的實地測驗，並於12月12日公布了結果，評估顯示：歐洲模式優於美國模式。然而，資訊傳播部卻質疑委員會的專業評估能力，拒絕接受評估結果；儘管市民集會抗議，仍不為所動。  不過，2002年5月31日開始的世界盃足球賽卻大大促進了數位衛星電視的發展。從5月30日到6月30日，韓國廣播公司（KBS）、文化廣播公司、漢城廣播公司（SBS）等三大廣播電視網開始試播數位廣播電視節目。星空生活頻道還透過設立在主要商場和公共交通終點站的裝置，為全國提供高清晰度的數位電視轉播，觀眾反映空前熱烈。 二、新聞改革的沉浮 2000年由韓國市民團體組織的「反《朝鮮日報》運動」引起連鎖反應，直至釀成一次重大新聞事件。事情起因於1998年11月《朝鮮日報》登載的一篇評論文章，據說反映了記者和報紙的「冷戰思維和保守主義立場」。後來，大學教授姜俊晚（音譯）和雜誌記者鄭吉煥（音譯）因為批評文章中的保守言論，受到《朝鮮日報》記者的「誹謗」起訴，並被判罰。此事引起了爭議。為了抗議這起訴訟，小說作家黃皙公開聲明，拒絕《朝鮮日報》對他的文學獎提名，其後又有幾位知識分子表示與《朝鮮日報》決裂。《朝鮮日報》是朝鮮及韓國歷史最悠久、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之一，從日本殖民統治時代起便以穩健、保守著稱。它對金大中完成南北和解的「陽光政策」多有批評。於是，大眾紛紛譴責該報的立場，社會批評報紙濫用新聞自由、追逐私利、不履行社會責任、忽視公民知情權等等的呼聲風起雲湧，逐步升高。批評家繼而指責新聞業經營狀況不透明，要求公布真實財政狀況、修訂相關法規，並提出，應該由普通大眾行使監督大眾媒體的合法權利。反對這一運動的人則強調，改革是新聞界自願的事，外界無權強迫。其後，媒體改革成為社會熱點問題之一。執政黨、自由派媒體經營商、市民權益鼓吹者和許多與媒體相關的團體與知識分子加入了支持媒體改革的陣營；而反對改革的主要是在野黨、保守派的媒體公司、新聞團體、市民團體與知識分子。由於眾說紛紜，最終導致政府的干預。 2000年12月，主張改革的「媒體改革人民聯合陣線」和韓國記者協會舉行了一次民意調查，發現86.9％的普通民眾和87.6％的記者支持政府對媒體經營者的納稅情況進行調查。 2001年1月，金大中總統在新年致辭中倡議報業改革，他說：報業、學術團體、市民團體和法律部門應聯合起來，為媒體改革的公正性、透明性作出不懈的努力。於是，新千禧年開始的韓國報業改革在政府推動下開展起來。 2001年，韓國稅務部門經過142天的稅收調查，揭示23家漢城傳媒公司有13,594億韓元（約合台幣3,744億元）收入未予申報，稅務人員對這些公司徵補稅款5,056億韓元（約合台幣145億元）；控告3家報紙──《朝鮮日報》、《東亞日報》和《國民日報》逃稅，8月17日，三家報紙的負責人被逮捕。與此同時，韓國公平貿易委員會公布了調查結果：發現四年期間（從1997年4月到2001年3月）位於漢城的13家傳媒公司有未經申報的內部交易額 5,434億韓元（約合台幣156.5億元），為此，委員會對之罰款242億韓元（約合台幣6.9億元）。 在政府對媒體經營者採取強硬措施的情況下，韓國陷入了激烈的爭辯。報業、廣播電視網路、政府和政治團體、民眾、學術團體紛紛表示支援或反對的態度。改革支持派堅信政府的強硬措施對於整頓報業長期存在的弊端必不可少。例如，站在改革前沿、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一個民族的報紙》推出了標題為「傳媒帝國」的系列文章，揭露3家大報的陰暗面；而反對派則譴責說，整個事件是政府對新聞自由的鎮壓。發行量最大的全國性日報《朝鮮日報》、《中央日報》和《東亞日報》認為，稅務調查有失公正和恰當，法律措施是「專斷而隨意的」，目的在於威嚇「坦率直言」的報業，是要限制新聞自由。終於，廣播電視網MBC加入了改革行列，開始播出每週一次評論報業的《傳媒批評》新欄目；而在以往，通常是報紙發表批評廣播電視的文章。至此，衝突使整個大眾傳媒行業陷入了混亂，並抹上了意識形態分歧和黨派鬥爭的色彩。 例如，在野黨懷疑此舉是為朝鮮領導人訪問韓國做準備的，呼籲議會對其「不良動機」進行調查。執政的新千年民主黨則反譏在野黨為「媒介帝國的雇傭兵」，譴責保守報紙為「反對黨領袖的喉舌」。相互攻擊的調門越來越高。 韓國媒體改革的矛盾還引起了國際關注。2001年5月16日，國際報業協會（IPI，這是報紙發行人的國際團體）向韓國領導人表達了該協會對韓國政府針對傳媒公司採取斷然措施的深切不安。9月5日，國際報業協會的調查組得出結論，宣稱將韓國列入涉嫌壓制新聞自由而必須予以監督的國家名單。與之立場相反的是 國際記者聯盟。該聯盟在6月11日舉辦的漢城會議上宣布全力支援有良心的記者和市民團體發起的媒介改革運動。 韓國報業改革經歷的劇烈震蕩對報業體制造成很大的衝擊；然而，事件的結束卻是戲劇性和出人意料的。2001年9月，韓國統一部長林東源受到國家統一平壤節經濟醜聞的牽連，被國會投下不信任票，因而被迫辭職。2003年2月14日，即將卸任的金大中總統也為2000年南北高峰會談前夕韓國現代集團將兩億美元 秘密匯往朝鮮的問題向全體國民道歉。現代集團涉嫌官商勾結、以國家貸款秘密賄賂朝鮮。在此期間，保守報業對政府窮追猛打，指責說，導致金大中獲得諾貝爾獎的2000年6月朝韓國家領導人會談是政府賄賂來的。特別是發行量最大的《朝鮮日報》、《中央日報》和《東亞日報》，對執政黨採取了極其強硬的態度，大量報導政府的陰暗面和醜聞，使得政府的支持率大為下降。由於3大報紙持續對政府和執政黨的活動進行負面報導，使得反對黨在議會選舉中獲得多數；因大受國民歡迎而被稱為「盧旋風」的執政黨總統候選人盧武鉉的支持率也一度大幅度下降。 受一系列醜聞的影響，政府的改革措施開始失效。2001年10月25日、11月6日和8日，東亞日報、朝鮮日報和國民日報的負責人分別獲得緩刑和保釋。一度轟轟烈烈的報業改革遭到重大挫折，政府改革大眾傳媒領域的努力蒙上了陰影。然而，改革運動並沒有完全結束。2001年，針對報業惡性競爭的現狀，韓國公平貿易委員會向改革管理委員會和政府遞交了整頓報業市場的指導方針（草案），內容包括：禁止報業寄送多於訂閱額10％的贈閱報紙，禁止報業連續三天寄送給用戶贈閱報紙，禁止贈送高於每月訂閱費價格10％的禮品以吸引訂戶的措施，等等，以防止不正當的銷售行為。由於指導方針提出的限制媒體無序操作的措施引起了大眾的廣泛關注，韓國發行人協會督促會員放棄某些市場策略，包括以貴重禮品換取訂閱數額的做法。 在廣播電視界改革方面，破除壟斷的新舉措也產生了爭議，信奉自由市場經濟準則和捍衛公共利益事業的兩方各持一端。按照1999年12月實施的韓國廣播電視 法的規定，韓國廣播電視委員會要求，原本壟斷經營的公營韓國廣播電視廣告公司出讓一半廣告市場，只代理公營全國性韓國廣播公司、教育廣播公司（EBS）和文化廣播公司的廣告；而將另一半廣告市場交給商營性的媒介銷售代理公司，由其代理私營漢城廣播公司（SBS）和地方性公司的廣告。 但是，文化廣播公司是一個半公營、半商營的公司，也是公營公司中力量較弱的一個。它認為，自己被排斥於商營市場之外，有失公平；號稱地區性、實則覆蓋全國的漢城廣播公司將壟斷商營市場，故此提出抗議。市民組織則擔心，增設廣告公司會增加受眾的經濟負擔。韓國學者認為，韓國的廣播機構公營不純粹是公營，商營也不完全是商營，產權不明晰，競爭不公平，需要改革，應以競爭和市場機制的標準重新架構廣播電視行業。 三、韓朝（北韓）交流的開啓 2000年6月金大中總統對北韓平壤的訪問奠定了朝韓高峰會談的基礎，引發南北新聞界的交流計畫。此後兩國記者的交流進入一個新時期。盼望國家統一的 2001年平壤節為兩國新聞界的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機，韓國新聞工作者組團訪問朝鮮，於是，韓國對朝鮮的報導突然變得正面和熱情起來。為紀念南北最高會晤的2002年金剛山節為兩國記者的進一步交流提供了機會。在廣播電視領域，韓國和朝鮮也宣布加強交流。漢城廣播公司與朝鮮電視機構合作製作了一部歷史戲劇， 而韓國廣播公司製作了有關朝鮮風景和文化遺產的特別節目。 三年的情況表明，韓國的新聞傳媒界充滿了爭議；同時，韓國的大眾媒介環境也是富有生機和活力的。只要爭論是在法制的框架內有序進行的，韓國新聞傳媒的改良大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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