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類差異主要來自我們生活與習向趨自西方文化與文明漸進的吸收與承受，文化及思想上我們已一面倒底採受西方工業革命傳承下的文化影響。因之中國人與西方人對個人與處境或群体的區間之認識上，由於原先的不同，在採納並接收西方思想之下，目前由於學習及生活習俗的概括承受，在較細緻的感受上，可感觸其間存有無法一下子跨越的差異。

我一度覺得中國人似乎較西方人更富群体性，至少可体會出單獨地一個人時，無法立即表現出西方社會裡面那種個人的疏離感，可以推斷出自西方人較注重隱私造成這重區間。

中國或台灣成長過程接受西方文化的認識，然此類區間的感觸、体認到孤離與個体感常可覺悟於來自於西方文化的移植而後的認識。常可讓中國人省識他們的孤離感是種個体迷失在群体裡面的感動。當然同樣東方國家，各人種間也感觸也是不同的；日本人那種群体中一員的感觸，同樣也反映在中國人裡面，雖然表現得不盡相同。

我曾想寫潘玉良的孤離，甫觸及就立刻讓我曉得和卡謬異鄉人的孤離不會是一路的，他們所認知個人的孤離，和我們由來的文化與環境的影響出來的認知可察覺不同，如生生套入，就無法体認一個中國藝家在外國所承受的環境、文化與人種的壓迫感。

相對於西方人的孤離，我們卻有種群体或群眾屬性的連繫 ─ 當然這裡面更有其他多重文化與社會以及種族性得來的交互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