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二孩晚育軟著陸”，指逐步平穩過渡到在適當晚育間隔（以防生育堆積）前提下普遍允許二孩的政策，具體講，就是因地制宜，研究確定一個各地不同的二孩政策放寬起始年齡（例如34歲—35歲或33歲—35歲）。然後，每隔一年普遍允許生二孩的低限年齡下降一歲，至2015年前後在城鄉實現年滿28歲婦女都允許生二孩的“軟著陸”。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山西翼城縣、甘肅酒泉市、河北承德市與湖北恩施州一直實行二孩加間隔政策（試點）。“20多年來，這四個試點地區年均人口增長率與生育率比其周邊實施一孩半政策（即只有一孩爲女孩的夫婦才被允許生二孩）、社會經濟水平並不比其差的農村地區低或至少差不多網頁設計，出生性別比多年來一直保持在正常或接近正常範圍，並大大低于其周邊實行一孩半政策的農村地區。”曾毅稱。

關于主張實行城鄉只允許“雙單獨”（夫婦雙方或一方是獨生子女）生二孩的觀點，曾毅認爲，這種方案將帶來一系列弊端，主要表現在，將使一孩半政策助長出生性別比超常偏高的副作用在大部分農村地區繼續存在；將繼續産生因政策導致的獨生子女高風險家庭；將産生政策導致的雙單獨夫婦撫養四或三個老人加二個孩子的老少撫養比遠比非雙單獨夫婦高的新的社會不公問題；將引發其他諸如“現代梁山伯祝英台的悲劇”等新的社會問題。

“很多領導人與同仁並不了解這些弊端，也不很了解適當晚育可實現群衆生二孩與國家避免生育失控堆積的‘雙贏’人口規律。”曾毅稱，所謂“均衡發展”，正是指在適當控制總人口數量基礎上，避免出現以上弊端。

別讓“四五千萬男人打光棍”

在“對策建議”裏面，曾毅說，不得不承認，從1984年起實行、爲照顧農村獨女戶困難的一孩半愛民政策當初所未能想到的副作用，翻譯在客觀上與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出生性別比大幅度超常偏高，造成了二胎女孩出生數結構性減少，顯著助長了出生性別比的升高。如不及時改變這種狀況，其直接後果是若幹年後，將有多達四五千萬的男子找不到老婆。

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于2007年發布的《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總報告》認爲，已經發生的出生性別比偏高將導致，2020年時20歲—45歲男性比女性多3000萬人左右。2005年以後，新進入婚育年齡人口男性明顯多于女性，婚姻擠壓問題凸現，低收入及低素質者結婚更難，其所導致的社會秩序混亂將成爲影響社會穩定的嚴重隱患。

在曾毅的“對策建議”裏面，對這個問題的估計更加嚴重。他認爲：“如果當前我國出生性別比在120左右高位波動的趨勢得不到遏制，2020年以後婚齡男性多于女性數字將大大超出3000萬，可能有四五千萬婚齡男子難以找到妻子。”

正常的出生性別比（指平均每100個新出生女孩所對應的男孩數）是105—106左右。然而統計數字顯示，我國出生性別比從1982年的107．1上升到2000年的116．9。2003年以來，已高達120左右。

至于導致出生性別比偏高的原因，曾毅分析說，在排除女嬰漏報比男嬰更嚴重的影響之後，我國一孩半政策地區大約有19．0％的第一孩爲女孩的酒瓶雕刻夫婦做性別鑒定而流女保男，而二孩晚育政策地區的這一比例只有4．6％。這種現象導致執行一孩半政策地區2000年出生性別比爲124．7，而執行在生育間隔前提下普遍允許生二孩政策地區的2000年出生性別比爲109．0。

在現行生育政策不變與出生性別比不變方案下，2040年、2050年和2080年的45歲—49歲男子因婚齡女性短缺而找不到妻子的比例分別爲7％、10．6％和9．9％，分別比即使也假定出生性別比保持不變的二孩晚育軟著陸方案高出72．7％、84．4％和118．4％。

也就是說，如果保持生育政策不變，在上述年份，45歲—49歲光棍比例會遠高于執行二孩政策方案。

相反，在二孩晚育軟著陸政策下，更年輕的年齡組人數與年長年齡組人數大致相同，“多”出的年長男子到更年輕的女子中找妻子的概率大大提高。于是，即使在完全相同的未來出生性別比保持不變的最糟糕假定條件下，二孩晚育軟著陸方案外遇下中年男子因婚齡女性短缺，而找不到妻子的問題比生育政策不變方案要緩解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