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國崛起的背景下，港台電影為了「反攻」中國市場，可能遭遇怎樣的轉型困境？合拍片的潮流對既有電影傳統產生怎樣的衝擊？如何避免題材重複、自我審查，保持本土性和獨立性？電影導演埋藏在影像敘事之下的隱語，又該如何解讀？2012年12月29日星期六下午，在Rebirth Cafe & Restaurant的地下室，獨立青年陣線主辦、台灣教授協會協辦的「思想地下室」系列座談，由嶺南大學中文系博士生楊傑銘擔任主持人，邀請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副會長，現職於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的鄭政恆先生，向大家分享CEPA簽訂以來，香港電影面對中國市場，由靠攏到陽奉陰違的發展趨向，以及當中暗藏的中港矛盾情結，提供ECFA簽訂之後，台灣電影發展一些值得參考的觀點。

CEPA簽訂之後香港電影的發展

座談一開場，與談人播放鄭有傑拍攝的《潛規則》作為引言，由影片中拆國旗的動作，點出進軍中國市場必須去歷史化、自我閹割的無奈與荒謬，由此連接到香港電影面對中國的經驗。

鄭政恆談到香港電影分為幾種不同的評選制度，分別是代表業界的香港金像獎，代表評論界的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以及近官方觀點的拍片路線。CEPA簽訂之後，港片進入中國市場不再受配額限制，但市場環境促使拍片題材產生轉變。以2003年以來香港金像獎獲獎作品為觀察對象，原為香港電影重要類型的黑幫電影逐漸減少，因為帶有反動精神的黑社會題材可能觸怒官方，導演們轉而改拍古裝片、民國片，受肯定的題材由無間道過渡到葉問、十月圍城等，突顯民族精神的作品，港星加大陸明星的合拍片也成為主流模式。

題材改變似乎顯示港片向中國市場靠攏，但近官方觀點的拍片路線，除了著眼全中國市場、降低香港本土性的影片外，也有導演致力於在影片中呈現南方觀點，為粵語區的觀眾拍片（如杜琪峰），可見在尋找市場這件事上，不同導演也有不同的嘗試。

近年香港電影遭遇的困境 

然而，適應市場之作未必獲得好評，《南都娛樂週刊》便曾專文批評近年香港電影的「七宗罪」，指出進入中國市場的中港合拍片、港片，具有題材大兩重複、喪失說故事的誠意、距離現實生活遙遠、拍片門檻低、濫用明星牌、類型單一、名導作品喪失水準等問題，突顯近期香港電影遭遇的困境。

對於這樣的批評，鄭政恆提出不同的解讀策略，認為有些電影並非爛片，而是中國影人和觀眾不夠熟悉香港導演的表現手法，提醒我們必須自行「翻譯」，導演在古裝片、民國片中埋藏的當代觀點。在電影審查制度下，導演不可能直接對中國社會提出批評，但香港導演將自身北漂的觀察體驗，隱藏在敘事之中，拍出自己的「入京宣言」。許多影片借古諷今，透過指出過往京城的腐敗，曲折地呈現導演對當今社會的批判，如《消失的子彈》、《血滴子》等片，皆可如此解讀。

在合拍片成為主流的情況下，許多電影也描寫到中港的感情交流，《志明與春嬌2》、《不再讓你孤單》等片，描寫港人北漂的新際遇，既包括身分探索、路線選擇的問題，也觸及異地發展的文化衝擊與種種挫折。

當導演們透過電影探索中港矛盾與香港定位，文化界也有許多不同的聲音，陳冠中《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批判《中國香港》所欲塑造的中國天朝主義，認為香港論述雖離不開國家論述，但不能缺少本地人的觀點；陳雲《香港城邦論》則以香港為本位，主張香港自治。文化界重視本土的聲音，與近期香港電影從靠攏中國市場，逐漸回歸核心價值，重視本地色彩的發展相互呼應。

給台灣電影的借鑑

回應此次座談的主題，主持人楊傑銘也提醒大家注意逐漸浮上檯面的中港矛盾，以及法輪功被誣指為台灣邪教等論述建構，對言論自由的可能危害，並請與談人分享香港人對台灣電影的看法。

根據鄭政恆的觀察，台灣電影本土色彩濃厚，大抵上算是以台灣觀眾為主要受眾的電影，在香港電影市場尚未佔有一席之地。《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因為拍出現在香港導演難以拍出的清新感，成為其中的例外。

他也推測在ECFA簽訂之後，台灣電影可能遭遇類似香港電影的問題。台灣電影人才流失到大陸的現象正在發生，鈕承澤作為ECFA之後到中國發展的代表性人物，題材選擇由本土味的《艋舺》，過渡到去地方、訴諸普世價值的《愛》，確實也類同於香港曾經走過的路線。未來，中資會對台灣電影創作造成怎樣的影響，值得我們持續關注。

極光電子報2013/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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