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莎拉的鑰匙》書稿時百感交集，像是在書房裡聽見了遙遠的雷聲，可想見地平線盡頭轟隆隆的震顫，卻又不禁微微疑懼，不知喑啞的雷聲會不會化作暴雨，猛擊我面前的窗。

　　細想之下，疑懼源自兩方面。一是涉及對「歷史與記憶」這重大議題的個人感慨；二是不知道在我們這個電子世代，小說家再拿二戰時猶太人滅種浩劫與冬賽館事件作文章，會呈現出怎樣的面貌。

    　我在台灣求學的階段，能隔著教科書想像的大多是引人入勝的、被漂白過的中國。在中國以外發生過的事，都像是淡淡的一抹影子，沒有實體感，隨著一張張考卷沉入記憶的深處。後來國族建構的重點大戲換了角，歷史被換個方向詮釋了，我只聽聞沒親聞，然而每次回家，電視上播報的世界新聞，絕大多數仍舊是奇聞軼事多於歷史背景描述，更別說有任何可供反思的評論了。這些年網路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模式，世界資訊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傳播到各地。對國際化特別敏感的我們也得以瞬間被告知某處有戰爭，或曾發生過幾場戰爭，爆炸死傷人數慘重。然災難畫面往往伴隨著重點式列表，像為考生服務一般；越來越有親和力的主播千篇一律，繼續以「不勝唏噓」或「令人髮指」來做結語。唏噓的是誰？髮指的又是誰？這懸空模擬出的社會道德，將所有可以拿出來分析討論的不同觀點一筆勾銷，經年累月討好／愚弄不求甚解的廣大電視觀眾，彷彿不相信觀眾有一天會忽然從集體催眠中醒來，想深入了解某些議題似的。在這樣的大氛圍下，引介一本拿「在遠方發生過的歷史事件」作文章的大眾小說，是否有可能讓讀者產生「不勝唏噓」或「令人髮指」之外的感觸？

　　《莎拉的鑰匙》是本今－昔雙線進行的小說，圍繞著鑰匙祕密開展的人物雖是虛構，但「冬賽館事件」及其曾在法國歷史課本上缺席的背景確是實情。翻開書稿的時候，我腦中歷歷浮現的是Shoah[1]的片段。生還者與見證者講述同一事件的不同方式與口吻，經影像紀錄與悉心對剪後，讓慘絕人寰的歷史事件有了可感知、可傳遞的多層次記憶。我在回溯歷史現場的直白敘事前戰慄、痛哭、咆哮，因被觸動而首次與這段過去產生了聯結。後來當我實際踏入集中營遺址，我再也無法像置身事外的觀光客，說出「不勝唏噓」或「令人髮指」這種用過即忘的現成結論。《莎拉的鑰匙》中重複提及的切記、勿忘，似乎為歐洲六十多年來致力留下歷史痕跡的種種作為下了最佳註腳，但回到現實人生之中，我有時也不禁自問：切記、勿忘除了是政治人物在追念場合得體的致詞結語外，被如此恐怖的歷史記憶一再烙印，在我們這個輕浮迅速的時代，又代表了什麼意義？（千萬不要告訴我：向歷史借鏡，當然是為了不讓歷史重演。）

　　抱著這個問句，我緩緩展讀這本在世界各地引起巨大迴響的小說，想了解當代氛圍會如何與作者想像的歷史現場交織出新的意義。 

　　小說中，美國記者茱莉亞‧賈蒙為了撰寫周報專題，開始調查一九四二年的冬賽館事件，未料歷史事件徹底改變了她膠著的人生。旅居巴黎二十五年的茱莉亞，對丈夫及夫家來說仍是永遠的局外人。她對這歷史事件窮追不捨的調查，非但不可理解，甚至是蓄意製造麻煩：逝者已矣，何苦糾纏生者？書中以貝德朗為首，對部分法國人排開異己的高傲態度和語言藝術頗有著墨。他們優雅自信地繞著自我起舞，由此帶出了整個法蘭西滔滔雄辯下的民族集體失憶症：萬惡的納粹屠殺了猶太人，我們(雙手淨白地)追念、檢討、分析過這場浩劫的前因後果，也嚴懲過民族叛徒，應該向前看了。《莎拉的鑰匙》扣緊這種選擇性的失憶，以小說筆法鋪陳出種種勿忘的理由。當敘事的雙線交疊，小女孩莎拉和她的鑰匙彷彿猛力被擊碎的鏡子，尖銳的碎片刺入數名人物現下無感或麻木的人生，讓他們看見了自己無知無覺的存在狀態。小說家將沉重的歷史議題導向「因能共感而得以和過去與自我和解」的蜿蜒長路，縮小了格局，卻開啟了與當代讀者對話的有效途徑。

 　　於是塔提娜．德羅斯內藉由小說再次召喚歷史記憶之舉並不多餘。活在電子世代的我們，所有資訊伸手可及，但隨著閱讀走進歷史痕跡既顯又隱的巴黎，我們才驚覺冬賽館早已被抹去；從友人工作室窗口看出去，夜裡靜靜亮著的澄黃星星原來不是猶太教堂的標記，而是二００五年落成的大屠殺紀念館；日常理解中的朵昂西，不過是不太寧靜的九三省郊區，它卻曾是死亡之路的起點------下回當我們坐RER B線往戴高樂機場駛去，一邊看錶、一邊抱怨悶熱擁擠的車廂時，一閃即逝的Drancy字樣是不是從此有了其他意義？

 　　謹將《莎拉的鑰匙》推薦給台灣的讀者，希望它是閱讀的起點，而不是終點。

　　　　　　　　　　　　　　　　　　　　　　　　2010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