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次大呼吸（下）

——東方文明的大成與我們國家的使命

按：續前篇

四， 第一次大呼吸：華夏文明成為東方文明

如果必須用一句話來描述東西方文明發展的不同道路，在我看來，沒有比下面這句話更合適了：東方文明走的是從整體到個體聯合的道路，西方文明走的是從個體到整合的道路。這裏所說的“個體”，指的是所有不同層次上整體的構成部分，從個人到單個民族。

雅斯貝爾斯從西方文明的發展路徑出發，把他視線內的人類歷史描述為“兩次大呼吸”，第一次大呼吸是各民族分散進行的，“從普羅米修士時代開始，經過古代文明，通往軸心期以及產生軸心期後果的時期”；“第二次呼吸與第一次呼吸的本質區別是：第二次呼吸是人類整體進行的，而第一次呼吸卻好像分裂為幾次相似的呼吸。”我猜想，馬克思設想的共產主義，就應該是雅氏第二次大呼吸的一種形式，美國的福山所謂的“歷史的終結”，是第二次大呼吸的另一種形式。不管是哪種形式，都符合雅斯貝爾斯想要的人類歷史的目標：一個“不朽的精神王國”。

這仍然是“邏各斯”基因決定的線性思維在作怪。“道”基因結胎之後的華夏文明的呼吸方式和西方文明不同，它的第一次大呼吸是整體的呼吸，對這次呼吸的整體性的最好表達是心學家王陽明的“萬物一體，天下一家”。這是“道”基因在儒家思想體系裏播種的結果。不過，王陽明在發這個議論時，中國的這次大呼吸已經在吐最後一口氣，如果接不上新的呼吸，就要斷氣了。但這次呼吸的第一口氣，卻是秦始皇吸的。

華夏文明從西周開始，本來也有可能走西方文明完全外化、從個體到整體的發展道路。首先，西周用的是西方式的武力征服方式滅殷商，一中原；其次，實行的封建政體，也是西方式的中央共主與四方侯國並存的聯邦制，這個體制，被荀子稱為天下“兼制”，而不是後來的“大一統”。

有兩個因素，決定華夏文明走上了另外一條道路。一是西周的血緣政治適合家族統治，最多是氏族統治，但不適合“天下”統治（這裏的所謂“天下”，指的是包括當時所有諸侯國在內的政治疆域），按血緣遠近關係分配權力使得行政極端無能，導致整個政治體分崩離析，陷入列國爭霸和戰亂。二是華夏民族所生活的地理環境又要求天下一體，這是因為有三個方面的“環境依賴”：1，安全依賴，聚居在一起的農耕華夏民族從虞、夏開始，就受到遊牧民族的侵擾，連為一體，才有足夠的軍事力量保證邊界安全；2，水利依賴，政治體必須覆蓋整個黃河和長江流域，才能保障水利，消除水害（像大禹所做的）；3，氣候依賴，整個區域廣大，東邊雨，西邊旱，南邊澇，北邊雹，都是有可能的，天下一統，才能調節豐歉，最大限度地避免區域性饑荒。

為此，華夏文明進入了第一次軸心時期，任務就是從精神上完成對世界的整體認知，但也為個性發展留下空間。“道”就是這樣一種精神，它其小無內，其大無外。論小，比近代以來發現的電子、中子和粒子還小，因為它“無內”；論大，它可與宇宙萬物同體，因為它“無外”。但首先要發揮的是它其大無外的整合功能，它借助的是法家和儒家兩個流派的思想家，一派（法家）從軍事和政治操作上整合政治版圖，建立暴力權威的“大一統”帝國，秦始皇吸了這第一口氣；另一派（儒家）從精神上整合文化認同，創造了以天為本（以“龍”為圖騰，以“天”為權威來源，以“天子”為稱號）和以民為本的“雙本位”政治意識形態，漢高祖劉邦吸了這第二口氣。

第三口氣是唐太宗吸的，這口氣是什麼呢？是再一次擴大“道”的整合、吸納和外化功能。雖然儒家思想還是正統，但道家思想也被當成重要的政治思想受到重視，從魏晉時期開始傳入中國的佛教不僅取得了合法地位，皇宮附近的白馬寺甚至成了皇家修道院，大唐取經僧遠赴印度，日本遣唐使雲集長安。雖然作為一個帝國，唐王朝通過戰爭擴張了自己的權力，征服的是軍隊，但是短暫的；作為一個文明體，被唐朝推上頂峰的華夏文明，通過和平交往和留學傳播的是自己的魅力，征服的是文化和人心，而且是久遠的。

從唐朝開始，通過吸納和傳播，華夏文明大大擴大了自己的軸心，成了東方文明。這不僅是因為日本、朝鮮等東亞民族開始認同當時世界上的儒學和佛教中心，也因為古印度軸心時期的偉大精神成就佛教文化被唐朝吸納，從而使中國也能被南亞佛教國家在信仰文化上所認同。由於佛教沒有基督教教皇那樣的首領，信仰佛教的核心國家——唐王朝在事實上也會成為佛教事務的中心。可以這樣說，唐朝以後，華夏本土的儒道文化，以及經過中國包括西藏傳播和發展的佛教文化，特別是禪宗文化，成了東亞文明和東南亞文明一部分的基因庫。

從秦始皇的第一口氣，到唐太宗的第三口氣，華夏文明有了第一次大呼吸，這次呼吸做成了兩件事情：第一，締造了一個世界性帝國，雖然經常破碎，但又每每被修復；第二，形成並擴大了超民族的文化認同。但沒有做成第三件事情，那就是建立維持增長的經濟體系。因此，華夏文明的第一次大呼吸，完成的是第二期軸心化任務，那就是向文明的普遍性和包容性邁出新的步伐，在物質上創造農業文明。

農業文明通常被描繪為停滯性甚至衰退性文明。雅斯貝爾斯就用“靜止乾癟的木乃伊”來形容中國儒教中的精神生活，並且認為，到18世紀，中國和印度“在下坡路上都已經走得很遠了”。這毫不奇怪，以農業文明為物質載體的古代東方文明，是一種維持生存的文明，而不是發展性文明。農業是零和產業，豐收導致人口增長，人口增長導致人均土地減少，從而引發人口的強制性下降（通過饑餓、瘟疫和土地戰爭），又恢復到以前的人均土地佔有水準，如此周而復始。

簡單地說，中國文明的第一次大呼吸，獲得了國家規模（整體一元性），但沒有獲得經濟增長（個體多樣性）。與此相反的西方文明，在羅馬帝國崩潰之後，繼續進行的第一次呼吸，獲得了經濟增長（個體多樣性），但沒有獲得國家規模（整體一元性）。結果就出現了如下文明中的不文明故事：西方文明內部戰亂，外部擴張，旨在尋求規模，建立核心國家；東方文明內的人民，當王國奴，或者當亡國奴，因為整體一元性與個體多樣性發生矛盾，既不能容納政治民主，也不能容納技術革命和自由市場，個人和國家都沒有防衛能力。

東方文明的血是熱的，甚至可以說是血液文明，也就是倫理文明（血緣關係至上），但還不是肌肉和骨頭文明，還缺乏邏各斯文明所具有的表現力（文學藝術）和結構力（科技文明和制度文明），還需要繼續呼吸。

四， 第二次大呼吸：東方文明包容世界文明

幾乎所有西方發達國家都有唐人街，但文化純潔性很高的猶太人和穆斯林，在移民中國後，卻很容易溶入當地社區，若干年後，甚至難以把他們和當地居民區分開來。這兩種現象放在一起，有一個解釋，華夏文明包融一切，但卻最難被消融。中國以前的排他性、閉關鎖國，以及文化自戕，都是政治行為，不是文化行為。

這就是“道”基因所具有的特性。道不僅包含有無，還包含陰陽。當它包含陰陽時，就被稱為“太極”。宋儒周敦頤寫了篇《太極圖說》，把“道”基因納入儒家學術範疇，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這樣，陰陽就變成了仁義。這大大縮小了太極的文化含義。

其實，道一旦成為太極，就變成可經驗的“存在”，就在外化和擴張的過程中，這個存在被稱之為“太極圈”。擴展中的太極圈有三個特點：第一是完善，它的發展是平衡、整體和完善的發展，因為太極圈沒有缺口；第二是非敵，太極圈包含兩端（陰陽），但不是其中任何一個極端，所以不以任何東西為敵，因此，它可以在任何地方維持自己的存在；第三是包容，太極圈不怕接觸，不怕異己，相反，太極圈越碰越大，它的發展是靠把碰撞的異己轉化為相容的成分而實現的。

華夏文明在第一次大呼吸時碰到佛教，變大為東方文明；100多年前碰到西方文明，因為太硬，消化有點困難，但還是變大了一些；然後又碰到西方文明的反叛文明，短時間內變得很大很硬，幹勁十足，對外，又是打美軍，又是打印度，還打了越南和蘇軍，對內，又是“大躍進”，又是“趕英超美”，又是“階級鬥爭”，還宣佈過將提前進入“人間天堂”，雖然沒有堅持多久，早洩了，但還是有過快感，打別人總比挨打強，以至於今天某些在現實生活中過得不太爽而成為“民族主義者”的人，還把那個時代的某個領袖像橄欖一樣含在嘴裏時常咂吧，尋求自慰。

與西方反叛文明的相遇之所以不太成功，不是因為“太極圈”喪失了包容和消化功能，而是因為它碰到的東西正好是自己要排泄的東西，導致上吐下瀉在情理之中。文明的第一次大呼吸之後，東方文明要走的是從整體到個體聯合的道路，西方文明要走的是從個體到整合的道路（當代的歐洲聯盟適應的就是這個要求）。德國版的哲學和德國產的西方文明的反叛文明，想提供的正是比中國傳統“大同文化”還要大同的整體化和全權化模式，這個模式正是東方文明在第二次大呼吸時要排泄的。關於這一點，300多年前一個名叫德．格魯的荷蘭人就看到了，他在《天下大同》一書中寫道：

“大同是中國精神文化能發展達到的最高點。能削弱它的力量和造成它的衰落的是徹底的科學。只要科學在中國認真培育的時代來臨，在中國的精神生活中無疑將發生徹底的革命，或者將使中國的骨架徹底脫節，或者使它再生，然後中國將不再是中國，中國人也不再是中國人。中國本身並沒有第二套體系可代替舊的，結果舊體系的崩潰不可避免地造成解體和混亂。總之，如果人類喪失道，在他們最徹底地實踐神聖經典時，根據經典，災難和衰亡也必然降臨……如果它在這世界秩序中在劫難逃，那麼可怕的破壞就將納入正常軌道，這樣，中國古代大同文化的壽日便屈指可數了。那麼，至少不會讓數百萬民眾隨著大同文化的末日而一起歸於滅亡，這些人早已被外國勢力置於不幸之中了。”

這段引文裏，除了說“大同文化”行將就木，抵擋不了西方的入侵之外，其他的話大多是一個傲慢傳教士的夢囈。其實，大同文化是中國文明第一次大呼吸和第二期軸心化所能達到的最高點，它不過是東方文明的道基因創造的一個歷史精神產品，它在把陷入數百年戰亂的華夏民族整合成一個統一的大帝國的過程中，起過重要作用，但它並不是東方文明起文明建構作用的基因，我們的基因是“道”。

如果說，華夏文明的第一次大呼吸的第一口氣是秦始皇吸的話，那麼，東方文明核心國家第二次大呼吸的第一口氣則是鄧小平吸的。鄧小平領導的中國改革只有兩個詞：對內搞活，對外開放。這就是同時發揮道的內化和外化兩種功能。對內搞活，意味著在整體內部實現個體多樣性，或者說個體自由，官方用語叫權力下放和擴大自主權；對外開放，就是與包括西方主流文明在內的各種文明相遇，讓東方文明進一步擴容。

“道”具有這種能力。首先，它向內可以包容印度文明。印度文明的基因“梵”傾向于向內把“無”推到極端，因此傳統的印度文明是一個高度出世和內視的文明，它指導人們運用自己身體多於運用工具，觀察自己內心波瀾多於觀察外部風雲，從戰勝自己中獲得的幸福多於戰勝別人，對寧靜的沉醉多於對熱鬧的迷狂，對於欲望，如其滿足，不如節制，等等，這就難怪雅斯貝爾斯看到的當代印度是這樣的：“它像一塊分散的大陸，在其各個民族代代相傳的獨特的精神遺產的基礎上，它顯示了一個發展中的強國的可能性，它儘管具有一切自由運動，事實上仍處於靜止狀態。”

分享了道文化遺傳基因的所有中國人都有讓自己內視和沉靜下來的稟賦。幾年前的一個下午，我在某機場辦理乘機手續，忽聽身後有人叫我，回頭一看，不認識。他說他是我低年級的師弟，看登機牌上的名字知道是我。聊起來知道，他畢業後到加拿大留學，後在加拿大一家金融機構工作。不幸發生車禍，癱瘓在床多年，和他一起住院的西方人，有的終身癱瘓了，有的心情煩躁死去了。只有他，心反而突然靜了下來，認為這是上天賜給他的一個難得的機會，好好休息一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什麼是人生中重要而不緊迫的，什麼是緊迫而不重要的，什麼是既重要又緊迫的。他認為與家人共用幸福是既重要且緊迫的，勝於一切工作。想通這一切後，他安心地在病榻上修煉氣功，竟然奇跡般地站了起來。後又到美國繼續深造，被美國一個大金融公司雇傭，現在薪酬比以前高，還不像以前那麼累，成績反而更出色。

其次，道基因向外可以包容西方文明。西方文明的基因“邏各斯”傾向于向外把“有”推到極端，西方文明的德國代言人雅斯貝爾斯十分自戀地稱頌了這個特點：“西方具有不屈不撓的特徵，即決心把事物帶到極端，把它們連最後一個細節都詳盡說明，讓它們處於非此即彼的地位。”因此，西方文明是一個極具擴張性和侵略性的文明，但它的長處是注重細節的精工精神，看重推理的理性精神，原則性強，制度化高，推崇個性與創新，珍視自由與民主，如此等等。

不過，道基因不僅不排斥這些外化的精神，它自身就具有實現這些精神的可能性。它的特性，就是內“梵”外“邏”。如果說魏晉新道家的主情派（嵇康、阮籍為代表）發揮的是道基因內在“梵”因素的話，那麼主理派（向秀、郭象為代表）想表達的正是它外化的“邏各斯”精神。與此對應的宋明新儒家裏，“梵”因素的表述來自王陽明的心學，“邏各斯”因素的表述出自朱熹的理學。假如朱熹的“格物”沒有帶來科學實驗，郭象的“應變”沒有導致制度革新，那不是一個學術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實踐問題。中國歷代王朝都無法克服貫穿整個中國史的一個基本矛盾：整體規模與個體自由難以兼得，為了維持前者，只好犧牲後者。當代中國改革克服這個矛盾的方法是“試點”。

我在美國哈佛大學訪問期間，給我輔導英語的一個退休教師十分推崇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一書。我對她說，那本書不好。她十分驚訝地看著我。我用磕磕巴巴的英語向她解釋說，那本書有文化歧視主義傾向。假如資本主義是好的，世界各民族都可享有，但書的作者告訴我們，只有新教倫理才行。要經濟增長？先信新教吧。事實上，不信新教的日本，資本主義搞得一點都不差，甚至比作者的祖國更精工。對此可以做出的文化解釋，不是新教倫理，而是傳自中國唐代的禪宗倫理。任何人都不要小看東方文明的當代價值。道，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論是細微末節，還是宏觀戰略，都在道的視野裏。

完成東方文明的第二次大呼吸，和第三期軸心化，精神上吸收自由意識與制度文明，物質上成就工商業文明，這就是當前和今後幾十年我們國家的使命。華夏文明裏並非沒有自由觀念，先秦道家的“無為”和“逍遙”，都是對自由的描述。但迫于整個族群生存的壓力，維護大一統的政治需要，道家的自由蛻變成“逃避的自由”，逃避的自由沒有制度構建能力，桃花源不是自由邦。但老子學說裏的“萬物自化”思想，為當代積極和消極自由的發展提供了想像空間。

無論將來東方文明包容了多少其他文明，西方文明的“過度”基因缺陷，它不會有。道不走極端，因為它沒有端。它的擴張是圓的，收縮也是圓的。“生有”（外向擴張）時，有“生無”（內向還原）傾向牽制，反之亦然。所以，“適度”，是東方文明的精髓：它的擴張是適度的，收縮也是適度的。這次金融危機在東方體系的國家引起的波動相對小，歸因到文化上，就是“適度”。

                    2009年6月2日—12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