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牆的第一道裂縫

2009年是“柏林牆”倒塌20周年，很多人關注這個焦點，也有學者、媒體沿途走訪“柏林牆”。人們說，世界上的“牆”，都是防止外面的人進來的，本來只有監獄的牆為了防止裏面的人出去，可世界上還出現過一堵防止裏面的人出去的牆，那就是柏林“牆”。這麼說也對，或者說這堵牆，是既防止裏面的人出去，也防著外面的人進來，總之是把歐洲人為地分出東西概念的鐵幕。“柏林牆”的意義也就不止于柏林，而成為整個鐵幕的代名。

讀讀李英的文章，我們可以知道很多突破柏林牆悲喜交加的感人故事，很多很多，我腦子浮現最多的是兩個情景，一個是東柏林的人從附近的高樓上，往西柏林跳，跳樓不是求死，而是求生，借助跳出來的弧度，落到西柏林那一側，這已經夠讓人敬佩，西柏林的人們發現這個情況以後，還會自動扯起布單，甚至開來汽車，接納那些素不相識奮不顧身跳過來的同胞，這真是血肉相連的情感，特別令人心動。還有一個故事，兩個家庭在自家的後院裏，悄悄製作了熱氣球，四個大人四個孩子，藏在熱氣球裏飄出去。熱氣球是這樣的，只能夠調節升降，不能控制方向和速度，需要預測好風向和風力，可以說風險還是很大的，而四位家長，不僅自己冒著生命危險，甚至決定讓孩子也一起冒險，我簡直不敢想像那對父母的心情。他們出發不久，就被軍方發現，於是，迅速升高，躲避了射擊，待到能量用盡，不得不降落以後，兩個家庭甚至不敢確定究竟是落到東面還是西面，整整躲了一天，不敢出來，真不知道大人和孩子們究竟是在怎樣的心驚膽戰中度過這一天的？西柏林的士兵發現他們以後，第一句話就是，“出來吧，你們自由了！”每每想到這裏，我的鼻子都會有些酸酸的感覺。

1989年，柏林牆被推倒之前，大批的東德人湧進附近東歐陣營國家的西德使館，尋求保護，而西德做作出非常人性而非外交的決策，接納所有這些投奔自由的同胞。我們不是德國人，但也為他們那個時代而感動不已。

而據我們所知，廣泛意義上的“柏林牆”，第一道裂縫，卻並不在柏林，而是在匈牙利和奧地利邊境，1989年6月27日，匈牙利外長洪恩，和奧地利外長莫克，手舉剪刀，為東西歐之間的鐵幕，剪開一個新的時代。2009年6月27日，大約30個國家的元首和高官，聚集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紀念“鐵幕”瓦解20周年，並在洪恩和莫克的帶領下，重訪歷史地點，兩個人擺出當年的姿勢，以示紀念。

其實與西歐相鄰的，還有東德、捷克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亞（南斯拉夫），而領先的卻是匈牙利。

東歐這個概念，自古以來是沒有的，歐洲的國家，發展了上千年，互相之間各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以及說不清的恩恩怨怨，其中也包括俄羅斯，要麼打打殺殺，要麼聯姻結好，不同時期，結成不同的利益集團。因為一戰以及延續下來的二戰，整個歐洲格局在改變，而硬把歐洲分成東西兩部分，東部都在俄羅斯控制之下，並且實行馬克思、列寧、史達林主義，這是從未有過的。從大歷史說，這是格局轉型調整過程的一段中間形態，從短期說，是二戰遺留下來的階段性歷史問題。不管怎麼說，這樣的組合，令這些被分隔到東歐陣營的國家，並不適應也並不情願，也就一直沒有間斷摸索和掙扎。就好像一戰之後，歐洲的癥結問題還沒有解決透徹，於是過了二十年和平中帶有摩擦的日子，再次爆發了戰爭。而二戰結束到1989年，東歐陣營裏還是有種渾身上下不舒服的感覺，也就沒有間斷過摸索和掙扎。

回頭來說為什麼匈牙利領先剪開鐵幕，可以回溯一下歷史淵源。

十三天——與修正主義的距離

馬恩列斯的東歐國家，和蘇聯的關係重大，匈牙利也不例外。

史達林時代，他在匈牙利的門徒，拉科希（Mátyás Rákosi）集團無視匈牙利的情況，機械照搬蘇聯經驗，優先發展重工業，強迫農業集體化，政治上大搞集權恐怖、個人崇拜，這樣的結果就是，經濟下滑、生活水準下降，社會矛盾尖銳，在1951年，開明的納吉（Imre Nagy）曾被重新起用，選為政治局委員並在1952年11月任命為副總理，來緩解國內的社會矛盾。

1953年3月5日，史達林去世，赫魯雪夫隨後上臺，揭露史達林大清洗的罪行，停止國內的政治鎮壓，平反冤假錯案，並且嘗試經濟改革。在當年極左的中國，這一切還不能被接受，於是誕生了“蘇修”——蘇聯修正主義的概念。

“蘇修”也立刻對匈牙利產生了影響，在馬林科夫、貝裏亞、赫魯雪夫的干涉下，納吉更被推舉為匈牙利政府總理，在匈牙利著手大膽的改革，內容包括廢止黨的部門專權，結束員警恐怖，提倡社會生活民主，為受害者平反，調整經濟發展計畫，制訂合理的投資政策，少建高爐、地鐵，重視基本生活資料的生產，對於農業，納吉堅持他一貫的主張，宣佈“農民可以自由地在私人耕種和集體耕種之間進行選擇，可以退出集體農莊。”。

“新階段”的改革政策，很快收到成效，而對立派拉科希一夥，卻抓住“社會生活民主”的把柄，到蘇聯領導人中間大肆活動。不知道究竟是拉科希活動的結果，還是納吉比“修正主義”走的更遠，令蘇聯感到擔心，這一個回合，拉科希取得了“蘇修”的支持，把納吉定為“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代表，納吉辭去總理職務，並被開除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1955年12月，匈牙利黨中央宣佈納吉糾集“反黨集團”，拒絕檢討錯誤，從而開除了納吉的黨籍。

蘇聯的“修正主義”繼續進行著，匈牙利的改革卻夭折了。

1955年5月14日，蘇聯一手締造了“華沙條約”，明確把匈牙利列入“衛星國”的範疇；同年，奧地利在本國政府和西方國家的努力之下，迫使蘇聯同意撤軍，奧地利成為中立國；1956年2月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開始“非史達林化”行動……，這一切都給匈牙利帶來了希望，要求揭露政治恐怖、要求經濟改革，呼聲不斷，同年6月波蘭的波茲南也爆發了工人起義。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促就了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60歲的納吉被時代推成一名悲情英雄。

納吉生於1896年6月6日，1918年加入共產黨，1944年從蘇聯回國擔任農業部長，1949年，納吉指出“強制實行（農業）集體化，必然要以災難而告終。”就此下臺。1953納吉被重新啟用，1955年底再次下臺，1956年，當人們迫切期待一個偉大人物出現的時候，納吉無疑成為眾望所歸。

1956年10月23日晚上，布達佩斯科技經濟大學的學生在廣場集會，並且迅速擴大到市民、工人，甚至士兵，二十萬人聚集在英雄廣場，人們自發地推倒了史達林的雕像，更多的人集結到議會大廈、廣播大廈廣場，向政府進行和平情願，沒有調度沒有組織，幾十萬人的抗議洪流，要求真正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呼喊納吉，呼喚改革。這麼大規模的行動，很容易失控，不知道誰開了第一槍，事態很快演變成流血衝突。

10月24日，匈共黨中央作出決策，當時的總書記格羅（Ernő Gerő）留任，納吉再次出任政府總理，同時禁止示威遊行，並且請蘇聯軍隊協助維持秩序。請另外一個國家的軍隊鎮壓本國人民，這樣的結果，令人們更加憤怒，形勢急轉直下，演變成暴動。同時，納吉開始了他艱難的工作。10月25日，免除當時總書記格羅的職務，卡達爾（János Kádár）成為繼任總書記。26日討論改組新政府，27日宣佈新政府名單，包括非共產黨成員，28日6人主席團接管領導權，納吉要求與蘇軍指揮官進行撤軍談判。10月29日，成立由軍隊、員警和暴動者組成的國民警備隊，同日，宣佈廢除一党制，建立多黨聯合政府。10月30日，宣佈多黨內閣名單，同日開始促請蘇軍撤退，10月31日，宣佈解散當時的共產黨——勞動人民党，重新組建新的共產黨——社會主義工人党，同日，納吉宣佈蘇軍即將撤退，並向蘇聯代表提出四項原則：撤軍、退出華約組織、實行多黨制、準備自由選舉……這樣的要求，對於當時的蘇東陣營的確離經叛道，而對於匈牙利人來說，其實就是一戰以來延續下來的發展要求，人們完全意識不到即將面臨的兇險。

接下來發生的事近乎恐怖，幾位前往蘇聯方面談判的政府部長先後失蹤，匈共第一書記卡達爾不知去向，更多的蘇軍向匈牙利進發。

匈牙利廣播電臺重複播發針對部長的“尋人啟事”。

11月4日，經過幾個痛苦煎熬的日子，蘇軍坦克開進布達佩斯，卡達爾回來了，納吉等人無望地進入南斯拉夫大使館尋求避難……

1958年6月16日，“納吉被判處絞刑。當這次以社會主義名義進行的處決執行時，這位中歐的偉大政治家為所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活的人留下了一聲既痛心又費解的呼聲：社會主義的、獨立的匈牙利萬歲！”（摘自趙啟強《光榮的荊棘路——改革家們》）

水球隊的血戰故事

正當布達佩斯鬧得如火如荼，匈牙利水球隊在為墨爾本夏季奧運會集訓，當事件愈演愈烈，水球隊為避開亂局前往捷克斯洛伐克，他們到達澳大利亞的時候，才瞭解到首都發生的事情，對家人和朋友都十分擔心。

奧運會開始，正是匈牙利十月事件被蘇軍徹底鎮壓的時候，隊員們情緒非常激憤，發誓要用比賽爭取國家的尊嚴。當時，很多西方國家也很同情匈牙利的遭遇，所以，匈牙利水球隊參加比賽的時候，觀眾都給與非常熱烈的支持。12月6日，匈牙利隊對蘇聯隊，對陣雙方，可以用“仇人見面，分外眼紅”來形容。比賽一開始，隊員們就控制不住情緒，不斷發生拳打腳踢身體碰撞。打到4：0比賽快結束的時候，匈牙利隊員紮多爾被蘇聯隊員打傷，被迫退出比賽，觀眾狂怒了，為了避免騷亂，比賽在還差一分鐘的時候終止，員警進入場地維持秩序。各大媒體紛紛編發紮多爾受傷的照片，有的報導誇張地說水球館的水被血染紅了。這一事件，後來被稱為“水中血戰”。

匈牙利水球隊在這一屆奧運會中，最終衛冕奪冠。而100人的匈牙利奧運代表團有一半人逃往西方。

制度下生存的卡達爾時代

雖然世事存在著因果關係，歷史卻從來不是一件嚴絲合縫無懈可擊的作品，要分析當年匈牙利人民是否理智不足熱情有餘，或者納吉改革是否太過超前，都只是針對單一事件。匈牙利人的追求，的確沒有辦法事先周密計畫好，的確付出了慘痛的血的代價。

而值得注意的是，曾經和納吉並肩的卡達爾，取代納吉之後，納吉所推行的許多經濟改革政策卻悄然無聲地保留下來。雖然隨後的政績，主要歸功於卡達爾的執政，但是，和納吉事件和匈牙利的民眾環境，也有著相當的關聯。

卡達爾和匈牙利人，隨後意識到西方和蘇聯的默契，要脫離當時的蘇東陣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於是在妥協中尋求生存之道。

卡達爾是在蘇軍的威懾下接管政府的，但是，他頒佈的政策卻有別於莫斯科。

政治上，卡達爾時代的匈牙利相對寬容，秘密員警相對收斂，文化藝術的管制相對寬鬆，比起當時蘇東陣營其他國家的情況都要好一些。經濟方面，卡達爾允許集體農莊的農民保留相當的私有土地，放鬆對旅遊的限制，吸引了很多加拿大、美國和西歐的遊客，給匈牙利帶來大量外匯收入。匈牙利成為“冷戰”時期，東歐陣營裏生活最好的國家之一。

甚至，1990年代全面實行資本主義以後，很多在計畫轉向市場體制中喪失了利益的人，都十分懷念卡達爾時代，也許是這種情緒使然，1994年，匈牙利就選出前共產黨和恩（Gyula Horn）擔任總理。

歷史一直向前，匈牙利的社會基礎和民性，註定了這裏最先撕開柏林牆的裂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