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需要多高的素質？

二十年前發生在蘇聯東歐的那場變化到底有多劇烈，為什麼被稱為“劇變”？這是我每一次行走在那塊土地上都會思考和探索的一個問題。也許是時間的漸逝，也許是記憶的淡忘，讓我不解的是，每一次搜尋到的答案都毫無二致地告訴我，二十年的蘇聯東歐的“劇變”其實是非常平和與有序的。就其政權的交接，除了羅馬利亞之外，其波動和成本並不比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一場總統大選要高。就連羅馬利亞，充其量可以說是一場宮廷政變，齊奧塞斯庫自己的軍隊把他抓起來，打靶了，政權易手了。對比一下美國總統從黨內候選人的提名到最後塵埃落定的花錢如流水的漫長過程，蘇聯東歐的“劇變”只從政權性質的變化上，才勉強稱為“劇變”。

讓我們看看沒有團結工會也沒有強有力的反對黨的前蘇聯，這也是拖了好幾年，最後一個完成“政權交接”的鐵幕國家。可整個過程並不是像我們一直以為的那樣，一個執政73年的一黨獨裁政權在槍炮聲中，在激烈的抗議中被推翻，你死我活，甚至血流成河。相反，我們看到的是博弈，是妥協，是辯論、是選舉。而且，幾乎大多是共產黨內部的各派勢力在折騰。

折騰到最後，要發展資本主義的葉利欽用選票打敗堅持社會主義民主改革的戈巴契夫，稱為俄羅斯的新總統。無論從捲入的人數，還是當時有群眾參入的場面來看，所有場次加起來，都並不必美國總統選舉造勢更加誇張和花費巨大。這一現象，對於當時生活在中國大陸的我，是百思不得其解的。當然，對於那些前蘇聯政權的支持者和依戀者來說，除了不解，更多的還是極度的恐懼和失望。

這也許是他們的失望，但卻絕對是人類和社會進步的希望。歷史有其發展規律，特別是在全球化、市場化和民主化的三大不可阻擋的趨勢之下，你可以走彎路，但不可能長期在邪路上死不回頭。

這樣說來，是不是蘇聯東歐劇變後，各國的轉型都順理成章，沒有遭遇什麼困難呢？當然不是，上面我說的都是指政權更迭，結束以黨專制，也就是民主和自由制度的建立。事實上，蘇聯東歐的轉型中，問題持續最長，世界各國關心最多，也是我們每一次都拿出來說事的，並不是政治問題，而是經濟問題，歸納為一句話，也是我每一次到俄國東歐，朋友都想我回答的一個問題：他們現在過得還好吧？

這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為什麼我們更多的關注他們的經濟生活而不是民主政治？因為過去二十年我們也看到了，民主政治在俄羅斯和東歐已經逐漸紮根，而民主政治這種東西是很少有回頭路可走的，相比較美國走了兩三百年，誰能說俄羅斯和東歐的民主政治在過去二十年不是在進步？所以，對俄國和東歐的民主政治抱悲觀態度的人，大可把眼光放遠一點，無論是回頭看，還是朝前看。無法放開目光的那批人，也是二十年前絕對不相信蘇聯東歐自我演變的那批人。

二十年前到底發生了什麼？一夜之間人家搞選舉了，民主了，天啊，讓人訝異的是，長期被愚弄的民眾不但會搞選舉，而且還挺適應的，連共產黨中最左的、最保守的那批人，都證明為民主政治的熟練操盤手，而且表現還相當優異。

例如蘇聯分裂後的十五個加盟共和國的11個總統都是前蘇共高官，克格勃和情報機關的人屢次出任民主政府的高級領導人。這說明，民主大概需要小學文化程度的人就能夠玩，而且連腦子被毒化過的人也可以玩，看起來是不需要什麼高智商和高素質了。這也同樣說明，二十年前的那場變革並不是你死我活的，不是零和遊戲，而是一場雙贏的博弈。用新體制代替舊體制，輸的只是陳舊過時的體制，而幾乎所有的“人”，都成了贏家。

只要政治好，一切都好了嗎？

不用擔心俄國東歐的政治，那麼就沒有值得擔心的？就一切都好了？不是這樣。恰恰是我們認為不用擔心的經濟卻出了問題。我們怎麼說來著？只要政治好了，一切都好了——這“一切”自然也包括經濟。可蘇聯東歐的問題恰恰在於，政治好了——一夜之間民主了，經濟卻沒有馬上好起來，甚至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遭遇了困難。雖然不能說轉型後俄國等遭遇的經濟問題一定是政治轉型帶來的，但也絕對脫不了干係。

那麼這些經濟困難從何而來？我是這樣看的：西方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政治體制，應該建立在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之上的。大概也就是馬克思說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相類似。前蘇聯和東歐實行以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卻幾乎在一夜之間完成了政治體制的變革（或者革命），可它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卻原封未動。

計劃經濟為社麼給政治變革後的蘇聯東歐經濟帶來了困境？先讓我們來看一下什麼樣子的困境。蘇聯東歐變革後我們大陸常常看到的一個場景是：在嚴寒的莫斯科的冬天，市民們開著小車去排隊買麵包，輪到自己的時候，麵包架子上已經空空蕩蕩，而要開小車離開時，發現車子裏沒有汽油了……

我曾經被這個畫面困擾了相當長一段時間，我一度這樣自言自語：是啊，俄國人倒是有民主和自由了，可卻沒有了麵包，難道麵包和民主有仇？

多年前和一位在美國的俄國專家聊起此事，他只是用一句很幽默的話回答了我，沒有麵包？那是因為沒有了政治局的原因啊……

這話其實一點也不誇張，想一下我們三十年前的那種計劃經濟，雖說某個麵包場具體生產哪一種麵包不用俄共中央政治局開會決定，可相差並不遠。在所謂公有制的計劃經濟下，嚴格說，從部長以及以下的各級黨政官員，都是靠執行上面的命令（計畫）過日子的，沒有了政治局的指示，可是寸步難行。麵包如何生產，如何分配，你一個月該吃多少個麵包，真還和最高政治局的會議與計畫分不開。

可蘇聯東歐一夜之間沒有了政治局，搞了一個用來指導資本主義，也就是私有制的市場經濟的政治體制，也難怪，麵包廠不知道如何生產了，老百姓不知道哪里去買麵包了……現在回頭來看一下，當時無論是蘇聯還是東歐的經濟，其實並沒有那麼糟糕，人家不是開著小車去排隊買麵包嗎？如果用市場而不是計畫來調節，難道俄制小車不能在國際上換回一些麵包？再說，當時的蘇聯擁有的那麼多核子武器，隨便拿一個出來“市場化”，不是可以給半個莫斯科人一人一瓶伏特加烈酒？

政治體制改革成功後，當時特別是蘇聯面臨著如何改革經濟體制，也就是如何私有化，如何從計劃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葉利欽選擇了大起大落一步到位的“休克療法”。事後有人說他太猛，應該慢慢來，一步一個腳印，或者象中國一樣。這樣說的人忽視了俄羅斯面臨的困境，那就是人家的政治體制已經改了，這樣的政治體制下，不可能允許慢慢市場化和私有化。

從絕大多數國家的經歷，以及從人類長遠的歷史來看，政治好了，經濟等自然不會太差。然而，對於某個具體的國家，或者從短期來看，政治不好，經濟未必就不能好，而且，政治好了，經濟也不一定馬上就能好起來。蘇聯東歐的情況從正反兩方面給了我們一些啟示。

政治體制改革的路被堵死了？

蘇聯東歐變革後又經歷了二十年，很多人悲觀了，認為，其他國家例如中國錯過了一個機會，不可能再那麼平穩變革了。這話有很大的道理，二十年前蘇聯東歐的變革雖然有歷史的必然性，但也有很多偶然性，還有很多不能不考慮的因素。例如共產黨內部促變革的願望和熱情。

現在有一種說法，說二十年前蘇聯東歐劇變之所以如此順利與平和是因為那是一場來自內部上層的革命。不管這個說法是否全面，但很多事實是支持這一觀點的。正如前面論述過的，無論是前蘇聯還是東歐諸國，在那場變革中，共產黨人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很多國家的變革就是共產黨內部分出的派別在唱獨角戲，包括前蘇聯，也是共產黨中央書記戈巴契夫和地方黨委書記葉利欽在玩，其他很多民主力量反而成了配角。

探討一下共產黨人為什麼要起來改變自己的政權是很有意思的。這裏只強調一點，我認為也是很關鍵的一點。蘇聯東歐共產黨當時促變的主要原因是他們的經濟生活也不怎麼樣，雖然有特供制度，但他們的特權，不但沒有達到花錢如流水，住房寬敞等，而且和當時的資本主義國家相比，貧富差距都是相當小的。這讓很多共產黨員認為，一場資本主義革命，很可能讓他們過上比較好的生活，同時擺脫政治上的被壓迫感。

看看事實，也相差不遠。蘇聯東歐變革前，那裏幾乎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富人”，例如一個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所住房子和待遇幾乎都是黨和國家的，下臺後就沒有了，更不用說傳給自己的子孫後代。而變革後的蘇聯東歐，很快出現了很富有的一批人，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正是以前的共產黨人包括領導幹部。當然也有很多普通民眾，這些人如果退回到以前，沒有機會去發財致富，唯一可以出人頭地的是去申請入黨或者進入克格勃這種可以胡作非為的黨政機構。

其實即便不拿蘇聯東歐的情況說事，只要稍微退回三十年、二十年，看看中國的情況也能明白一二，當時國家窮得叮噹響，即便是享受很多特權的共產黨幹部，他們能夠享受到的“富裕”和特權其實也是可圈可點的。

所不同的是，同樣是不滿意的共產黨人，蘇聯共產黨人決定改變政治體制從而改善自己和所有人的待遇，而中國的則直接從經濟改革入手。

這也給我們今天造成了一個悖論：如果實行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只是改善民眾的生活（這裏拋開政治權利這些天生人權不表），那麼通過經濟改革達到了這一目標後的中國，是不是就不用政治體制改革了？

再說，那些經濟上已經獲得巨大利益的各種利益集團，不但沒有了改革政治體制的願望，而且還會和二十年前的那些共產黨人相反，誓死捍衛這個讓他們享受榮華富貴的體制。所以有人說了，無論從人性還是利益兩方面考慮，今天的中國和二十年前的蘇聯東歐都不一樣了。政治體制改革變得舉步維艱。這是悲觀者從人性和利益兩方面推測出的暗淡前景。

可是，人性是靠不住的，好的人性靠不住，壞的人性同樣靠不住。而利益，絕對不是一成不變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過分悲觀是要不得的。這是我的觀點。

政治體制改革不會帶來經濟困難和社會混亂

行文至此，大家也看出來我想說什麼了，不錯，從主觀上說，我們確實感覺不到轉型的多大希望，可從客觀上講，各種條件不但成熟，而且，我們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

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悲觀的人總是悲觀，樂觀的人總是樂觀。可在這件事上我們必須認識到，當我們說到改革的困難的時候，我們過分強調了一部分人（利益集團）的個人意志，於是悲觀之下，也就把我們自己的個人意志忘記了，實在有些本末倒置的可笑和可悲。再說，雖然一些可能起到關鍵作用的人的改革意願下降，但改革的客觀條件卻更加成熟，兩者是可以互補的。

我們說二十年前蘇聯東歐變革中面臨的最大困難不是政治體制改革，而是經濟體制的轉型，而我們恰巧在過去二十年裏，在經濟改革上走得很遠，市場經濟很發達，私有制也蔚然成風，這和二十年前的蘇聯東歐相比，進步何其巨大？

二十年前蘇聯東歐要在公有制和市場經濟上建立民主政治，當時的蘇聯東歐不但沒有一點私有制，甚至不知道市場經濟為何物。而中國當前的情況完全不同了，一旦我們實行政治體制改革，那麼蘇聯東歐當時面臨的經濟困難將不會發生在中國。

從東歐回來後，有一次我在廣州街頭散步時突然想，現在的廣州領導是誰？他在幹什麼？隨即我就設想，如果政府高層換人了，甚至出現了權力真空，廣州的經濟會如何？經濟出現困境？

我很難想像，麵包店的人會停止做麵包，等著市委書記的命令，社會各行各業會停止不動，等著人家來指令他們明天如何賺錢。我想，上班的人早上起來會照樣去上班，除了一兩個意識形態部門失業了幾個職業騙子之外，其他各個部門照常運轉，員警維持治安，特務們繼續到國外搞情報，更不用說那些小攤小販會停止做麵包了，他們會更加起勁地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大賺特賺的……

我堅信，有了市場經濟（雖然不成熟）和（部分）私有制的中國，即便經歷蘇聯東歐二十年前的劇變，至少不會出現後來俄羅斯和東歐遇到的那種經濟困難。

我常常對俄國和印度的朋友講一句話，你們已經解決了一個大問題（政治體制），但卻存在很多小問題（經濟發展，包括效率問題），所以一直在修修補補；而我們在一個大的問題懸而未決的情況下，卻“很順利”的解決了一些小的問題。

結果會如何呢？誰都清楚，解決了大問題的國家，即便民眾再一次餓著肚子走上街頭排隊買麵包，也基本上會心平氣和，不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和動亂；而那些沒有解決大問題的國家，吃飽了麵包的民眾總有一天會走上街頭的，到那時就不是排隊要麵包那麼簡單了。

楊恒均 2009-7-29 （閱讀本人時評不是時評、學術不是學術的博文，別太認真哈。我試著把時評寫得像學術一點，把學術弄得庸俗一些，你就將就著看，好不？我的新口號是“時評學術化，學術時評化”o(∩_∩)o…哈哈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