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馬昨天的互動引海內外廣泛的解讀和關注。

    國共兩黨的這種互動最早出現在1988年。臺灣媒體稱，當時李登輝接任國民黨主席，中共領導人是以個人名義發賀電，但國民黨未函複；四年後李登輝連任黨魁，中共援例發賀電，李仍未函複但曾公開說，這是“善意的表示”。此後，中共的賀電主要以祝賀會議召開的形式發出，如1997年，國民黨“十五大”時，中共發去賀電，抬頭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2001年，中共又給國民黨“十六大”發出賀電，抬頭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暨連戰主席”。

    國民黨在野期間，中共開始以最高領導人的名義直接發賀電祝賀當選人，無論是連戰當選榮譽主席、吳伯雄、馬英九當選党主席，胡錦濤都曾發賀電，連吳馬三人也均在第一時間複電。

    只是此次胡馬互動，相比過去三次，國民黨重新成為執政黨，馬英九成為臺灣地區領導人，所以才創下兩岸領導人正式函電往來的歷史。

    有媒體觀察到，“值得令人玩味的是胡錦濤在賀電中是以‘馬英九先生’稱呼，對於馬英九之外的另一個身份卻隻字未提，馬英九則稱胡為總書記。”事實上，媒體有點放大解讀，馬英九9月份才就任，自然不能暫時不能稱其為“主席”，因此馬英九的回復中也以個人名義“馬英九”三個字為名義複電，未加上其他官方頭銜。這與2005年馬英九首次當選時,胡給其的賀電是一致的。

    我個人認為，值得注意的倒不是稱謂問題，國共兩黨自連戰訪問大陸後，早就進入良性發展時期，更值得關注的應該是賀電的形式和內容。

    若細心點，就可以觀察到胡錦濤三次賀電都強調“中華民族”，而2005年和2007年馬英九、吳伯雄二人則強調胡連會的“五點共同願景”，“五點共同願景”最重要的內容就是“九二共識”，此次馬英九給胡錦濤的回電中，更是直接提到“九二共識”，顯然，雙方都有各自的用意。對國民黨來說，強調“九二共識”，一方面是要堅持“中華民國”的主體性，這是國民黨的底線；另外一方面希望以兩岸和平為目標，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取得雙贏。對中共來說，與過去相比，其對台政策出現新思維，但“中華民族”概念則是底線。

    過去兩岸曾經因為格守各自“底線”無法坐到同一談判桌上。兩蔣時期，島內的各學術機構的中共研究還都稱為“匪情研究”，大陸也視兩蔣為“反動派”，兩党自然無法直接對話。1981年，葉劍英提出的“有關和平統一臺灣的九條方針政策”（即“葉九條”）雖然提出國共兩黨可以對等談判，但是“葉九條”強調的是“臺灣可以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特別自治權”，大陸與臺灣之間是“中央與地方”的關係，臺灣方面自然無法接受。

    直到兩岸分別成立了兩個白手套“海協會”與“海基會”，以官扮民，在沒有爭議、相對平等的狀態下，兩岸才開始進入協商。國民黨在野時期，黨對黨的接觸終於成為現實，“國共論壇”成為兩岸互動最關鍵的平臺；而馬上臺後，兩岸兩會協商模式重啟，與國共平臺共同組成“雙軌”。

    重溫過去幾十年的波折，兩岸間最缺少的便是“平等”和“互信”。如今兩岸紛紛熱炒“胡馬互動”，看中的其實是二者的“身份”，畢竟這是兩岸領導人間的互動。但是如同兩岸兩會協商，雙方都有“政黨領導人”這種對等的身份當白手套，互動才能順利進行。當然也有不少人認為馬英九的党主席身份可以為實現“胡馬會”創造身份條件，更有人期待，兩岸領導人能通過此次會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但是兩岸短期內還沒有政治氣氛可以促成“胡馬會”，胡馬會短期內不可能實現。

    只是這種黨際間的互動，由於兩岸的社會體制不同，臺灣是民主社會，隨時有可能發生政黨輪替，北京的談判對象其實是2300萬臺灣人。國共兩黨的爭議可以擱置，但是與綠營間的爭議屬於“國家認同”爭議，可能擱置嗎？在這種情況下，除了既有的互動機制外，如何給兩岸關係做一個“階段性的定位”似乎成為關鍵。這一點在胡錦濤與馬英九的互動電文中已經提到，胡錦濤希望能“進一步深化政治互信”，馬則重提16字訣“正視現實、建立互信、擱置爭議、共創雙贏。”政治互信與擱置爭議實際要解決的就是“兩岸階段性關係”的問題。

    1979年的《告臺灣同胞書》或許能給出更清晰的答案，在這份《告臺灣同胞書》裏就已經開始探討“在國家尚未統一的特殊情況下的政治關係”，並提出“應當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臺灣當局之間的商談結束這種軍事對峙狀態”。雖然兩岸30年前尚處對峙狀態，大陸著名臺灣問題專家陳孔立就曾認為，這句話可以解讀為大陸當時承認“臺灣當局”，並“寄希望於1700萬臺灣人民，也寄希望於臺灣當局”。只有回到平等互信，兩岸關係才有可能有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