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錢鐘書、巴金之後，季羨林今日也仙逝了。在我看來，季的離去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中國暫無大師也。至於在遙遠的將來，是否還會有真正的大師面世，則不可知了。

季老生前在自己的一本書中，辭“國學大師”、辭“學術泰斗”、辭“國寶”。言辭懇切，態度認真，沒有任何作秀成分。但是，無人可以否定，在當下的中國，如果還有人勉強可以稱得上“大師”和“泰斗”的話，確非季羨林莫屬了。

他學貫中西，視野開闊，早年在德國學習，歸國後醉心于中西文化交流，把東方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這三大體系熔於一爐，站在歷史的高度來觀察人類文化發展盛衰消長的規律。他曾說過，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到了極限物極必反。西方不行，東方起來，我們相信東方有輝煌的歷史，也一定會有光明的前景。 

我是比較認同他的這個結論的。這是一位對中西文化有著深刻體會的老者才能得出的真知灼見，歷史將會證明這一點。 

季老對東方文化的自信是建立在多年從事的世界文化交流工作的前提之上。他曾說，我是一個文化多元論者，我認為，文化一元論有點法西斯味道。在歷史上，世界上的民族，無論大小，大多數都對人類文化做出了貢獻。文化一產生，就必然會交流，互學，互補，從而推動了人類社會的進步。我們難以想像，如果沒有文化交流，今天的世界會是一個什麼樣子。

這種判斷比當下的諸多盲目自傲和自卑者要高出不少境界。“維西方”論喪失了起碼的文化自醒和自信，“維東方”論則陷入了盲目自信和自傲的泥沼。唯有季老所宣導的“東西方文化交流”論，才可能“互學、互補”，推動整個人類社會的進步。

說季老是大師，不僅是因為他的學術成就和見識卓爾不群，還在於他溫和外表下所展現出來的知識份子風骨，終生對權勢保持了相當的距離，對同類的遭遇保持了深刻的反省。

說到季老的風骨，當然不能和當年遭受非人待遇的儲安平等人相提並論，和那些命喪運動的同類相比，他算是相當幸運的了，得以保全性命，晚年更被政府視為“國寶”。

但他的身上，明顯有著中國五千年來優秀知識份子的氣節。早年，他曾是《觀察》週刊的撰稿人，那是儲安平主編的一份政經週刊，針砭時弊，建言獻策，曾經在知識和政治兩界影響甚大，其所登稿件水準，其言論鋒芒，可能只有前些年已經夭折的《戰略與管理》雜誌稍稍可以媲美。

令人歎惋的是，《觀察》週刊的撰稿人大多數都未能逃脫後來的反右運動，下場悲慘莫名。季羨林當年雖然因為偶然的機會做了“逍遙派”，躲過了一場致命的暴風雨的襲擊，但對這場運動，以及在這場運動中遭受折磨的同類，他是有著深刻反省的。

1999年，他在《記張岱年先生》這篇短文中，說了以下一段語驚四座的話：1957年反右，張岱年先生受到了牽連。這使我對他更增加了一種特殊的敬意。我有一個自己認為是正確的意見：凡被劃為“右派”者，都是好人，都是正直的人，敢講真話的人，真正熱愛黨的人。     

但是，我決不是說，凡沒有被劃者都不是好人，好人沒有被劃者遍天下，只是沒有得到被劃的“幸福”而已。至於我自己，我蹲過牛棚，說明我還不是壞人，是我畢生的驕傲。獨沒有被劃為右派，說明我還不夠好，我認為這是一生憾事，永遠再沒有機會來補課了。

這段話，明明白白地表明瞭他對那場摧殘中國知識份子的運動的態度。越到晚年，季羨林越呈現出與眾不同的清醒，拒絕接受官方給予的眾多禮遇。辭“國學大師”、辭“學術泰斗”、辭“國寶”等行為，既是一種自省，更是一種委婉的抗議。

相對于季老來說，當下某些人的做派真是令人作嘔，不惜採用一切手段自封“大師”，而實際遠遠名不副實。單就那身俗氣和媚勁，就和“大師”沾不上邊。

相比他的很多朋友而言，季老不算是勇敢，但絕對算得上一個真正的知識份子，不會去迎合權力達到自己的目的。他曾經在一篇文章中，痛切反思中國五千年知識份子的性格和命運，最後得出的結論是：我從來不相信什麼輪回轉生。現在，如果讓我信一回的話，我就恭肅虔誠禱祝造化小兒，下一輩子無論如何也別再播弄我，千萬別再把我弄成知識份子。 

痛哉斯言！季老走了，中國下一位大師何時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