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具備發展經濟的得天獨厚條件。伊朗的石油蘊藏量占世界的9%-10%，天然氣蘊藏量占世界的12%-15%，經濟現代化在巴列維王朝後期已達相當水準。從1963到1977年，伊朗出現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增長。1965年伊朗人均收人300美元，1977年上升到2200美元。國民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不斷提高，1963年-1966年為8.8%，1967-1971年為11.8%，1972年-1973年為14%，1974年-1975年為30%。伊朗70年代初成了世界上第9個最富的國家，到1975年時已建立了比較全面的工業體系，貧窮的伊朗突躍為世界第二大世油輸出國。這是難以想像的奇跡! 在伊斯蘭革命前夕，伊朗建立了一支強大的、裝備精良的軍隊，從人數到武器裝備號稱世界第六。此時的伊朗的民族信心和國際境遇達到了近代以來的頂峰。
    然而，革命後當局不僅未能兌現其經濟承諾，國內生產總值反而持續下降。1977-1996年，伊朗的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大約1/3，按人均計算下降了50%，即使根據官方顯然保守的統計，在此期間人們的平均生活水準也下降了20%。霍梅尼原教旨主義模式的失敗同樣顯而易見的。
    總體上說，伊朗伊斯蘭政府卻在糾正巴列維王朝的弊端時矯枉過正：在革命後的社會進程調整上步履瞞姍，在公正與發展的平衡上搖擺不定。革命激情下的伊朗因處置不當的人質問題而自陷不義之地，更因與美國的全面對峙而遭受了數十年的孤立與遏制，所喪失的不僅是可能從美國獲得的各種援助，而目包含正常的發展空間。正是過分妖魔化美國，也刻意貶低了巴列維時期的社會成就，因而也有意無意為自己設置了許多的發展障礙和交往障礙。而目從根本上看，它似乎不可能超脫地看待宗教的影響，因之也難以真正客觀地對西方式文明成果進行取捨。儘管多年以來一直強調獨立自卞，但伊朗“從來沒有使自己遠離資本主義的世界秩序，甚至沒有建立起一個真正獨立的經濟基礎”。作為活躍而關鍵的地區和國際角色，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現在只是一個“唯利是圖的家庭手工作坊”。
    即使在改革派哈泰咪伊執政第一任期，伊朗經濟平均增長率從1997年的2.4%增長到2000年的5.9%；第二任期時經濟增長達到6%，但人們仍對哈泰咪以首的改革派在執政期間將過多精力放在政治改革上，經濟上建樹不夠非常不滿。2005年大選中，強硬保守派候選人艾哈邁迪•內賈德打出了“發展、社會福利、社會公正、反腐敗”等口號，許諾“要把伊朗的石油收入體現在每個老百姓的餐桌上”，保護窮人利益。 但內賈德上臺後卻從一系列政治和社會改革路線上回縮。內氏執政以來，伊朗在核問題上的立場日趨強硬，與美國等西方國家關係持續緊張。儘管內賈德總統在近年幸運碰上創記錄的高油價以及高學歷、年輕勞動力和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但伊朗2006-2008年GDP實際增長率也只有6.5%左右，低於中央銀行7.5%的增長預期。而今年隨著交貸危機影響及油價的下跌，預計今年增長率降至0.5%。雖然內賈德政府獲得伊朗歷史上最高的石油收入——275萬億土曼（Toman），但其政府也是自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來預算赤字最高的政府。
    內賈德政府已增加25%的開支並支持用於食品和汽油的補貼，甚至計畫直接發現金代替給窮人補貼。他還拒絕逐漸增加的汽油價格，認為必要的準備工作如發展公共交通系統之後，政府才能在五年之後放開汽油價格。他頒佈了削減利率的總統令，使之低於通脹率。這一刺激經濟意想不到的效果是，伊朗人為尋求盈餘現金增值和安全，投資一些城市房地產，結果地產價格在內賈德執政期間兩倍或三倍翻番。由此增加了住房費用，從而傷害了窮人及無房產的伊朗人。這與內賈德民粹主義政策的初衷正好相反。
        內氏政府為了彌補現金的短缺，去年10月試圖強行在眾多項目上徵收3%的增值稅（VAT ），但這很快引起了首都德黑蘭和其他大城市的巴紮商人（bazaaris）罷工。巴紮商人曾為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的成功發揮了關鍵作用。他們在伊朗的地位和權力幾乎是神話般的。因此，他們也是內氏政府能得罪起的，很快不得不取消徵收增值稅。與此同時，伊朗通貨膨脹加劇、物價上漲、失業率攀升和住房緊張等問題日益突出。所有這一切均引起了伊朗民眾的廣泛不滿，所以選舉作弊只是這種不滿的導火索罷了。
    不僅如此，伊朗當前現實與其革命領袖霍梅尼的“法吉赫的監護”理論所描繪出一幅公正賢明的法吉赫按真主的意志帶領人類實現世界大同的美妙圖景相差甚遠。而且伊斯蘭革命後已實踐30年的“法吉赫的監護”體制即所謂“伊朗模式”或“伊斯蘭道路”亦令人相當失望，經濟發展甚至遠不如30年前巴列維王朝。這就是說，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並未提供一種值得效仿的可行的政治模式和經濟發展道路。因此，此次伊朗大選之後的廣泛抗議實際上是伊朗民眾對其呆板體制的一種抗議及尋求一種新的發展道路的呐喊。

（原文發表於2009年6月29日《中國經營報》，題為《伊朗經濟“矯枉過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