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下旬我在桂林講課時，連續接到兩個電話，都是告訴我，楊老師得了肺癌，而且是晚期，能不能想想辦法。我的第一反映是找一位好中醫。回到北京後，楊老師仍在北大醫院接受化療。一個多月的化療下來，錢花了6萬多，人瘦得皮包骨頭。據醫生說，化療延緩了病情的發展，不過最多還有三、五個月時間。好在楊老師頭腦還很清醒，我強烈建議楊老師接受中醫治療，楊老師欣然同意。但是，北大醫院拒絕接受中醫進場治療，楊老師一時有些猶豫。後來，科技部中醫戰略課題組的朋友推薦了王醫師，終於決定轉出北大醫院，單獨接受中醫治療。一個多月後，我在家接到楊老師的一個電話，他興奮地告訴我，最新一次胸腔積水化驗結果發現，積水中的癌細胞已經消失了，而原來在北大醫院化驗時，積水中癌細胞密度很高。現在，飯吃得下了，睡覺也有改善，精神狀態好多了。這個好消息在朋友們中間立刻傳開了，一位朋友說，看來，接受中醫治療是一個戰略轉捩點。

    我為什麼對中醫情有獨鐘呢？起因是5年前我母親得胃癌去世。她的胃癌發現得很晚，多次做胃鏡以為只是一般性的胃炎，最後一次從紹興到北京來做胃鏡，才發現癌細胞。北京腫瘤醫院的一位大夫認為可以動手術切除，但一打開發現已經廣泛擴散，只好合上等死。這期間，我目睹了母親的痛苦萬狀，陷入了深深的思考。為什麼西醫一定要找到癌細胞才能確診病情？在沒有胃鏡的時代，西醫怎麼診斷癌症？不能診斷，又怎麼治療？西方古代和近代的人得了病怎麼辦？

這樣，我逐漸發現，20世紀西方醫學界的進步首先是在診斷手段上。然而，嚴格地說，這種診斷手段的進步是光、機、電技術的進步，而不是醫學的進步。例如，小腸鏡是一粒類似感冒膠囊的東西，實際上是一架自帶光源的微型攝像機，能夠把小腸內部的情況拍攝下來，並通過無線電波傳遞到身體外的接收器上，再將接收到的信號輸入電腦進行處理。這是醫學的進步嗎？還是光、機、電技術的進步？大醫院最先進的診斷設備，如CT、彩色B超、核磁共振等等，全都是光、機、電技術的進步。當然，光機電技術不僅應用於診斷，還應用於治療。我有一位元搞電腦的朋友，發明了一種電化學治癌儀。當時我很驚訝，一個根本不懂醫學的人，怎麼可能發明治療癌症的儀器呢？現在明白了，治療癌症的人並不需要懂得癌症的發病原因，亦即不需要懂得醫學，只要能找到某種殺死癌細胞的技術手段就可以了。發明X光、CT、腸鏡、胃鏡的人，我相信都不懂得人體的複雜性，都只把人體看成一架由無數零部件構成的機器。用X光照射人體，就像海關用超聲波探測集裝箱裏的走私貨物一樣。

        西醫第二大給人印象深刻的成就是外科手術。20世紀的外科對於人體的骨胳、肌肉、神經、血管和各種器官的細微結構研究得更清楚了，然而，在人體觀念上，仍然是19世紀屍體解剖學的觀念，即把人體看成是一架靜止的、結構複雜的機器，對於人體內部各種複雜的相互關係則完全缺乏瞭解。例如，有的人由於長期心情憂鬱而導致胃潰瘍甚至胃癌，但是，無論在什麼時刻打開人體，外科技術能夠發現這種聯繫嗎？外科醫生只能看到人體某一時刻的狀態，嚴格地說，甚至某時刻都看不到。由於人體被打開，人體內部的各種狀態就發生了重要變化。打個比方說，人體是一條奇妙的不停運動的河流，外科醫生甚至一次都不能踏進這條河流。非要踏進去，則河流必將發生改變。所以，外科技術的進步實際上只能解決骨折等瞬間性、局部性的疾病。有人可能以為，對於那些長期積累形成的器質性病變，外科也是挺有效的呀，比如心臟搭橋，比如腎臟移植。但是，如果能夠瞭解器質性病變的發生、發展機理，中斷甚至逆轉這一進程，為什麼要開刀呢？要知道，開刀並不能消除導致器質性病變的原因。這部分胃切除了，可能下一部分的胃又出問題了。這個腎換了，另一個腎又壞了。外科技術如此濫用，這究竟是病人的福音，還是病人的禍根？正如楊老師的肺癌，如果有藥物可以使癌細胞轉化為正常細胞，為什麼要開刀，為什麼要化療、放療？究竟是只能靠開刀算醫學，還是能夠診斷病因、病機，調動人體自身免疫功能的中醫算醫學？

        西醫給人印象深刻的第三大成就是抗生素。現在通過腸鏡、胃鏡、CT、核磁共振，診斷結果出來了，在身體的某一個部位，例如，結腸部分發現了一處炎症。為什麼會發炎呢？按照中醫理論，炎症只是一個結果，是人體內外部環境發生某種失衡的結果。只要調節好平衡，即調節好陰陽、寒熱、虛實等平衡，炎症自然就消失了。問題表現在局部，但原因可能在整體。問題表現在結腸，但原因可能在脾胃。這是對病情因果關係的一種整體論觀點。但是按照西醫的原子論觀點，結腸發炎肯定是由於某種細菌引起的，只要找到能夠專門殺死這種細菌的某種抗生素，炎症就會消失。正是按照這種理論，西醫在20世紀發明了無數種抗生素、消炎藥。現在醫院藥費收入中各類抗生素的銷售額大約占40%--50%。怎麼知道某種藥物能夠殺死某種細菌呢？化學合成藥物，在小白鼠身上做動物實驗。因為人和小白鼠都是由細胞構成的，能夠殺死小白鼠身上的細菌，就能夠殺死人身上的細菌。如果找不到某種特定的化學藥物呢？病人就只好等待最新實驗成果了。事實上，據我所知，西醫至今就沒有找到治療結腸炎的特定抗生素。靠一些廣譜抗生素，服藥時好了，藥一停又犯。進一步，就算找到了某種特效抗生素，還會產生副作用。人體內部是一個百萬細菌的生態俱樂部，抗生素殺死某種致病細菌的同時，也會殺死起正常作用的其他細菌，破壞人體內部的各種微妙的轉換和合成機制，產生廣泛的副作用。更加麻煩的問題是，細菌與抗生素之間還會“博弈”。很多人知道棉鈴蟲和殺蟲劑的故事。一些棉鈴蟲被殺死了，另一些具有抗殺蟲劑能力的棉鈴蟲生存下來，繼續繁衍，需要研製新的殺蟲劑。正是這種機制，迫使中國產棉區從華北平原遷移到新疆地區，因為山東一帶的棉鈴蟲具有抗藥性，而新疆地區的棉鈴蟲還不具有抗藥性。同樣，一些致病細菌被抗生素殺死了，另一些具有耐藥性的細菌又產生了，需要研製新的抗生素。由此，我以為，這第三大成就即種類繁多的抗生素的研製，實際上是化學的進步，而不是醫學。化學的進步還表現在化驗技術上，通過對人的各種體液如尿、血液、唾液等的化驗分析，統計出人體的正常值和異常值。

        綜上所述，20世紀西醫的成就主要是靠光、機、電、化學、生物學等技術手段取得的，在醫學觀念上，則仍然停留於19世紀的原子論和機械論上，因而對人體內在的整體性、變化性還一無所知，對於解決複雜疾病無能為力。相反，在缺乏光、機、電、化學、生物等技術手段的古代，由於在人體哲學上持整體的、變化的觀念，中醫能夠解釋病因和病機，併發展出相應的治療手段和藥物，能夠治療複雜疾病。事實上，我自身的結腸炎就是靠中醫治好的。究竟什麼時候好？靠什麼藥治好？我並不知道。我只知道，吃了一段時間中藥後，再做腸鏡，就找不到炎症處了。一位朋友聽我講了對中西醫的看法後，告訴我一個發生在他夫人身上的故事。10年前，他夫人也得了癌症，西醫告訴她想吃什麼就吃什麼。這位朋友病急亂投醫，找到東直門中醫院的施漢章大夫。病人已經失去信心，沒敢去醫院。就憑口述病情，施大夫開了處方。一個多月後，病情明顯好轉。現在，他夫人還活得好好的。去年春節，我們兩家還一起吃了飯。一旦認識到中西醫在人體哲學上的不同，我便對中醫發生了濃厚的興趣。

        我終生抱憾！母親生病時，我還不懂比較中西醫優劣長短，我還像普通人一樣迷信西醫。如果西醫宣佈一個人的死刑，那就是科學在宣佈一個人的死刑。現在我知道，西醫宣佈死刑，常常是西醫在宣佈自己的無能，是西醫在宣佈自己的人體哲學的錯誤。我甚至認為，西方醫學體系在錯誤的人體哲學支配下，正在從錯誤走向更深的錯誤，其具體表現就是從細胞生物學（產生抗生素理念）走向基因生物學（尋找犯罪基因、疾病基因），從基因生物學走向分子生物學。這是西方醫學的原子論思維的繼續。如果病因不能在細胞層被找到，就到基因層去找；如果基因層找不到，就到蛋白質層次去找。這樣，很可能就根本上顛倒了疾病的因果關係。現在，醫學院的學生都把分子生物學當作未來醫學的至高點，甚至一部分中醫學院的學生也如此，這是非常值得擔心的。這樣培養出來的學生，很可能離單細胞生命越近，而離人體越遠。在一定程度上，我認為馬克思的理論也有強烈的原子論傾向。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在人體就是細胞決定整體，基因決定整體，直至分子決定整體，原子決定整體。竊以為，他的理論並不能很好地解釋社會運動。在新中國，原子論的思維方式在相當程度上是通過馬克思主義傳播的。

        更讓我擔憂的是，如此幼稚的原子論、機械論的人體哲學，居然統治了全世界的醫學界。西醫把自己宣佈為唯一的科學，扼殺其他各種整體論、運動論的人體哲學指導下的傳統醫學，特別是扼殺中醫。如果在西醫治療下病人死了，這是病人該死；如果在中醫治療下病人死了，這是醫療事故。如果在西醫治療下病人好了，這是西醫的科學性、必然性的結果；如果在中醫的治療下病人好了，這是偶然的、無科學根據的、不可重複的奇跡。

        更加嚴重的是，即使中醫能夠按西醫的統計標準可重複地治療疾病，西醫還是傲慢地拒絕承認。2003年的SARS疫情在廣州爆發時，廣州普遍採用中西醫結合治療，療效非常明顯。到2003年5月中旬，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一院治療50余名病人，無一例死亡，平均退燒時間3天，且醫護人員無一人感染。而鐘南山院士所在的西醫型醫院治療的117名病人，有10人死亡；其中有71名病人接受中醫介入治療，僅一例死亡。也就是說，在人稱“抗擊非典第一功臣”的鐘南山領導下的醫院裏，接受純西醫治療的46名病人中，有9人死亡。[1][1]同樣值得提及的，接受中醫治療的病人沒有後遺症，而接受西醫治療的病人則大量出現肺部纖維化和股骨頭壞死症。治療費用對比也極其明顯。北京小湯山醫院的西醫治療調集了亞洲地區各國的呼吸機，每台呼吸機用完後就被焚燒銷毀，僅此一項每人花費即達上萬元。本來，廣州中醫治SARS療效明顯，應該可以在北京推廣。但是，由於SARS後來被定為傳染病，按規定病人只能由傳染病院收治，北京各中醫院就不敢收治病人了。因為沒有哪個中醫院的的領導敢保證，中醫治療不死人。西醫治死多少人都是允許的，中醫治死一個人就是醫療事故。按照西醫理論，治療SARS，需要研製出特效疫苗。然而，在至今仍無特效疫苗的情況下，某些領導機關仍然只允許西醫治療SARS，這就是非常令人奇怪的事了。

        由此我甚至激憤地聯想到，法輪功不允許信徒在生病時去醫院治療，西醫不允許病人在西醫治不好的情況下接受中醫治療；法輪功可以用信仰的名義宣佈信徒的死亡為上層次，西醫可以用科學的名義宣佈病人的死亡為天命；這兩者的邏輯為什麼竟然如此相似？難道我們都是西醫的信徒？難道我們都是西醫的人質？誰把我們的生命權交給西醫的？法輪功信徒還有一次選擇，而我們絕大多數人則是生下來就別無選擇，就天然地成為西醫的信徒？

    昨天，我在電話中向一位元朋友推薦王大夫。這位朋友的父親得了肺炎，也在北大醫院接受治療。肺炎固然有所好轉，但其他臟器卻出了問題。通話快結束時，我突然意識到，社會上的確普遍存在著西醫迷信。如果作為兒女讓父母接受中醫治療，父母和親友都會私下裏認為是孩子不孝。可悲啊！可惜啊！

        中醫淪落到這個地步，究竟是什麼原因呢？從直接原因看，因為中醫裏的良醫少，庸醫多。一劑中藥幾十味，像霰彈槍打麻雀，瞄得不准，總有一味對症的。一些病人也相信中醫，特別是在中小城市和鄉鎮農村，由於中醫醫療費用低，受大城市的西醫至上論的污染少，找中醫看病，但是常常找的是庸醫。雖然一時治不死病，但也治不好病。一來二去，病人失去了對中醫的信心，還是找西醫開刀動手術，搞“暴力革命”。

        然而，庸醫為什麼會這麼多呢？這又與中醫的西醫化培養有關係。中醫需要靠師傳。因為中醫面對的是一個複雜的矛盾綜合體，其中有無數層矛盾在發生作用，有主要的（系統級），有次要的（器官級），有二次要的（組織級），有三次要的（細胞級）。每一級矛盾中，有又主要矛盾至次要矛盾多個層次。其中每一對矛盾單獨解決都比較容易，都有一定的章法可循。但是不同級別的不同矛盾相互作用，怎樣能夠辨證施治呢？單一的原則不行，多個原則在一起相互打架還有原則嗎？所以，需要原則間的平衡、協調，需要找到主原則和次原則，理清陽和陰的關係。每一個病人的病情不同，即矛盾關係的組織不同。同樣的病症，其病因可能完全不同；同樣的病因，其表現的部位和方式也可能完全不同。因此，培養中醫就像培養國家總理，既需要靠臨床實踐，也需要靠師傳。這才有“不為良相，即為良醫”的說法。中醫用藥講究君臣佐使的配伍，君藥攻主要矛盾，臣藥加強君藥的力量，佐藥攻次要矛盾並克制君藥的毒副作用，使藥調和藥性。這就像整頓一個管理混亂的企業，不但要撤換主要領導人，整頓士氣，調整市場戰略，開發新產品，加強品質控制，還要循序漸進，防止在整頓期間失序，造成資金流失，客戶流失，技術流失,亦即要懂得安撫人心，注意打擊一小撮，保護大多數。所以，單純學院式的中醫培養只能培養解決單一型問題的科級幹部，培養不了總理。這種科級幹部，就是那些守著一、二張方子吃一輩子的中醫。這種中醫守株待兔，碰到病情對他的方子了，他就成“神醫”了，對不上，就成庸醫了。從外部統計角度看，病人得出的結論是，這是個庸醫。真正的良醫用藥以變應變，出神入化。如1957年，北京流行乙型腦炎，名醫蒲輔周先生治好了167例腦炎，用了98個不同的處方。然而，西醫領導的衛生部居然認為，正因為每個處方解決了不到2個人的問題，所以蒲先生的醫術沒有統計意義！用西醫的這種機械論方法來領導、評價中醫的整體論，如同讓幼兒評價成人行為一樣，可笑複可歎。

        用西醫的模式改造中醫的結果是，據估計，解放初全國大約有良醫5000名左右，到現在只剩下500名左右。更加令人費解的是，按照衛生部頒佈的《執業醫師法》，那些沒有學歷、不懂得外語、卻長期行醫、聲望卓著的中醫師，將得不到營業資格。本文多次提到的王大夫，嚴格地說，就沒有衛生部認可的行醫資格。不是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嗎？怎麼到了醫療問題上，卻成了西醫是科學和真理的化身，有資格否定其他醫學呢？

        事實上，西醫承認的只是原子論、機械論的科學，是牛頓力學時代的科學。遺憾的是，儘管牛頓力學開創了力學新時代，但其影響卻過分擴展了。真理往前走一步便是謬誤。自從牛頓力學誕生起，西方思想界和醫學界便沉迷在牛頓力學中。思想界的洛克、斯密，其中一定程度上包括黑格爾和馬克思在內，都深受牛頓力學影響。然而，牛頓力學只適合一個確定的、可逆的、機械的、可分割可孤立（原子論）的宏觀物理世界。西方自然科學的發展事實上很快就超越了牛頓力學世界。熱力學、化學、生物進化論、量子力學和相對論的發現打破了這個確定的、可逆的世界，帶給我們一個高度複雜的、不可逆的、偶然性的世界。但是西方醫學界完全與自然科學的變化相隔絕，停留在牛頓力學時代。所以，從事系統論、控制論工作的大科學家錢學森曾經說過（大意）：西醫處於幼年時期，再有四五百年才能進入系統論，再發展四五百年才能到中醫的整體論[2][2]。

        然而，儘管中醫和中國傳統文化對人體和社會的認識都可能遠遠領先於西方，但是，近代中國被用牛頓力學思想武裝起來的堅船利炮打敗了。本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完全可能解決中國在科學技術上的問題，然而，由於當時中國社會被慈禧這樣的“庸醫”所統治，缺乏“中學之體”，在甲午海戰中再度失敗。全國輿論不分“庸醫”“良醫”，拋棄了“中學”，掀起全盤西化的浪潮[3][3]。辛亥革命後，北洋政府以“中西醫難兼采”為由，“決意廢棄中醫，不用中藥”。1929年南京政府以“舊醫一日不除，民眾思想一日不變，新醫事業一日不能向上，衛生行政一日不能開展”為由，通過“廢止舊醫案”。這些舉措雖然遭到民眾的強烈反對，不得不偃旗息鼓，但是，仍然給中醫以巨大打擊。解放後，儘管毛澤東宣導中西醫結合，但是由於衛生部基本上是西醫的一統天下，中西醫結合的結果是西醫為主結合了中醫，使中醫淪為二等公民。80年代後，全盤西化論再度甚囂塵上，中醫從二等公民再退而成為三等公民，甚至面臨被滅絕的危險。

        實際上，真正的中西醫結合只能是“中醫為主，西醫為輔”。中醫可以防微杜漸，將絕大部分病情消滅在萌芽或成長狀態，到病情發展到完全不可逆轉的階段，再用西醫的“暴力革命”。至於何種病情為完全不可逆轉，則需要取決於中醫的治療水準。對於像良醫來說，肺癌晚期仍然可以逆轉。對於技低一籌的中醫（也是良醫，但醫術水準稍低）來說，肺癌早期和中期可以逆轉。如此，則可能形成一個以少數傑出良醫，多數普通良醫形成的中醫網路，以遠低於西醫的成本，覆蓋全國城鄉。

        同病相憐，惺惺相惜。在醫學界，中醫是非主流。在經濟學界，我也是非主流。非主流的體驗是相似的。在經濟學界，一個數學出身的經濟學博士，儘管他對經濟史一竅不通，儘管他對經濟和社會的複雜性毫無瞭解，但他可以玩弄統計資料做模型，可以寫文章發表在國際學術刊物上，可以憑藉在國際刊物上發表論文的名聲對經濟政策指手劃腳，就像一個學習分子生物學的醫學博士可以對一個病人任意處置一樣。經濟被搞壞了，病人被治死了，他們卻是科學的化身，可以不負任何責任，他們責怪病人不是他們的典型病人。

        嗚呼！不如歸去學中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