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偽造的所謂殷商及周代”弄器”

弄器之出現，是在1938年在河南輝縣出土了一些所謂殷商到周代的青銅器，被施加偽銘文後向海外高價出售給洋人，其中就有所謂的”弄器”。按，”弄”這個字，在殷商甲骨文時代，尚未見到此字，也就是，所謂的“弄”在殷商實未見此字有出現的必要，當然也不用講此字的辭意了，真要到了西漢末的字書《爾雅》才有所解釋：『弄，玩也』，東漢《說文》釋曰：『弄，玩也，從井、玉。』而東周春秋時代《左傳僖公九年》『夷吾弱不好弄。』《左傳定公四年》『君以弄馬之故』。戰國末《國語‧楚語》『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而西周時期，在金文裡也沒有這個字，乃起於東周。

而西周今其器上有銘文的乃《天尹鐘》（集成0005）二件同銘文，其銘文作『天尹作元弄。』此於古學者之間對其時代看法也有不同，如容庚主東周器，《集成》一列為西周晚期，一列為春秋早期。學者或依偽銘器《作冊大方鼎》（集成2758~2761）銘文上有“天尹”就以為西周確有“天尹”之稱，但《作冊大方鼎》一如吾人曾證就是民初金石家偽銘洛陽馬坡偽器群以供外銷之一的偽銘器，是今人想出來的“天尹”一辭，不就反證《天尹鐘》銘文是拿著《作冊大方鼎》的偽銘文在構思出來的偽鐘銘嗎！而且依上博的李朝遠及周亞的研究，此銘文也是後刻的。故《天尹鐘》偽銘器上講天尹此虛構之人物作了一個“元弄”，研究者於是認為是貴族用來玩弄的弄器。當然不成立，而且連帶可以確立西周沒有所謂的“弄器”。

當然更不要談殷商連“弄”字要出現的需求亦未出現，故無使用“弄”此字的出現的必要性，故而甲骨文亦未見此字了。

但是，民初被偽刻銘文外銷賺錢之一器，舊藏美國紐約的收藏家手中《王作[女瓦]弄卣》上有弄字，而且此器被金石學者認為係殷商器的成果，而陳夢家於《殷周青銅器分類圖錄》裡講由《王作[女瓦]弄卣》之銘文知此器作器是殷商王，而此器乃“弄器”，對後來的偽造“弄器”偽銘給予了一個指南。但實際上，此偽器也當是民初出口的偽銘器，以賺洋人錢用的，可能即如出口至外洋的東周一些偽弄器原同出於1938年代的河南輝縣，同批留洋賺洋錢用的。

但多年後，不辨其偽而參與發掘的今已死的鄭振香，說是1975年冬在參與安陽市文物工作隊的發掘河南小屯村北的殷代晚期地穴居所內發現了《王作[女瓦]弄方鼎》的蓋子，上參考了海外偽殷商銘器《王作[女瓦]弄卣》也依樣葫蘆了一個《王作[女瓦]弄方鼎》的蓋子，也刻上了王作[女瓦]弄弄器字樣，說是《1975年安陽殷墟的新發現》(1978年4期《考古》)（鄭振香著），按，殷商連“弄”字的需要性亦尚未產生，怎會生出什麼“弄”字，還在青銅器上鑄上有“弄器”之名謂的銘文來？

到了1987年故技重施，安陽市文物工作隊於安陽郭家莊東南殷墓出土的自銘有“弄”的銅簋（見《1987年夏安陽郭家莊東南殷墓的發掘》1988年第10期《考古》），當然殷商並無“弄”字，又怎會出現有“弄”銘文之器？

而且西周除了今人偽造的偽《天尹鐘》偽銘外，也無實物上出現弄器。何況到了東周，也沒有真正出現弄器。而這個“弄”字，除了各偽弄器上出現而外，亦未出現於其他金文銘文裡。所有被視為東周器的弄器，竟沒有一個是真正有銘的東周玩弄用之器。都是以陳夢家之說當作作偽銘的靈感而成就的。

（一）不明來路而說是出土太原金勝村的春秋晚期的酒器《子之弄鳥尊》（集成5761）“作弄鳥”，與許多偽銘器現存於美國弗利爾美術館，是清末民初的美國人弗利爾從賣假文物者手中買來的，也一樣刻有“弄”之名。

（二）傳出土于1938年河南輝縣的春秋時期的《君子之弄鼎》（《集成》2086） 、《智君子鑑》（《集成》10288,10289）銘文“智君子之弄鑒” ，也收藏於海外之偽銘器，今只《君子之弄鬲》（藏於故宮）銘文“君子之弄鬲”。

（三）說是春秋晚期燕國器的《杕氏壺》（《集成》9715），被偽文物販外銷德國的銘文：“杕氏福○，歲賢鮮于，可是金契，吾以為弄壼，自頌既好，多寡不訏，吾以匽飲，盱我室家，网獵毋後，算在我車”。 拿春秋時代白狄（鮮于）編故事。

而“弄器”之名，出現頗晚，到了《宋書•後廢帝紀》“白刃為弄器”之辭始出。今世造偽者用後世辭語造殷商西周東周偽器，銘之以“弄器”，不亦自以為得計而售偽必有成？（劉有恒，2026,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