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諸宮調與北曲形成及《九宮大成》的關係——並談中國戲曲開山之祖趙佶

《九宮大成》裡的諸宮調《董西廂》曲的工尺，是明末清初有一位民間人士所譜，此人後入清廷樂署，其譜當即亦即《九宮大成》收入之源，其譜曲係個人創作曲，應無傳承及參考價值。所謂其牌名與元曲相同者，許多文字格律不同。應有繼承也有元曲所獨創，即使牌名相同，如果細閱《九宮大成》的曲牌附注，應可以統計出一些端倪。如不研究諸宮調，不必管《九宮大成》內的諸宮調，因為此又係另一研究課題。

有關諸宮調的文字格律，其實也有學人於此有專研，可斟酌查參（如于麗佳：《董解元西廂記》曲譜格律研究與曲樂文獻輯錄）。

元代北曲，以其音樂己亡，更遑論諸宮調更亦無片紙音樂遺存。

諸宮調自是北曲之祖，謂其為祖，是指其牌名元曲多有繼承，連聯套也有一些繼承遺跡，但都是局部現象。但文字格律的實質並非完全繼承，從文字格律或其宮調的也或有歸屬的不同，即知北曲的多數曲牌的牌名即便與諸宮調相同，音樂旋律或有重新寫過，於是填詞時自然文字格律就不同了，而歸屬的宮調也就或不同了。如諸宮調【混江龍】屬羽調，北曲屬仙呂，這就是音樂重寫，而歸屬的均及調式也改變了。但因為諸宮調及元曲都是辭樂，即依腔填詞之樂，旋律不存，其間關係都只能臆斷，而無法確證，有千言萬語，也不知中不中的之慨，故實可不為無益之辯。

元曲的形成，就如詞的形成一樣，其實一如吾人對詞學界把詞與燕樂扯上關係，近曾有文批判：

『但唐代中晚期的戰亂，適逢今詞學界多謂之詞體誕生之際，但後人多講詞因燕樂而生，這是不確的。一如若有人講『流行歌曲是因為用了傳來了西方大小調之下寫歌而起的』是不是一樣無聊。因為所謂詞，就是歌辭，何朝何代沒有歌辭，西周到東周初的《詩經》是歌辭，西漢起樂工們為創作群主軸的樂章古辭，到南北朝時被稱為樂府詩，也都是歌辭，要說詞體成立於燕樂不精確，因為像宋辭的格式的歌辭早已出現在所謂西漢以來樂工及帝王將相（如魏代三帝王）及從臣們的樂章古辭內，不待燕樂之起，即有詞體的格式成立。故詞體之起斷之於唐初、中、晚一如現在詞學界，然後論是配合燕樂才有詞，都是不精確的。要讓該一無聊命題成立，則應推論到於燕樂北朝傳入起，就應該是講成北朝是詞體之起之日。因為，北朝西域樂人大舉進入，此時燕樂也入中土，北齊北周都是西域之聲的歌調，甚至雅樂裡也是所謂胡夷之聲曲。北朝的歌辭就應視為詞體之起，甚至，還可以論證成是西域人把詞體帶來中土，即，詞是外來的，是配合燕樂而由外國傳來的，也可以如是立說，成立的假設條件更比詞因燕樂而起充分。而在文獻中僅知的《宴樂五調歌詞》就應被視為詞之祖：

《舊唐書‧音樂三》：『（唐明皇開元）時太常舊相傳有宮、商、角、徵、羽《宴樂五調歌詞》各一卷，或云貞觀中侍中楊恭仁妾趙方等所銓集，詞多鄭、衛，皆近代詞人雜詩，至縚又令太樂令孫玄成更加整比為七卷。又自開元已來，歌者雜用胡夷裏巷之曲，其孫玄成所集者，工人多不能通，相傳謂為法曲。今依前史舊例，錄雅樂歌詞前後常行用者，附於此志。其五調法曲，詞多不經，不復載之。』

如此，論詞因燕樂而起才合於理論架構，今天，講詞起於初唐或中唐或晚唐等等，又說因燕樂而起，無乃論說有不合理之弊了。而詞的大盛於宋，而宋却是燕樂中衰之起，唐代大盛的燕樂到北宋而轉成正聲音階，除角調外古調不存，而且北宋起聲律大壞，燕樂均調不一，此時詞人大起，是不是可以說，因為燕樂失真而詞偉大？

至北宋末角調都亡，大晟樂府改革雅燕樂，兩者合一，並挪成林鐘為宮。而到南宋，多數燕樂古調都亡，改造之變種燕樂的大晟樂燕樂調為詞的樂調載體，但此時南宋詞又開新花，詞人輩出，甚至傳言北宋末的大詞人周邦彥是大晟府的詞人，是不是可以講，詞因為大晟樂而又再偉大？

而在北南宋之間，南戲開花，亦藉當時大晟樂的雅燕樂曲牌為核心，加上當日的唱賺成立南戲。南戲之初，也是用大晟樂的燕樂，而且其中還有大晟樂的雅樂的徵調在內。後來因演出方式沒有樂器伴唱，於是唱腔均調破壞，成了以唱者口中的宮調為樂調，其風至於明代崑曲之出而不改，明末沈寵綏於《度曲須知》即指出明代唱崑曲是唱者調門為準，笛子等樂器只是追隨唱者的音高的宮調去配奏，如此一來，豈不是燕樂均調全壞。』

敝人於北曲的形成及來源，也是和詞的形成一樣主張。歌辭在唐宋稱為詞，在元代稱為（元）曲，於愈後世，其歌辭可以參考的前人歌辭資料愈多，如唐宋大曲，教坊曲，宋纏令，雜劇，諸宮調，舞隊，院本，而因為諸宮調也有繼承宋詞，故元曲亦或有些遺存。而以文字來說，都是前代歌辭，自是有繼承的痕跡可循，但因為音樂無存，雖部份可於比對少數文字格律而舉證一二，但都無法做為完美確證，一如諸宮調和元曲之間的關係。

但元曲之興於北，亦受到金人胡夷之曲的影響，而北方樂人都是北宋大晟樂人北留金邦的後裔，而為金代曲藝之動力，一如大晟樂人南至溫州而有溫州雜劇之成立，此余一向之主張。宋徽宗（趙佶）治國無方，但其人乃『中國戲曲開山之祖』，其燕雅樂改革，立大晟樂府，培養大晟樂人，造就南方開南戲，北方諸宮調之光大，及北曲之興，故後世樂工崇其人，即如金代院本都有大晟樂人代代崇敬之下所寫就的宋徽宗的戲碼的『上皇院本』，稱頌他是『上皇』，有金之敵國敵君宋徽宗的院本，但沒有其他包含金人新主子的帝王的專屬院本群。

金代燕南芝庵《唱論》即以宋徽宗為『帝王知音者五人』之一。按徽宗知啥音？乃是因為他創大晟樂府，是造福樂人的恩人，給樂工很好的技藝訓練，讓他們日後戰亂中有吃飯的本錢，被樂人視為恩重如山，而有此敬。大晟樂人有『三千小令，四十大曲』的傳承，而亦記載於《唱論》裡。按，此於吾人《宋元明戲曲史考略》一書內〈南戲起源於大晟樂人散入民間演創新劇〉有討論；

『（五）、山西上黨樂戶涉及宋徽宗的史料發見

 上世紀80年代，在山西東南部的上黨地區的長治市潞城縣南舍村和長子縣東大關村，發現屬其時間為萬曆二年（但此一紀年實時間可疑，本書另篇有所探討）的一古賽寫卷《周樂星圖》（《迎神賽社禮節傳簿四十首宮調》）和明嘉靖元年（？）至清末民初的《唐樂星圖》等古賽寫卷十四種，其中勾勒了上黨樂戶保留了北宋朝廷的樂盞制，轉用於賽社上，而於清嘉慶二年鈔本的《聽命文集》及喜慶三年抄本的《賽場古贊》裡均有提及；

 『夫享賽社者，春祈秋報，屬於今者。祈一年之雨露，報一年土功之養長，此係祈賽報賽之說。享賽出自大宋幽州。趙上皇夜夢穿青穿白二位將軍。……出自趙上皇遺留此事，傳留厚實，至今不絕。』

 而《聽命文集》又有詩：『太祖雄心不可擋，九朝八帝坐龍床。未講六十年前話，說起幽州趙上皇』。一如李天生《唐樂星圖散論》所談，與自封教主道君皇帝的信奉道教的宋徽宗（趙上皇）有關。但到底有關之處在於何處，只要參照前述宋徽宗宣和年間廢大晟府、教樂所及『教坊額外人』，一直到金人滅北宋，大晟樂北入金國而南再興於南宋，真相就不言而喻了。

 按：北宋亡而上黨入於金人統治，原創於宋徽宗的大晟樂，其中應用於朝廷燕樂的樂盞制度保留於入金統治的上黨樂戶之中，故其言宋徽宗，實即大晟樂於金人統治的北方，而遺存及保留於上黨所發現的古寫卷內，並於樂戶間傳說是由宋徽宗傳留給後人的。而於《周樂星圖》裡，亦保留了不少宋雜劇的劇碼（雖必有後世的加增的表演內容）。而且於《唐樂星圖》的《聽命文》裡也說到：『大小散樂，古論，自今以後，奉祀神筵，比方、院本、行隊、雜劇，從人索喚。詩按太平古傳，曲依樂府梨園。男記四十大曲，女記小令三千』，亦見其表演藝術的淵源與大晟府相關了。因為，宋徽宗宣和年間，『教坊額外人』及教樂所與大晟府的樂工們，散歸故鄉或流落四境，但都一直流傳於後世，他們的祖傳的生計，包括了《唐樂星圖》的《聽命文》裡也說到『大小散樂』、『院本、行隊、雜劇』等等，連同宮廷燕樂的燕樂盞制所轉變而成的迎神賽社的燕樂盞制，都是『出自趙上皇遺留此事，傳留厚實，至今不絕』。

 北宋滅亡，樂人流離，大晟樂分南北，北流入金人，南流入南宋。向南宋逃難流離的樂人，為謀生計，於是產生了將宮廷宋雜劇加以改造而形成南戲，此南戲之源起。而其改造之本，即大晟樂下的宮廷燕樂，含其於北宋末年在京師受訓所習得的謀生工具，都是宋徽宗的恩惠。此所以《猥談》推原南戲的起源，指為北宋亡而南宋起的『宣和之後、南渡之際』，此時乃一度在宮廷的樂人，散入尋常百姓家，官家之大晟燕樂盞制下的種種雜戲等表演藝術，於南方遇北宋亡而改易或轉換而於南方形成浙江溫州此一南宋初一度成為陪都的地方成立的南戲，就在此『宣和之後、南渡之際』之時的緣故了。

 所以筆者認為，南戲是起於『宋人詞』的宋雜劇及宋大曲等的大晟樂人為主業，及這些樂人在京城習得宋徽宗為他們準備的受訓的各項演唱及表演的技能，亦即，這也是因著宋徽宗大晟樂的燕樂的散入民間而成為南戲成立的本錢。

 順便一提。原本，北宋的燕樂盞制，因著北宋的教坊、鈞容部的排演，是許民間觀看的，於《東京夢華錄》卷五『京瓦伎藝』條曰：『教坊、鈞容直，每遇旬休按樂，亦許人觀看。每遇內宴前一月，教坊內勾集弟子小兒，習樂舞，作樂雜劇節次』，則宮廷的樂盞，民間亦得而觀習之，不是民間全然陌生。

 （六）、山西上黨樂戶崇拜宋徽宗的真相

 但到了宋徽宗的大晟樂，於樂器，於樂律，於樂譜全面統一規格，並廢除所有舊樂，重要的是，古譜全廢，包含民間的音樂所使用的燕樂的俗樂，全部樂譜旋律都一統，一律使用大晟樂下官定的唱腔。此所以今世發現的山西上黨的萬曆二年（？）古賽寫卷《周樂星圖》（《迎神賽社禮節傳簿四十首宮調》）和明嘉靖元年（？）至清末民初的《唐樂星圖》等古賽寫卷十四種，其中充滿著崇拜創大晟樂而教他們習技的宋徽宗（趙上皇）的文句。

 按，南宋的宮廷及民間的全入於北末末年大晟制的影響之下，就在於宋徽宗的雷厲推行所致。於徽宗的政和三年，親至崇寧殿，考察燕樂，於是下詔把大晟樂推行於教坊，並把大晟新樂頒佈天下，廢除天下一切舊樂。並把新制樂器，全數頒行天下，則天下的所用樂器，一律使用大晟律製造；天下一切舊宮調，皆依大晟樂制改易。並嚴刑竣法，懲處不從令的民間。於《宋史‧樂四》即記載這些舉措：由尚書省立法行下，如各路、州、軍皆依所頒樂器圖式規格製造標準大晟律新樂器，若有誤事者，判徒罪二年；沒收全部民間舊樂器，仍用舊樂及聽舊樂的人都要判徒罪一年；而且施行大晟新樂的情形，由委派監司督責，大晟新樂奉行情形要上報；有施行不力的各地官員都犯了『不盡』之罪，要按劾聞奏。

 於是，天下舊器及舊律呂與宮調，全數接受了大晟樂。自然，北宋亡而南宋，於民間，早已是大晟樂影響的天下了，

 尤其於徽宗大晟樂時代，曾統一天下的民間樂律，而有於《宋會要輯稿》的〈樂四之一〉內記載著，於徽宗政和八年：

『蔡攸言：昨承詔，教坊、鈞容、衙前及天下州縣，燕樂舊行一十七調大小曲譜，聲韻各有不同。令編修《燕樂書》所番按校定，依月律次序添入新補撰諸調曲譜，令有司頒降。今撰均度，正其過差，合於正聲，悉皆諧協。時，燕樂一十七調看詳到大小曲三百二十三首，各依月律次序，謹以進呈，如得允當，欲望大晟府鏤板頒行。從之。』

 而結集於《宋史、藝文志》所載蔡攸《燕樂》三十四冊的大晟燕樂曲譜，惜今皆佚。但並非到政和八年，才頒大晟律的燕樂樂譜，《宋會要輯要‧樂三》於政和三年尚書省有言：『大晟府燕樂已撥歸教坊，所有各路從來習學之人，元降指揮令就大晟府教習，今當並就教坊教習』，可知，於政和三年時新燕樂譜，就已教給全國各地派來學習大晟燕樂的樂人，也就是，於是可以禁止全國各地習所唱舊樂的唱腔。而政和八年，再把『天下州縣，燕樂舊行一十七調大小曲譜』，全部詳正樂律及樂譜，計『燕樂一十七調看詳到大小曲三百二十三首』，即全部北宋天下的燕樂二十八調所存的燕樂一十七調，總共全天下有『大小曲三百二十三首』全部都按月律次序，而加以『撰均度，正其過差，合於正聲，悉皆諧協』，統一了全天下所有的民間燕樂二十八調的樂曲的唱腔及律呂宮調。』


由以上的論據可知，中國的戲曲的正式誔生於北宋南之交，與大晟樂府的設立大有關連，日後，金與南宋分治，金之諸宮調及金元之交的北曲之起，與南宋的南戲，都是大晟樂人於南北開創的新局，而趙佶其人，不得不以其開創之功而被譽為『中國戲曲開山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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