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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3/20 23:05:54瀏覽243｜回應0｜推薦0 | |
| 華爾街日報在３月１９日刊載：『金融學教授邁克爾•佩蒂斯(Michael Pettis)在他的新書《偉大的再平衡：貿易、沖突、以及世界經濟的危險前路》(The Great Rebalancing: Trade, Conflict, and the Perilous Road Ahead for the World Economy)中指出：我們往往錯誤地從文化定勢的角度看待國民儲蓄率的問題。其實﹐除了變化緩慢的人口統計數字以外﹐決定一個國家儲蓄率的還有三個主要因素：最重要的是家庭收入佔GDP的比重……這個比重越高﹐國民儲蓄率往往就越低。第二個因素是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收入越不平等的社會一般會有更高的儲蓄率。第三個因素是以信貸方式進行消費的意願﹐這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能夠感知到的家庭財富變化所決定的。』
但是從我留德經驗覺得盎格魯經濟學似乎忽略了社會連帶（Solidaritaet），一般英語所說的社會保險或社會福利，雖然有社會保險費會減少個人可支配淨所得額，但是有社會保障完整的國家，國民很幸福，沒有社會悲慘事件，國民內需比較健康，不需政府鼓勵消費，民眾就消費，例如北歐、中歐德語區、法國與南歐地中海國家，也都大膽消費，國民儲蓄比較不會過多。德國國民一年30天長假，也是世界消費最高的旅遊國民， 因為沒有完整的社會保險，個人會自己精算他老後的退休養老所需，所以當工資一緊縮，各種人種、制度的國民都會不由自主地節約消費起來，日本20多年來如此，新興工業國如此，台灣也如此。文中指出：連德國在本世紀初勞、資和政府之間達成了一項協議﹐限制工資增長﹐以促進就業。就在那之後﹐德國的儲蓄率驟然上升。 所以讓工資停滯過久，不只惡化貧富差距，富者越富，更使得國家總投資增加，但是總消費卻抑制，造成更多宏觀經濟與社會連帶的困難與問題，接著年金恐慌、健保存亡（微薄薪資到達某一程度，就撐不了日益年長的人口與日新月異的醫藥，分工精細的醫院專業人員）與醫療品質扭曲都會瀑布似連續發生。 所以在談經濟建設同時應該考量社會連帶的因素，我們需要多少社會連帶才能維持健康的經濟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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