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苦？讀書樂！

作者：梁實秋

　　紀律與興趣

　　高中與大學一、二年級，是讀書求學的一個很重要階段。現在所謂讀書，和從前所謂「讀聖賢書」意義不同，所讀之書範圍較廣，學有各門各科，書有各種各類。但是國、英、算，是基本學科，這三門不讀好，以後荊棘叢生，一無是處。而這三門課，全無速成之方，必須按部就班，耐著性子苦熬。讀書是一種紀律，談不到什麼興趣。

　　梁啟超先生是我所敬仰的一位學者，他的一篇「學問之趣味」廣受大眾歡迎，很多人讀書憑興趣，無形中受了此文的影響。我也是他所影響到的一個。我在清華讀書，竊自比附於「少小愛文辭」之列，對於數學不屑一顧，以為性情不近，自甘暴棄，勉強及格而已。留學國外，學校當局強迫我補修立體幾何及三角二課。我這才知道發憤補修。可巧我所遇到的數學老師，是真正循循善誘的一個人，他講解一條定律一項原理，不厭其詳，遠譬近喻的要學生徹底理解而後已。因此我在這兩門課中居然培養出興趣，得到優異的成績，蒙准免予參加期終考試。我舉這一個例，為的說明一件事，吾人讀書上課，無所謂性情近與不近，無所謂有無興趣。讀書上課就是紀律，越是自己不喜歡的學科，越要加倍鞭策自己努力鑽研。克制自己慾望的這一套功夫，要從小時候開始鍛鍊。讀書求學，自有一條正路可循，由不得自己任性。梁啟超先生所倡導趣味之說，是對有志研究學問的人士說教，不是對讀書求學的青年致詞。

　　一般人稱大學為最高學府，易令人滋生誤解，大學只是又一讀書求學的階段，直到畢業之日，才可稱之為做學問的「開始」。大學仍然是一個準備階段。大學所講授的仍然是基本知識。所以大學生在讀書方面，沒有多少選擇的自由，凡是課程規定的，以及教師指定的讀物，都是必須讀的。青年人常有反抗的心理，越是規定必須讀的，越是不願去讀，寧願自己去海闊天空的窮搜冥討。到頭來是枉費精力，自己吃虧。五四時代我還是個學生，求知欲很盛，反抗的情緒很強，亦曾有志於讀書而不知所從。張之洞的「書目答問」不足以饜所望。有一天幾個同學和我，以「清華週刊」記者的名義，進城去就教於北大的胡適之先生，胡先生慨允為我們開一個最低的國學必讀書目，後來就發表在清華週刊上。內容非常充實，名為最低，實則龐大得驚人。梁啟超先生看到了，憑他淵博的學識開了一個更詳細的書目。沒有人能按圖索驥的去讀，能約略翻閱一遍認識其中較重要的人名書名就很不錯了。吳稚暉先生看到這兩個書目，氣得發出一切線裝書都該丟進茅坑裏去的名言！現在想想，我們當時惹出來的這個書目風波，倒也不是什壞事，只是好高騖遠不切實際罷了。我們的舉動，表示我們不肯枯守學校規定的讀書紀律，而對於更廣泛更自由的讀書的要求，開始展露了天真的興趣。

　　書到用時方恨少

　　我到三十歲左右開始以教書為業的時侯，發現自己學識不足，讀書太少，應該確有把握的題目，東一個窟窿、西一個缺口，自己沒有全部搞通，如何可以教人？既已荒疏於前，只好惡補於後，而惡補亦非易易。我忘記是誰寫的一副對聯：「書有未曾經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很有意思，下句好像是司馬光的，上句不知是誰的。這副對聯表面上語氣很謙遜，細味之則自視甚高。以上句而論，天下之書浩如煙海，當然無法徧讀，而居然發現自己尚有未曾讀過之書，則其已經讀過之書，必已不在少數，這口氣何等狂傲！我愛這句話，不是因為我也感染了幾分狂傲，而是因為我確實知道自己的簡陋，許多該讀而未讀的書太多，故此時時記罣著這句名言，勉勵自己用功。

　　我自三十歲才知道自動的讀書惡補。惡補之道首要的是先開列書目，何者宜優先研讀，何者宜稍加參閱，版本問題也是非常重要。此時我因兼任一個大學的圖書館長，一切均在草創，經費甚為充足，除了國文系以外各系申請購書並不踴躍，我乃利用機會在英國文學圖書方面廣事購儲。標準版本的重要典籍以及參考用書乃大致齊全。有了書並不等於問題解決，要逐步一本一本的看。我那裏有充分時間讀書？我當時最羨慕英國詩人米爾頓，他在大舉卒業之後聽從他父親的安排，到郝爾頓鄉下別墅，下帷讀書五年之久，大有董仲舒三年不窺園之概，然後他才出而問世。我的父親也曾經對我有過類似的願望，願我苦讀幾年書，但是格於環境，事與願違。我一面教書，一面惡補有關的圖書，真所謂是困而後學。例如莎士比亞劇本，我當時熟悉的不超過三分之一；例如米爾頓，我只讀過前六卷。這重大的缺失，以後才得慢慢彌補過來。至於國學力面更是多少年來茫然不知如何下手。

　　讀書樂

　　讀書好像是苦事，小時嬉戲，誰愛讀書？既讀書，還要經過無數次的考試，面臨威脅，擔驚害怕。長大就業之後，不想奮發精進則已，否則仍然要繼續讀書。我從前認識一位銀行家，鎮日價籌畫盈虛，但是他床頭擺著一套英譯法朗土全集，每晚翻閱幾頁，日久讀畢全書，引以為樂。宦場中、商場中有不少可敬的人物，品味很高，嗜讀不倦，可見到處都有讀書種子，以讀書為樂，並非全是只知道爭權奪利之輩。我們中國自古就重視讀書，據說秦始皇日讀一百二十斤重的竹簡公文才就寢。

　　「鶴林玉露」載：「唐張參為國子司業，手寫九經，每言讀書不如寫書。高宗以萬乘之尊，萬幾之繁，乃亦親灑宸翰，遍寫九經，雲章爛然，始終如一，自古帝王所未有也。」

　　從前沒有印刷的時侯講究抄書，抄書一遍比讀書一遍遠要受用。如今印刷發達，得書容易，又有縮印影印之術，無輾轉抄寫之煩，讀書之樂乃大為增加。想想從前所謂「學富五車」，是指以牛車載竹簡，僅等於今之十萬字弱。紀元前一千年以羊皮紙抄寫一部聖經，需要三百隻羊皮；那時候圖書館裏的書是用鐵鍊鎖在桌上的！

　　「聽雨紀談」有一段話：蘇文忠公作李氏山房藏書記曰：「予猶及見老儒先生言其少時，史記漢書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諸子百家，轉相摹刻，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其文辭學術當培蓰昔人。而後學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蘇公此言切中今時學者之病，蓋古人書籍既少，凡有藏者率皆手錄。蓋以其得之之難故，其讀亦不苟。至唐世始有版刻，至宋而益盛，雖云便於學者，然以其得之之易，遂有蓄之而不讀，或讀之而不滅裂，則以有刻版之故。無怪乎今之不如古也。

　　其言雖似言之成理，但其結論：「今不如古」則非事實。今日書多易得，有便於學子，讀書之樂豈古人之所能想像？今之讀書人所面臨之一大問題，乃圖書之選擇。開卷有益，實未必然，即有益之書其價值亦大有差別，羅斯金說得好：「所有的書可分為兩大類：風行一時的書與永久不朽的書。」我們的時間有限，讀書當有選擇。各人志趣不同，當讀之書自然亦異，惟有一共同標準可適用於我們全體國人。凡是中國人皆應熟讀我國之經典，如詩、書、禮，以及論語、孟子，再如春秋、左氏傳、史記、漢書以及資治通鑑或近人所著通史，這都是我國傳統文化之所寄。如謂文字艱深，則多有今注今譯之版本在。其他如子集之類，則各隨所願。

　　人生苦短，而應讀之書太多。人生到了一個境界，讀書不是為了應付外界需求，不是為人，是為己，是為了充實自己，使自己成為一個明白事理的人，使自己的生活充實而有意義。吾故曰：「讀書樂！」

　　我想起英國十八世紀詩人一句詩：

　　“Stuff the head With all such reading as was never read”

　　大意是：「把從未讀過的書籍，趕快塞近腦袋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