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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老師，這個名字很好用，可以是“吹”也可以是“催”，重點不是在“崔”，而是後面“老師”的這個尾輟。

不要用國語字典的那種解釋，而是要用咱們掛在嘴上用的那種，然後就能體會其中意境，比方說“林老師”那樣的。

有了崔老師，就可以明確的知道咱們就是“一國”，不是那個吵翻天的“一國”，而是“一個國家”的一國，是有土地、有人民、有主權的那種一國。但就是因為沒有崔老師在，所以言行之中總像是嘴中含了個龍眼的那樣。
好在，這個和“勞動階級”沒有關係，所以這個問題有沒有崔老師在，反正和老百姓的距離太遠。

但是，一國之事那麼多，沒有了崔老師，可能就沒有辦法問：“請示過了崔老師沒有？”也同樣的就沒有任何可回覆的：“崔老師確認了沒有？”

因為沒有了崔老師的指示，所以小老百姓的也就搞不懂：“變更的急迫性是什麼？”
為什麼必須掀起鑼鼓，之後在鑼鼓聲中下達指示：“限期必須完成變更？”
好吧，限期完成，即使是“天翻地覆，在所不惜”，都可以解釋是因為沒有崔老師的指示，那麼分階級來對待，對於這個思維的延續並堅持，這又是為什麼？

既然說了，這是“一國”，一國之中，誰不勞動？
既然人人都需要“勞動”，卻在一國之中，分別軍公教為一級，其他的為另一級，然後以法條律令來區分待遇，這個思維模式是基於什麼？

在已被唾棄的遠古年頭，為了讓從事公務的人忠心耿耿，所以籠絡其為軍公教，賜給高於平民百姓一等的優渥待遇，這個思維是基於當時副將的：“將要富、兵要貧”的延伸擴展，一甲子之後的今天，這樣的思維模式竟然不但始終傳承，並進而擴展。前期的傳承是因為政治勢力的基礎延續，但是今天的擴展，卻是發生在政治條件變異之後的所謂民主模式下。

曾經，“一國二制”是紅過天的新名詞，今天卻有新解，在這個新的“一國”“二制”之下，勞動被繼續並更進一步的界定，優越的是上層階級，所以擁有“國家”所制定的一切優越對待，而其它非上層工作階級的人，都被列為另一級，是為“勞動”階級。

龍椅六個月，多少勞動階層的話題議論，都不見龍椅上的人急迫關切，反而是已經在案的勞動條件律令，龍心不但關切，更同時急迫。如果關切是期望能夠將這一國之中的22K予以拉拔，如果急迫是因為可以立即改變基本條件以面對新經濟壓迫，那麼道理都是明白的。
但實際上，這麼急迫而顯然不計代價的行為，並不能改變這些，卻下重大決心而為，小老百姓的看不懂，只能說：“因為沒有崔老師”在。

沒有崔老師，這顯然是一大遺憾，更也是勞動一級的小老百姓的一大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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