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隆女高

為了帶「我這一班」，我全心投入，把每一個學生當自己的兒子，連我老婆也在假日扮演起一個母親的角色，在山邊水涯留下了令我難忘的呼喊和歡笑。現在他們都已五十開外了，很多我已不認識，但是在路上碰到，他們卻都記到我。這是我教學生涯中最有成就感，也最扎實難忘的一段。後來，徐凌雲校長知我好動，要我跟他去基市一中當體育組長。他先送我去師大修體育學分，回校後上體育課時，我都以身示範。說實話，對體育我是有興趣的，我從小是跳高、跳遠的小選手，能在江蘇省東南聯運上(現在的南通地級市)跳進前三名。乒乓球桌我可一躍而過，但我的跳高是剪式，現在已被背滾式淘汰了。既然當了體育老師，不能誤人子弟，師大受訓回家，我在客廳裏舖上幾條棉被練習背滾式跳高。我想先當好體育老師，繼而組織學校籃球隊、排球隊、桌球隊、田徑隊等各項體育隊伍，再往下札根，輔導學區內國小分別組織各校專長隊伍，倒也弄得有聲有色。

有道是「計劃趕不上變化」，一向被我敬如母親的董桂生老師，受基隆女中黃東生校長之命將接教務主任，要我去當教學組長，為她打前站先熟悉教務處業務。此時女中已徵得徐凌雲校長的同意，徐校長也鼓勵我去基隆女中當教學組長，他說：他雖然很希望握我留在身邊，但在省立女中發揮的空間比在國中大。而且他還把在基隆女中後山的一棟宿舍免費借我住，算是幫他看房子，真可算是難得的知交！從此，我在省立基隆女中當了七年教學組長、十六年教務主任，直到退休，迄今已19年了。對那麼多傑出的校友，儘管我仍能如家珍，譬如說她們是如何進校門、如何在教師和教練嚴格督教苦練下、在那些比賽中為校爭光、出了校門後在各個領域出類類萃，頭角崢嶸。我對她們一個個都記得那麼深刻，反過來問她們還記得我嗎？恐怕她們連我的名字都忘了。因為我沒有親自督教過她們，只是在幕後用心地為師生們凖備好奮鬥的舞台，而我並不在台上，逼著她們流淚流汗的是她們的指導老師、教練。因此，她們忘掉我是很自然的。

我校鄰近台北市，優秀學生都被北市名校吸收，我們的學生在素質上不可能與北一女、中山女高比。因此、我們必須採取非常策略來振興校譽。我日夜苦思：北市名校連南部屏東、高雄的優秀學生都集體來報考，北聯已形成「能力分校」的固定模式，男生的第一志願是就讀建中，女生則以北一女為首選。當時共有八個高中依聯考成績的高低依次往下排列，一校之中，學生素質相差不多，當然可以常態編班；而我們必須以能力分班來對應，拿第一班和北一女比、第二班和中山女高比，依次我們有「景女班」，還有相當於北市縣後段學校的後段班。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我們必須以與眾不同的招數來提振校譽，在不能以全校學生來和明星學校媲美的情況下，我們只好培養「打手」，以求在各種競賽塲合勝出，為了參加國語文、英語文等比賽，我們認真辦理校內賽，只挑出一、二個優秀者採用超強度訓練，目標就是針對台北名校包含建中、附中等在內。我從國中、國小物色參加國語朗讀比賽的預備選手，竭力說服她們的家長報考基隆女高，經高一、高二的嚴格訓練，要她們讀熟古今文選，才派她們出去參賽，這樣不管抽到什麼題目，她們一看就能了解文義，當然能讀出文中的感情。試問台北的名校有下過這麼深的功夫嗎？且以盧秀燕、秀芳姐妹為例，即使本身具有語文的天賦，也得吃過這樣的苦頭。記得盧秀燕在比賽得名後對我說：她的妹妹盧秀芳比她更棒，在安樂國中將要畢業了。我一聽，立刻去參加安樂國中畢業典禮，聽到她代表畢業生致謝辭，真的很棒！可是她已有資格保送北一女。我只好向安樂國中周明宏校長施壓，對她本人和家長進行勸導，不要浪費時間遠赴台北就讀，並保證她的專長可以在基隆女中能得到特殊的指導，她姐姐就是一個成功的實例。因此，她姐妹倆在就讀基隆女高期間，在語文上打好了堅實的基礎，如今一在國會，一在新聞界，都表現得很傑出，她們不會忘掉她們的指導老師，但恐怕已忘了教務主任姓啥，因為我沒有逼她們流過一滴眼淚。

當然這種「打手」的非常訓練不合教育原則，但不幸身為北市邊緣的學校，不下這種工夫，校譽怎麼能起得來呀！怎麼能讓全台名校的參賽選手見基隆女中的校徽而生畏？但我並沒有忘記「因材施教，適性編班」，因此，基隆女中成立了美術、音樂、國樂、體育等各種材藝班，連台灣區中學生「相聲」比賽，我校都邀請像魏龍豪這樣的名家來指導選手。比賽的結果，我校包辦全台前三名。當時家住台北市的教育廳林清江廳長的女兒，就是慕名而來就讀基隆女高的說相聲選手。林廳長來校視察時，和我校在台灣區、省比賽中得獎的學生照完團體照後，還逐一和三十多名在各項競賽中嶄露頭角的學生照相留念。後來林廳長去嘉義籌創中正大學，他的女兒不願意轉校，繼續留在基隆女高直到畢業。此時，我們已做到讓北市的優秀學生倒流報考基隆女中，竟引起周滄淵省議員在省議會提出質詢：「基隆女中在台北金華女中設招生分處，讓台北市學生擠掉基隆地區的學生，在地學生反而沒有學校可念，請廳長提出說明。徐校長知我與周省議員是故交，派我到他家經過一翻唇槍舌戰，終於讓他認同我的論點，要我回應廳長: 「以後不再追問此事。」

至於我校所創立的各種才藝班，剛開始時都達不到教育法規的要求，直等到有了成績，才慢慢合法化。

第一個才藝班是「體育班」，以培養跆拳道選手為重點項目。當時，陳金鳳的姐姐對我說，她的妹妹因練跆拳躭誤了功課，恐怕考不進基隆女中。我要她妹妹和他的教練劉志宏先生一起來我辦公室。固然陳金鳳的身材條件都很好，劉教練在跆拳界已相當有名，他向我再三保證陳金鳳是塊好材料，若能再甄選幾個學生，他願意來校負責訓練。而我自己在師大修了16個體育學分，又曾在基市一中當過體育組長，對體育不算外行，於是我請體育組長王善平老師來商議，向他說明成立體育班，招生時加考體育，與學科成績合併計算，由體組設計考試項目，成績包括基本體能測驗加上專長。該辦法在本校校務會議通過，算是法規的依據(當然達不到招生通法的標凖)。除跆拳隊外，我校還有游泳隊(我自任教練)、手球隊則由梁鳳祥老師當教練；少數田徑選手則請基市體育塲代訓，體育班就這樣成立了。結果，游泳隊在台灣區中運得名；陳金鳳則在世界杯獲得跆拳冠軍，受獎時在愛國心的激勵下，大搖青天白日國旗，竟受到世界跆拳協會的處分！我們以她為榮。之後，北市金華女中的陳怡安及全台跆拳國手都來我校就讀體育班。在此，且讓我細數「家珍」：

(一)跆拳隊：名將如雲，包括陳金鳳、陳怡安、湯惠玲、白允瑤、童雅玲、童雅琪。在韓國漢城奧運中，陳怡安奪得台灣第一面金牌，其他隊友獲得銀銅牌多面，自此，全台跆拳女國手雲集於基隆女中，我在屆齡退休前曾協助王校長率隊赴歐洲比利時參加跆拳世界杯錦標賽；在簡○○教練指揮下，蒐集、紀錄比賽對手的賽情，以及管制選手飲食和運動量、調整他們的體重，相當地辛苦。而選手們多次對壘負傷不退，最後總決賽共三個賽塲，五個是我校學生，最後奪得三金二銀，銅牌多面，當然是女子團體冠軍。那次男生也能奪牌，但表現則較女生弱。比賽過程中，歐洲僑胞遠近咸集，全程守侯，每勝一塲，掌聲歡呼雷動；當選手捨命拼博、負傷不退時，人人熱淚盈眶。不管任何比賽，真是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勝利是師生們長期流淚與流汗的結合，這種榮耀我應該是無分的。

基隆女中的跆拳選手在美國亞特蘭奧運會上大顯身手，總共奪得三金和銀、銅牌多面。可惜的是，那時跆拳道尚屬表演賽項目，到列為奧運正式項目時，我已退休多年，那批選手也已老了，我校後繼無人。到了北京奧運時，陳金鳳已當執行裁判了。

(二)手球隊：隊員來自暖暖國中，本非強隊，但在梁鳳祥教練認真嚴格的督教下，區中運打進前三名，後來全隊得到保送升學加分的優待。那年碰到中華籃球隊從國際比賽得名回國，教育部把他們置於我校手球隊之上，讓我手球隊隊員在入學考試成績上竟然高分低分發，原錄取師大體育系的卻只分發到體專。選手們本想放棄當年分發，打算明年重考。於是我寫狀紙由家長們出面，用民事告教育部長梁尚勇，要求賠償我手球隊學生一年補習費。沒想到教育部向學校施壓，校長要文書組把法院開庭通知扣下，使我和家長未能出庭；教育部則答允將成績保留至明年。梁老師是馬來西亞僑生，略減他的授課時數，和他付出的心血不成比例，最後積勞成疾罹癌，臨終前，我和物理老師林吉祥同我去探病，對比梁老師在訓練球隊時生龍活虎的印象，看到梁老師的病容憔悴，林老師當塲暈倒。基隆女中的同事，就像戰塲上的袍澤，彼此建立了都有搏命奮鬥的革命感情，才會悲從心生而有此反應。

(三)游泳隊：經我力爭，破格引進台北縣奧運儲訓男游泳選手林俊宏，成為女校空前的一名男生，在韓國漢城和美國亞特蘭大奧運，都取得1500米參賽資格。他的啟蒙教練蔣玲韻也受聘來我校，接替我的游泳教練兼職，我再度退居幕後當我的教務主任，但我還是兼任基隆市游泳會的總幹事。我徒有國家級游泳教證書，區運、省運也總是在體育塲出現，卻沒有一個親自訓練的學生參加國際比賽。但游泳畢竟是我的強項，她們也多少接受過我的督教。我組訓少年游泳隊時，年紀最小的謝承殷，他的阿嬤來參觀我訓練，結束後抱孫子淚流滿面，以後訓練時，我不再讓她來泳池觀訓。運動教練常常強迫選手超量訓練，過程近乎殘忍，終至形成運動傷害。我雖嚴厲，但對這一點我很注意，所以沒有訓練出國際級的傑出選手。前幾天碰到謝承殷的母親，她說謝承殷已經當上國中校長了。身為教育工作者，就只有這一點安慰。

(四)國樂隊：繼體育班後，我把基隆市的國樂名師劉維哲老師請來，在我校成立國樂班，排課上盡量方便他在校外兼課，訓練基市國中、國小的國樂隊，推動全市的國樂風氣。在林水木擔任市長時，他組織市立國樂隊，並多次去大陸南京、南通、北京等地從事文化交流。我家鄉南通市民樂隊30多人，也曾在我安排下來台回訪，並在基市文化中心、台北國軍英雄館表演。當時教育部長朱匯森是南通人，與該隊古琴演奏者是同門師兄弟，朱部長一時興起，也演奏了一段。當時南京新聞部門來電話詢問該隊在台近況，我把電話筒交給一位二胡演湊者，要她自己說。她說：「路過香港，講的是英語和廣東話，好像在外國；在台灣好像在自己家鄉。」到高雄演奏時，有位南通鄉親老太太說表演太好了，立即要她兒子去金店採購帶雞心錐的金項練贈送每位團員一條，把血濃於水的鄉情發揮到最高點。劉維哲老師還跟大陸團員學葫蘆絲和短笛口技，此後，他幾乎每年都率我校國樂隊去大陸演奏，也在全台國樂比賽得名，畢業獲得保送大專的不少。劉維哲雖然拿的是一支小小指揮棒，卻因長時間訓練樂團造成手腕部傷害。他現已年近七旬，仍是基隆女中「革命」團隊的一員。

基隆女中有不少不計個人利益，為校譽、為學生而熱心教學的老師，其中以教化學的鄭文正老師為最。他年年擔任科展指導，以科學館為家，不分晝夜指導學生參加科展的作品。沒有好處、大家推諉的工作，只要交給他，他都全力以赴。譬如學生制服大改版，本應是訓導處的業務，但因地方服裝廠商的圍標，要求校方收購庫存貨，鬧得沸沸揚揚，一時之間很難擺平。校長要我出來解決，我就把鄭文正找來研究，結果他在電話簿上找廠商來投標，最後雖突圍而出，還是招來地方廠商的圍攻。像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我喜歡做，鄭老師也喜歡做，諸如我改革員生福利社、學生車隊開標等，不得有弊，他都和我一起下海，當個無薪給、不貪污的經理，他都願意幹，他是我「傻瓜團隊」的成員。假日出去登山旅遊，別人不幹的苦事，他都樂意承當。後來他到建中去教書了，我則少了一個做傻事的助手。

在基隆女中擔任教務主任期間，我不必授課，但為了不忘了教書的本行，也可賺點鐘點費，我只教一班英文，卻常常因公務煩忙或出差而躭誤了課程。我自感有虧職守，便在退休後英譯四書，適合學生自修，也算是補過。

其他各項藝文比賽也是一條升學管道，得名者可以保送升大專。「訓練數年功，台上一分鐘」使我想到這些發揮革命精神，為了學校的榮譽，不計代價，抓緊了我所謂「打手」的學生，經年累月的苦練，終於在國樂、音樂、美術等才藝賽塲中擊倒名校的選手的老師，他們付出的心血和體育隊一樣，藉著各類「打手」發揮了「人一己百」的奮鬥精神，提高了全校師生的榮譽感和自信心。那段時期，基隆女中士氣高昂，連校外都感受到這股氣氛，以致易水跟著我校教師登山隊一起登山時不以為然地對我說：「你把女中老師們逼得太苦了。」我說：「我沒有逼，都是大家自願打拼的，我現在不是和他們一起出來登山散心嗎？」的確、只要是自願的，就不覺得苦。毛澤東搞大躍進、人民公社，是把全民的腦袋變成他一個人的腦袋；我正好相反，我給教師們自由發揮的空間很大，我不喜歡簽到、查堂。我曾參選教育團體立法委員，政見發表會上，我公然反對教師簽到上班。那時的教師辦公室設備很差，沒有冷氣，下課後待在辦公室聊天，不如帶著學生作業回家去批改。教務處對高一、二教學進度適度控制，到了高三，隨你怎麼教，只要拿大學聯考成績來交卷。這種「完全承包制」，使每一位教師為自己的成就而拼博，因出於自主，雖苦也不覺得苦。這種升學掛帥的包辦制，以聯考成績決定下屆所教的班級，使我校很多「名師」失去了原有的權威性。對於考大學的成績，經我統計，得出以下的結論：姐姐老師最有成績(對女學生最嚴)

哥哥老師較姐姐差

媽媽老師尚有成績

爸爸老師比媽媽差

爺爺、奶奶更差

由於我們學生的資質不能和北市名校的學生比，只能「人一己百」被老師逼上大學。我們統計第一班平均入學成績比台北一女中低，但該班考大學成績比北一女全校平均成績高，這是我們招生宣導的「硬資料」，也是基隆女中能從谷底起飛，讓台北中等以上學生的倒流基隆的條件。

我不贊成填鴨式的教育，但為了讓學生能擠進升學的窄門，只好明知故犯。針對此事，我寫了一篇文章「我們在明知故犯－－一個高中教務主住的話」在民眾日報上分兩天刊登。我印給師生們看，要求他們吃下這個苦頭，務實而不唱高調，認清我們的任務是一張「梯子」，讓學生爬上一層樓我們責無旁貸。無可否認的，就學養和教學方法而言，年長的教師比較老到，但卻教不到重點升學的班級，以致常有怨言，因此我尊他們為「老師的老師」，常請他們作示範教學，讓年輕教師觀摩，給他們應有的地位。為了我校，也為了培育人材，有時我並不守法，但公道自在人心。在基隆這個教學小環境裏，我也威風了20多年，還曾讓多位基隆地方人士碰釘子，但沒人檢舉我，不但能平安退休，還常回學校去敘舊，無他，為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