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完了！事，做盡了！路，走絕了!我危立在時間與空間的最後懸崖的邊上！」。

這是剛過世不久詩人周夢蝶，民國四十二年前後，來台不久寫的一首詩。

鄭捷殺人，是否誠如詩人所說「話，說完了！事，做盡了！路，走絕了!我危立在時間與空間的最後懸崖的邊上！」不得不為的結果？

詩人寫這首詩的年紀與鄭捷年紀相仿，詩人是大陸師範學校畢業，當時師範學校程度，與現在大學相比，恐有過之無不及，他一人隨軍來台，身體孱弱退伍，一頂蚊帳，兩床軍毯，五百新台幣，自謀生活，孤獨無依。當時，詩人的路，真的走絕了!我相信他寫這首詩，是即景的描繪，我相信詩人曾走到過懸崖邊。

如此惡劣環境，比之鄭捷何止壞上千、百倍？但詩人沒有拿刀到火車上砍人，寫詩出名了，仍然一人獨自在台北衡陽路名星咖啡館前面，擺攤賣書糊口，他不求人，也不害人，一襲長衫，進出名星咖啡館的上層社會人士，多如過江之鯽，哪個人沒看到？誰何曾關心？他才是心理醫生王浩威所說的「透明的存在」，繁華的台北，對他而言，是一座「孤獨國」，按現代年輕人的邏輯，都是政府的錯！按鄭捷的邏輯隨機殺幾個人才對！但年輕的周夢蝶沒有這樣想。

鄭捷的路沒有走絕，是鄭捷自己把自己走絕，鄭捷沒餓過，從不知道甚麼叫餓，如同黃國昌、林飛帆從沒被獨裁統治失去民主自由過，所以也不知道甚麼叫著失去民主、失去自由！

社會亂，先亂人心；人心亂，始於邪說謬論橫行。邪說謬論橫行，影響到鄭捷的人生觀，鄭捷向辦案人員表示，如果其父母在車上照殺。中央研究院享受政府高薪，不從事學術研究，天天在後領導一批延畢學生，搞公民運動，佔領立院竟不算違法，還可揚名立萬，媒體追捧，中央研究院院長翁啟惠為黃國昌副研究員辯稱：「台灣的民主就是一些人挺身而出，甚至犧牲了才會再往前走的」。因此，鄭捷挺身而出，做了的「大事」，當路人皆曰可殺，自然的廢死聯盟及某些社會學家、心理學家，會說他被逼的，為他抱不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