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蔣介石之間的關係，就像在公園裏秉坐滑車一樣，時起時落。

　　為拉攏周恩來為己用，蔣介石曾屈尊俯就過；在得不到時，也曾狠心下令懸賞緝拿過，但始終是想拉拉不成，想殺殺不得。蔣介石對周恩來，是既愛又怕想拉又恨。《報刊薈萃》刊載老久、鋒濤主編的《蔣介石之謎》（新疆大學出版社）一書的內容，揭開了蔣介石與周恩來之間的微妙關係，以下為原文：

周恩來與蔣介石

　　如果說，陳賡曾是蔣介石的愛將，毛澤東是蔣介石的對手，那麼，周恩來對蔣介石而言，則是兩者兼而有之。正像他本人的性格特徵一樣，周恩最是一個善於相容並蓄，包羅萬象的歷史巨人，他柔中有剛、才華橫溢、機智善辯、慧外秀中，他把中國人民長期以來形成的許多美好的性格特徵融為一體，把自己鑄造成一個動蕩不安年代中不可多得的將相之才。早年，周恩來在東北和天津求學期間，就寫下“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邃密群科濟世窮”。他的政治生涯的起點是在西歐，留法勤工儉學期間，他成為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的領導人之一。1924年，周恩來從西歐回國，立即投身於火熱的大革命熔爐之中，露出了他金子般的逼人光芒。 　　在幾十年的國共大戰中，周恩來週旋于蔣介石與毛澤東之間，穿針引線，搭橋鋪路，解決糾紛，盡釋恩怨。蔣介石與毛澤東之間決裂了，周恩來是毛澤東身邊反蔣的一名出色的鬥士；蔣介石與毛澤東兩人握手了，周恩來又是第一個手握橄欖花，身帶和平鴿的使者，就像一個解牛的庖丁熟練地運刀于牛的筋骨血肉之間一樣，周恩來也以自己傑出的外交藝術、偉大的超人品格、巨大的社會聲望去譴責邪惡、播散光明、化解事端、平息戰爭，並影響了中國社會的風雲變幻和國共兩黨的悲歡離合。

　　蔣介石與周恩來初次交往于廣州。

　　1924年，黃埔軍校建立以後，國民党的後起之“秀”蔣介石經過軟磨硬勸、四處遊說，讓孫中山任命自己為軍校的校長。為了辦好學校、培養自己未來打天下的棟樑之才，他曾請求留學西歐的黃埔軍校學生入學考試面試主考官張申府舉薦一些國外學習的優秀學生到黃埔執教，張申府爽快地開列了十五個人的名單，其中第一名就是周恩來。

　　當時的中國，國勢日頹，留洋在外的許多優秀共產黨人紛紛被召回國加入到國共合作的大潮流中，舉起了反帝反封建反軍閥割據的大旗。年輕的周恩來也于1924年9月初來到廣州，開始了他與蔣介石之間磕磕碰碰、長達二十多年的交往生涯。

　　周恩來在黃埔先任軍校的政治教官，給第一期學生講授政治經濟學，後又擔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兼宣傳部長及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東征期間，他擔任東征軍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像一團火，在黃埔島上盡情地燃燒，露出引人注目的才華，成為當時極有影響的一位青年領袖。

　對周恩來這樣的年青有為的革命家，蔣介石一開始是倚為膀臂的。周恩來在黃埔的進步學生中支援建立了“血花劇社”，編演新劇，宣傳革命，使他早年在南開求學期間造就的這一特長有了發揮之地，蔣介石為此誇獎周恩來；“周主任是個導演人才。”

　　隨著廣州周圍形勢的多次惡化，黃埔軍校的莘莘學子們不得不中止學業，加入到平定商團叛亂和東征討陳的戰鬥中去。周恩來在其中起了很大的鼓動和組織領導作用。蔣介石曾說過：黃埔軍校裏他最得力的助手，一是周恩來；一是鄧演達。一個管政治教育，一個管軍事訓練。這時的周恩來對蔣介石也十分尊重，在軍校的管理和東征的戰鬥中，全力支援蔣介石，配合蔣介石展開各項工作。

　　到1926年，蔣介石開始走向背叛革命的道路。共產黨人是他在黃埔發家的得力助手，但現在已成了他實行集權、獨裁的強力反對者。於是，這年的3月20日，蔣介石發動了“謎”一樣的“中山艦事件”，這是蔣介石與共產黨決裂的第一個信號。事變中，周恩來亦被囚于廣東鑄幣廠。

　　面對蔣介石的挑釁，周恩來在造幣廠打通了蔣介石的電話。蔣介石接到周恩來的電話後有幾分驚慌，這次事變只是他反共排共的投石問路，蔣介石不知道國民党內的左派和共產黨人們會採取何種反擊，因而只能點到為止。

　　“周主任，你有何事？”

　　“我很遺憾，有人在兩黨之問製造分裂，挑撥是非，把四十多名共產黨員扣押在這裡，我希望你能合理解決這件事情。”

　　“哦，所謂‘中山艦事件’，純係有人挑撥，我不相信共產黨會做這樣的事！”

　　“本來，廖案發生後，我們兩黨曾聯合一致，甄別出許多反革命分子。現在為什麼又禍起蕭墻呢？聽說，你還下令包圍了蘇聯顧問的住宅！”

　　“謠言，通通是謠言！”蔣介石辯護道。

　　周恩來看出了蔣介石虛偽掩飾的慌張之情，說，“不管如何，亡羊補牢吧，請你下令釋放被扣押的同志。”

　　“中山艦事件”之後，作為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陳獨秀優柔寡斷，萎縮退讓。

　　周恩來則從此次事變中產生了很多聯想：東征結束之後，蔣介石設宴慶功，慶功會上，他借著酒意，曾向周恩來索要東征軍中和黃埔學生裏的共產黨及加入國民党的共產黨員的名單，周恩來則也是倚酒三分醉地回絕了。現在，又發生了中山艦一事，他已初步摸清：蔣介石反共的脈膊是越跳越快了。對此，周恩來主張，乘蔣介石根基不穩之時予以堅決的回擊。聶榮臻元帥在回憶周恩來廣州期間革命活動時曾說：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艦事件”無疑是我們黨的一次重大挫折。但周恩來在這一事件中的頭腦是清醒的，立場是正確的，如果按他的意見辦，那當時的中國革命，就可能是另一種局面了。

　　“中山艦事件”由於共產黨領導人的軟弱無力，使得蔣介石進一步地剷除異己，樹立親信。周恩來長嘆一聲：“我是不再回黃埔軍校了。” 周恩來意識到，與蔣介石之間已開始了愈來愈大的裂隙，他們倆人遲早一天會走到對立的兩邊的。

　　1926年7月，國共兩黨決定了北伐大計。蔣介石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張治中請求，讓周恩來擔任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職，以便加強兩黨的合作，蔣介石一口回絕了：“不必了，你實在要堅持，我看就讓他擔任財經委員會主任吧。”張治中把蔣介石的意思轉告給周恩來。周恩來聽後搖了搖頭。

　　其後，鄧演達又對蔣介石講了自己對周恩來的印象：“我實在羨慕他的計劃性和組織力，無疑，北伐有了他，將如虎添翼！”

　　“周恩來！周恩來！”蔣介石聽著張、鄧二人的投力舉薦，口中喃喃低語。其實，他自己也是打心眼裏佩服周恩來。周恩來確是一位曠古之才，他的博聞強記；他的處亂不驚；他的調度運籌……蔣介石暗自思忖，在偌大個國民党裏，無論元老、新秀竟沒有一個人能與之相匹！如能得他之助，自己是可以放心幹一切的。

　　為了拉過周恩來，蔣介石不得不屈尊俯就，設宴請周。他面對周恩來和被請的另一位共產黨青年領袖惲代英說：“你們都是我的江浙同鄉，凡是同我共過事，在一起訓練過軍隊，打過仗的共產黨人，我都以知己看待。”“我希望恩來兄能與我一道北伐”。

　　周恩來委婉地拒絕了這位“同鄉”的殷殷盛情：“此事只能由中央裁定，我個人難以擇決。”

　　蔣介石失望、不滿但不得不擠出幾堆笑容說：“你真頑固呀，我本想請你開誠佈公地談一談，可你……你吞吞吐吐，這樣吧，等北伐勝利歸來，你再回黃埔來。”

　　這時的蔣介石與周恩來，已像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頑童在放風箏一樣，周恩來的心早就飄搖于中國大地的上空了，蔣介石卻企圖牢牢的係住他、抓緊他，可惜，風太大了，他怎麼收，風箏也收不回來了。

　　一年之後，“四?一二政變”爆發，蔣介石與周恩來之間維繫的最後一絲關係斷裂了。周恩來走向了蔣介石的反面。

　　蔣介石對周恩來的才華是很清楚的，他知道周恩來是一個能量極大的人，一旦讓他釋放出自己的潛在力量，那將會在中國的大地上點起一把沖天的大火，從而把蔣介石本人燒得無立錐之地。蔣介石知道，如果不剔除周恩來，他的政權就不會穩固。於是，他緊急下令，懸賞八萬元緝拿周恩來。

　　事隔多年，周恩來在與美國記者蘇茲貝格談話時，曾回憶過這段時期他與蔣介石之間的交往，他是這樣評價蔣介石的：“蔣介石在大革命時主要是買辦資產階級的思想，但也不否認他有一點民族資產階級的思想。在一九二四年國民党‘一大’時，他的民族資產階級性多一些，是中派，但與地主買辦資產階級有關係。從‘二大’到‘四?一二’這期間，群眾起來，他便反共。一九二六年，‘三?二O’事件時他的立場己轉到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方面，變為新右派，其靈魂便是戴季陶。‘四?一二’後他便成了反革命，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表面上卻仍以民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進行欺騙。”

　　“他辦黃埔，不是以革命的戰略戰術思想教育學生，而是以《曾胡治兵語錄》及《拿破侖傳》為之先的。……不過當他在革命隊伍時，他還是挂革命招牌，利用人民以增大自己的力量和影響。以後這一套越演越精。”

　　周恩來自從與蔣介石分道揚鑣以後，就參加到中共最高層的決策圈中去了。三十年代初，他一直在上海從事共產黨的組織領導工作。

　　有意思的是，蔣介石眼看對周恩來拉攏無術，非常的惱怒。他的一些善於領會主子意圖的無聊政客們，競借周恩來在白色恐怖中常用的“伍豪”這一化名，對周恩來進行詆毀，企圖從政治上打垮他。

　　1932年2月16至21日，上海《申報》、《時報》(號外)，《新聞報》、《時事新報》等同時刊登了所謂的“伍豪等聲明脫離共產黨啟事。”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國民党御用文人設的一個騙局。實際上周恩來早在幾個月前就離開了上海，並於10月25日進入中央蘇區。2月27日出版的中國共產黨党報《實報》與上述報刊針鋒相對，登出了說明事件真相的“伍豪啟示”，指出：“最近在各報上看到：‘伍豪等脫離共党’啟事一則，說了許多國民党走狗所常說的話，這當然又是國民党造謠誣衊的新把戲”，“一切國民党對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與我個人自己的造遙誣衊，絕對不能挽救國民党的滅亡的。”

　　1936年底，是蔣介石勢力達到頂峰的時候。在政治上，他用分化、收買、各個擊破等慣用手段，削除了各地擁兵自重的大、小軍閥，經過一些對內、對外的佈置之後，蔣介石躊躇滿志，不可一世。

　　到這個時候，在蔣介石看來，是到了對毛澤東，周恩來進行徹底清算的時候了。他不允許這些傑出的異己分子在自己的勢力之外封地為王，是到了對他們領導的紅軍進行第六次、他認為也是最後一次圍剿的時候了，他的“安內”大業很快就要完成了。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想不到晴天一聲霹靂震碎了蔣介石的難圓好夢。不滿于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東北軍將領張學良和西北軍將領楊虎城于這年12月12日發動了“兵諫”，使蔣介石一下子從他們的座上賓交成了階下囚。

　　“西安事變”發生後，國民党內的親日派何應欽等企圖借此機會，發動全面的內戰，以達到他一箭雙雕的目的：一則排擠蔣介石：二則消滅陜北的共產黨的武裝力量。他們頻頻調兵，步步向西安逼進。在這國難當頭的緊急時刻，應張、楊兩位將軍的邀請和中共中央的指派，周恩來盡棄前嫌，從祖國和民族的前途出發，再次出山，充當蔣介石內部糾紛的調停人。張學良將軍在致電陜北後說，周恩來能來，“一切就有辦法了”。確實，周恩來把個人的恩怨置於腦後，對處於“破帽遮顏，漏船載疆”的落難境地的蔣介石伸出了救援的手。

　　於是，蔣介石在他被軟禁的住所——新城大樓。又見到了闊別己久，想拉不成，想殺不得的老朋友周恩來。

　　周恩來對他們的這次尷尬中的會晤，更多的是從政治上來控制自己的情感。看著自己面前這立前天的上級、昨天的對手、今天的“盟友”，他的心中百感交集。只是他從全民族的生死存亡的高妄責任感出發，仍然提出了“保蔣安全”的方針。

　　12月17日，周恩來電告延安中央：“為緩和蔣係進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內部，推廣全國運動，在策略上答應保蔣安全是可以的，但聲明如南京進兵挑起內戰，則蔣安全無望。”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當即同意了周恩來的意見。周恩來還把蔣介石與十月革命後的沙皇尼古拉和滑鐵盧戰役後的拿破侖作了比較，勸告張、楊二位，認為不宜殺蔣。張學良對周恩來的大公無私的政治品格和卓越的處理問題的能力非常佩服，“真正最後的決定，還是周副主席來了以後。”

張學良與楊虎城將軍

　　蔣介石的親密顧問w?H?端納後來說：“周恩來……實際上是使委員長在一九三六年西安御駕中能夠安然無恙地離開的人。”

　　12月20日晚，蔣介石久別重逢周恩來。當他的這位前政治助手、他曾多次尋求從歷史的篇章中抹掉的這個人走進門來時，蔣介石由於恐懼而臉色發自。他極端誠懇而又不乏偽善地說： “在我們鬥爭的整個過程中，我常常想起你，即使在內戰期間，我仍然回憶起你曾經為我工作得很好。我希望我們能再次一起工作。”

　　周恩來自然看得出蔣介石的外強中乾、色厲內荏。他從蔣介石的家庭瑣事談起，先進行了一般的社交性談話，當蔣介石的緊張感緩和了以後，周恩來才心平氣和又鋒芒逼人的問蔣介石：“我們要求停止內戰，你為什麼不停？”蔣介石聞言一驚，他慌不擇意的答道：“我等你們到西北來。”

　　周恩來立即駁道：“我們已經到西北一年多了。”

　　蔣介石無言以對。

　　周恩來隨後向蔣介石陳述了中共的政策和西安方面的意圖，指出：堅持內戰，自速其亡。

　　在周恩來的調停之下，蔣介石迅速轉變了態度：“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了，國共兩黨在經過十年的血雨腥風、刀光劍影之後再度握手。曆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毛澤東在1937年3月同美國記者史沫特萊談話時說：“如果沒有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則和平就沒有可能，兵連禍結，不知要弄到何等地步。”

　　蔣介石也承認：“自經此次事變，我全國同胞一致愛護國家之熱忱，已顯示偉大無比的力量，此種威力，在今日為奠定危局之主因，在將來必為我民族復興成功之保障，此則中正疚愧之餘，敢為國家稱慶者也。”

　　西安事變後，中國革命的形勢一日千里，如黃河之水，自天而來，咆哮奔騰，不可遏制。張、楊兩將軍是中華民族的“千古功臣”，蔣介石也在自己不光彩的人生旅途中增加了一點亮色，周恩來則更是以他高超的外交藝術和完美的和平使者的形像，彪炳韆鞦，馨滿人間。

　　1937年7月l目，事變之後的蔣介石坐在廬山牯嶺路的避暑別墅中，閉目靜思，遙想西安的落難，仍然還膽顫心驚。他頭腦中一次次聯想到他的朋友周恩來的翩翩英姿及其優雅的舉止、動聽的談吐、大度的胸懷和堅定的鬥志，這樣傑出的人物不能助我，他不免有種棄賢于野、璣珠無華的感傷。蔣介石躺到藤椅上，瞇起眼睛，對侍侯在身邊的“文膽”陳布雷嘆道：“周恩來在6月裏一個晚上來見過我。我同意將紅軍改編為中國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叫他們在華北及敵後打擊日寇。”他又重重地嘆了一口氣：“周恩來是個人才啊！我們黨裏像他這樣的人才太少了！可惜！可惜！不能為我所用。”

　　整個八年抗戰期間，周恩來一直是中共派駐國民黨政府的最高代表，活躍于南京、武漢、重慶。蔣介石當然能夠經常見到這位“江浙同鄉”，只是他們二人之間，已失去了廣州黃埔軍校時的開誠佈公、推心置腹，他們更多的是以政治鬥士的面目出現于對方的面前。兩人各有其志，屢有糾紛，爭端時起，他們的友誼早在大革命的後期就斷絕了，剩下的全是平和的外交辭令下隱藏的唇槍舌劍。党與党之間的是是非非，軍隊與軍隊之間的風風雨雨，使得倆人時而圍桌而談，時而撰文相罵。他們之間既像領導與被領導、上級與下級的關係，又像執政黨與在野黨、政敵與政敵之間的關係，合作是主流，磨擦是味精。國共兩黨，蔣週二人在抗日的大旗下勉勉強強的扭在一起生活了八年之久。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結束後，中國民眾要求國共兩黨繼續合作，精誠團結，攜手並進，醫治戰爭的創傷，重建家園。

　　但是，蔣介石不忘一党專政、個人獨裁。早在抗戰勝利前夕，蔣介石就作出了對中共“惟有以快刀斬亂麻處之，此時倘有亡國破家之危險，一切犧牲，在所不惜”的決策。蔣介石為了恢復在全國的統治，大放煙幕彈，三次電邀毛澤東赴渝談判，企圖以和談作掩護，爭取時間，加緊運兵，部署內戰。中國共產黨人為了揭露蔣介石“假和談，真內戰”的騙局，毅然決然同意談判。

　　8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等人飛赴重慶。由此，蔣介石與周恩來徹底由戰爭中的上下級關係轉變為談判桌上的對手關係。

　　毛澤東在延安小小的混凝土的跑道上等著歡迎周恩來的到來，他把自己唯一的一件毛衣送給了周恩來。隨後，這一對親密戰友就鑽窯洞、溜土坡、避追兵、躲炸彈，率領中國人民解放軍運動於中國的幾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勾畫作戰藍圖，指揮各處戰事，他們用小米加步槍打敗了蔣介石的坦克加大炮。一直到1949年蔣介石逃跑台灣為止，歷史才似乎為這些風雲人物的交往活動畫上了一個句號。

　　西方人曾說，如果在中國內戰期間，周恩來站到蔣介石一邊，那麼後來的中國是誰坐天下還很難預料。歷史不是任何一個人可以寫成的，它是民眾意志的集中體現。歷史選擇了毛澤東，遺棄了蔣介石，周恩來則順乎歷史的潮流，同樣在毛澤東和蔣介石之間，在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之間做出了自己的選擇和揚棄。

　　中國解放了。可是，戰場的硝煙雖然散去，國共的對立也似乎變成了輿論的攻擊，雙方正面的衝突已因為大海的相隔而不再可能。但，蔣介石叫囂反攻大陸時，仍唸唸不忘對他的老朋友們加以必要的“關照”。蔣介石就像一個封建財主喜愛他的傳家之寶一樣，蔣介石對周恩來等傑出的人物總想擁為已有，入他彀中，求之不得則由愛生恨，在這種愛恨交加的心情支配下，蔣介石極盡全力的想置周恩來于死地而後快。於是，殺手行動了。

　　1950年，蔣介石在台灣重新當上總統的當天，就親筆寫了三通手令，其中之一是派警備司令部彭孟緝為“台灣情報工作委員會主任。”彭秉承蔣介石的旨意，要殺大陸幾個重要人物，以便“重整旗鼓”，壯蔣聲威，安慰一下剛剛來臺的無數殘兵敗將們的受創的心靈。

　　1953年初，彭孟緝夥同美國中央情報局遠東情報處的頭目柯林斯上校和戴笠的後繼者毛人鳳，擬定了一個暗殺共產黨領導人的罪惡計劃。他們把目標首先對準了周恩來。

　　1955年3月，台灣情報部門接到機密情報，說周恩來及中國代表團的成員將於1955年4月11日乘坐包租的印度航空公司的客機“克什米爾公主號”出發，途經香港，飛往雅加達，參加世界矚目的亞非萬隆會議。得知這一消息後，台灣的情報部門立即佈置了謀殺周恩來的計劃，周恩來代號為1（宋慶齡和郭沫若的謀殺代號為2、3）。執行人是台灣“特種工作”偵防組組長谷正文。谷正文的手下在香港用重金收買了啟德機場的僱員周梓銘，周梓銘在“克什米爾公主號”停在機場加油時，接近飛機，偷偷在機翼中安放了定時炸彈。飛機起飛不到十分鐘後，便在中國南海上空爆炸了，飛機斷為三截落在水中，機上數十人全部遭難。

　　正當台灣的情報部門喜上眉梢，準備報告蔣介石時，突然接到消息說，機上沒有周恩來。原來，周恩來要去緬甸開一個小型會議。臨時改變了計劃。

印尼，蔣介石的鷹爪們組織了二十多人的敢死隊，想戴罪立功。可是由於印尼警方和中國駐印尼大使黃鎮的週密防範，使得台灣的特務們無從下手，悻悻而回。

　　然而，蔣介石的目光仍然盯著大陸，盯著周恩來。

　　1964年，周恩來率代表團訪問柬埔寨，谷正文再次奉命“出擊”，後由於台灣情報機關潛伏在大陸的特務被我公安人員逮捕，弄清了他們的意圖，周恩來吉星高照，又一次避過了他的“老朋友”——蔣介石的暗箭。

　　多次謀殺未成，蔣介石心灰意冷。他雖然“亡”周之心不死，但又不免感到力不從心。新中國更加強大了，周恩來也以他的人格征服了全世界的政客。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訪華，周恩來和尼克松的手緊緊握在了一起。在台灣一隅的蔣介石看到此情此景，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淒涼。“故國不堪回首”滔滔江水向東流。蔣介石強打精神來到桌邊，寫下了八個大字“莊敬自強，處變不驚”——這是對他的朋友周恩來的概括或讚賞；亦或是對自己的勉勵或自責？我們不得而知。

　　與蔣介石相反，周恩來對他的朋友還是相當客氣的。尼克松在訪華期間，曾就蔣介石稱共產黨領導人為“匪徒”一事問毛澤東：“你們怎樣稱呼蔣介石？”毛澤東笑了笑，沒有回答。周恩來接過話頭說：“一般說來，我們叫他們為‘蔣幫’。在報紙上，有時我們也稱蔣介石為匪徒：他們用匪徒的稱號來回敬我們。當然羅，這不過是彼此相罵罷了。”

　　周恩來晚年仍向寶島方向頻頻發出統一戰線的呼聲。只可惜，在一條道上走到底的蔣介石再也聽不進這逆耳忠言了。周恩來把他那巨大、真誠的聲音，留給了蔣介石的後繼者們去慢慢回味，直到歷史翻開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