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著「大江大海1949」──談打書中的所見

一本新書，問世時能夠引起如此地注目，真是不容易的吧；龍女士的書上市的聲勢，我覺得真是達到了讓許多名作家大概都不能不羨慕的程度。

我現在的生活，家中沒有電視，也沒有報紙，要獲得外界消息，只有從自己寫作使用的電腦裡觀看；哇，好傢伙，上月底開始就陸續地在網路新聞看到了該書出版的各種訊息，最近看到幾大電視新聞對於該出版活動的加持；昨天我這難得上街的宅男，更在由走市區的公車車體外看到全幅的廣告，真真是不同凡響的。

由於我平素對於龍女士的觀點重視而不甚認同，而今作為一個台灣史研究者，對於這本僅研究了一年歷史就號稱要「攤開那段歷史」、打開記憶「黑盒子」的書，自然不由自主地高度關懷起來；因而，雖然尚未讀其該書，但我審慎地拜讀了她在部落格中散佈的部分內容；在概要地理解了作者著作的立意之後，就有本文之作──

不過，請容我在此先要對龍女士的雙親表示敬意，然後逐步開始我批判的觀點──因為在某方面我是個傳統派，對於龍女士所自述，「想用一個文學的方式，對我父母這一整代人，做一個致敬跟告別。」「這是我們共同獻給父母長輩的一小束鮮花。」，真是如此嗎，我是頗為感動的，雖然我還沒拜讀龍女士大作，但是我想對於任何父母言，能夠教養出這樣孝思不匱的子女，就都是讓人不能不敬佩的‧‧‧

其一、關於龍著的「悲情」特色──

它的特色似乎是接受了綠營當年操作二二八事變，動員族群鬥爭的啟發；綠營不深究史實，僅強調動人心肺的悲情；龍女士則強調了我們島上不同族群在那個時段中，分別經歷了痛苦的「失敗經驗」，它以「向所有的失敗者致敬」來拉近彼此的距離，強調他們各自都有六十年未被關懷的往事悲哀的「黑盒子」；在該書中，他似乎是致力於打開那個從來被遺忘或緊閉的「黑盒子」。這真是極接近過去綠營挑動二二八悲情的手法，然而，龍女士那樣對於我們的社會可能帶來怎樣的效果呢？

筆者研究二二八事變，由史實看綠營訴求之偏離事變的樞紐，深悉綠營只強調其中的族群悲情，並沒有真正探究問題、防患未然，甚至更有製造族群衝突的意思；然而，讀龍女士已披露的大文，竟似對於綠營鋪天蓋地的文宣全無思辯探究的能力，不僅接受了綠營一面之詞，更是把綠營處理二二八事變的手法，當成自身寫作的典範；真是讓研究二二八史實的我，深感錯愕與遺憾──或者真的作者以為白居易當年的名句「同是天涯淪落人」，就足以啟發民眾而成為族群衝突製造者的有力對手；這樣的寫作手法真的不會增加問題而能夠處理當前我們社會內外部的問題？

其二、由一個例子看龍著的「文學悲情」

關於文學的悲情，我要舉的是龍著中關於「二二八事變」中涂光明被殺的故事，作者順手而流利地寫道：「彭清靠和其他仕紳代表踏進司令部，就被五花大綁。其中一個叫涂光明的代表，脾氣耿直，立即破口大罵蔣介石和陳儀。他馬上被帶走隔離，「軍法審判」之後，涂光明被槍殺。」，很接近綠營人士過去的論述方式；史實真是那樣麼？寫實主義者往往有一鞭笞入裡的名言，稱「事實的發展往往比文學的想像更為曲折、深刻而動人」，正是筆者要在此請注意的問題──

那是作者真的不知道涂光明當時的身分是什麼？──那不是每一個研究過「高雄二二八事件」的歷史研究者都應該知道的麼；他是威脅要塞安危的民軍總指揮；是否知道民軍當時不僅揚言將以火攻要塞，並已開始部署燒山‧‧‧是否知道在市議會當時市議員如何侮辱要塞司令與其部屬？此外，涂氏死後，爲日本警察賣命的台灣巡查竟宣布已經為其日籍上級報仇了‧‧‧換言之，史實應該絕非如龍女士筆下那樣，只是「脾氣耿直，立即破口大罵蔣介石和陳儀」，就處決的啊！

文學者常在處理歷史問題時說文學不是歷史，文學家不須如歷史學者一樣負起考據的責任，然而，他們卻常強調歷史的真實場景而招徠廣大的讀者群，其實只是高張歷史的文學悲情，如獨派的文學大家東方白，其巨作「浪淘沙」卽是，那真也是龍女士所追求的理想麼？

其三、這是「文學人的歷史認知」？

         所謂「文學人的歷史認知」，是指龍女士所謂「成功」與「失敗」，在歷史上究竟有何意義？就以該書所標舉的1949年為例，龍女士強調國府來台是「失敗」，確實那是失敗，但有那一個歷史學者會那麼含混地看待「失敗」，而不加探究？就我的研究，國府的失敗是始於美英俄的「雅爾達密約」、是被壓迫下簽訂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協定」、是美國發表「美中關係白皮書」；相對的，該年確實是中共建國，是其體制建立，但那就是「成功」麼？就我所知，其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都沒上軌道，可說百廢待舉，尤其，因美國在本年公開著名的的白皮書，放棄對國府的支持，並大力抨擊國府，使得中共取得全面勝利的時間提早，也打亂了中共培養足夠幹部的計畫，使得中共建政時，出現了合格的幹部大大不足的嚴重問題，更可說是該年中共在「勝利」中，卻無形地吞下了一個引起後患無窮的大「失敗」，那是個極複雜的局面，那裡是用粗糙幼稚的二分法，所能定論的；而國府來台後一直整軍經武，伺機反攻，有所謂「一年整備、兩年反攻、三年成功」的口號，應該也是龍女士知道的事，在那樣的情況下，中共可以稱為「成功」麼，其實硬說成功的話，應該只能說是在國共戰役上，共軍在戰場上「勝利」了──然而那就能等於「成功」嗎？

         然後，看龍女士所謂本省籍人士的「失敗」經驗，它順手地強調著族群意識的相反取向──即所謂「大陸的、我父母親那輩的人，十九歲決定了一輩子最核心的軌跡，可能就是投筆從戎、愛國，抵抗日本的侵略。」與所謂「我的本省朋友的父母們，十九歲的時候，是熱情澎湃地加入日本的陣營，對天皇效忠，然後被送到南洋去，也有的被送到華北去。」──史實真的是那樣麼？我們不談其熱血澎湃的背後，據戰後日本法界透露，其中有著麻醉劑的興奮支持，也不提在海南島的中日對壘中，確有台籍日本兵集體起義投誠的事發生；就所知，史實是當年像李登輝那類警察家庭讓孩子在皇民化運動前七、八年就自動改日本姓，到戰時真正自動請纓的特例絕對不多，否則當年主持台灣防務的台灣軍司令官就不會半公開地檢討說「領台五十年──如今正是要把歷任總督之政治成績單公諸於世的時候。倘若甚得民心，萬一敵軍登陸而全島戰場化，台灣同胞應該會與皇軍合作，挺身與敵軍登陸部隊做殊死戰……以我個人的看法，我還不敢對台灣同胞寄予絕對的信賴。」[1]，龍女士的觀點是犯了過份簡化的毛病，還是竟連當年安藤司令官的這段顯然心虛的史實，都不知道──因而輕易地竟把日本的戰敗經驗，與少數真皇民的戰敗經驗，就看成了是全體年輕台灣人的戰敗經驗？

其四、由島上的經驗，看龍女士所謂的「溫柔的力量」──

在我所見的零碎文章裡，至少見到兩段，那是她文筆優美地寫著──所謂的「正因為這些失敗者匯聚在台灣，慢慢發展出一種遠離戰爭、國族的價值觀，一種溫柔的力量」與所謂的「軍事上的「失敗者」，卻在往後的六十年中，在台灣這個小島上逐漸建立起新的價值觀，遠離國家、領袖、集體、勝利的價值觀而邁向以個人幸福為主的「柔軟」的文明價值觀。」；然而，真有那樣的一種「新的價值觀」麼？

讀著文學作家的描述，是很讓人可以沉醉的，看哪，六十歲左右的筆者也快要因作者的描述而自我陶醉起來了──那真是很有力量的溫柔文字──

然而，回看史實，由李扁路線以來，我們島上究竟建立了什麼‧‧‧

龍女士籠統地說「遠離國家、領袖、集體、勝利」，然後強調「邁向以個人幸福為主的「柔軟」的文明價值觀。」──那真是對於我們過去或當前社會真實的描述嗎‧‧‧我們與居住國外的龍女士似乎認知差距極大‧‧‧

這段期間生活在島上的我們，見到的是綠營努力「遠離」中華民國，力挺偉大的「領袖」李、扁，「集體」示威與投票行動，直到最近力挺貪腐的扁；以及為了「勝利」而不擇手段地公開宣稱「割喉要割到斷」‧‧‧那過去十多年，我們社會所受到延續至今的巨大動盪──雖然當前陳水扁已被司法初審定罪，但在龍女士眼中真的已能夠折射出像她美妙文筆下所謂「以個人幸福為主」的，那樣「溫柔」的「新價值觀」麼？我真的嚴重懷疑──

結語

 這是作者還沒有讀到龍女士的新作「大江大海1949」，只因看到該書出版聲勢浩大，在好奇地拜讀了網路上所見的各種資料後，就寫出的一些感想；在這樣的情況下，本文對於龍女士精心撰述的該書，當然不可能達到完全的關照，例如，其所謂的「以個人幸福為主的「柔軟」的文明價值觀」，究竟指的是什麼，我實在不知道；對於信服「研究」的我來說，這絕對是不夠嚴肅的論述態度；不過，由我所信服的「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認知態度上，當坊間到處充斥頌讚該書的美言時，想我對於該書提出一些嚴肅的質問，應該不是沒有意義的事吧。

        最後，對於身為軍警後人的龍女士，在前述涂光明問題上，似乎對於當年的軍警處境，完全能夠跳出人性的本位主義，不將胳臂稍往內彎，就不顧史實地接受了綠營二二八事件的觀點，則是讓我驚訝的，這是怎樣的一種心態，真是我們時代怎樣的悲劇啊──是由於她在德國所見對於納粹德國的省思經驗而來，還是基於文學人的感性充沛，相對的理性自然不足，在複雜而巨大的問題前，就難於尋找自我定位，有以致之？

補上一圖      中國人溫柔之必要？

說明

當年日本報紙所刊出 ──  

兩名日軍在南京，比賽各砍殺中國平民百餘人後，攝影留念──  

請思考當年中國處境確不同於德國是侵略者   當年中國人真不夠溫柔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