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並解讀「日治」下的這頁台灣史料

──由「歷年死亡人平均年齡」考察史實

我只是一個民間的台灣史研究者，不過，研究台灣史已經近四十年；本文之作，在今天台灣史學界名家沖棟的環境中，應該可說是「野人獻曝」；然而，由於我認為它是很重要的一份史料，學界似乎不太有人重視他，實在可惜；而近年來，關於「日據」或「日治」之類的問題，由政界開始，吵到教育部，到最近的電影「KANO」，更是甚至於把整個社會都鬧成一團，我想，問題可能就在於當年台灣總督府的主計課長員鹽見俊二所留下的這一頁重要的史料，沒有得到充分解讀的緣故；因此，在「拋磚引玉」的心態下，我提出自身對它的解讀，想就教於我們高水準的讀者。

前言──

這份史料是著名的「台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中的一頁，其名為「歷年死亡人平均年齡」〈頁268〉；該提要的編輯過程，依據當年鹽見俊二，這位後來返日後曾出任內閣閣員、當年的台灣總督府官員，在其回憶錄中曾如此描述──「……起先，我打算編一本統治台灣五十年史，但因此作法可能招來自我吹噓之批評，故改以數字描寫統治台灣五十年之事蹟，……後來當我以國會議員訪台時，…發現省政府把它印刷成一本很不錯的統計書，而所不同的是其中的日文已譯成中文。……」〈「秘錄：終戰前後的台灣」，鹽見俊二著，日本文教基金會編譯，文英堂，頁93~94〉──

對於今天吵擾不休的各界言，社會是否應該要求以學術界較為公正客觀的地位，把這樣的史實資料解讀出來，讓我們高教育水準的民眾們都能自行判斷的？──這不正是一個民主社會中最合理且最有說服力，處理社會爭議事件時，最有效的方法麼？這就是本文最早起心動念的起點：

然而，進入本題之前，首先我們要解說，何以我們要特別選取該書一千四百頁的數據中，那樣一份關於我們先人在日據時期的重要史實資料？

在此要坦白地指出，我們選擇出該份重要的資料乃是出於尊重當年原負責編撰的日籍官僚那人性的自白──「我打算編一本統治台灣五十年史，但因此作法可能招來自我吹噓之批評」──確實，殖民統治瓦解之際，殖民者還努力地編輯這樣一份資料集，任何有主體性的研究者，當然都應該對其加以嚴肅的考察──因為，如果該份資料是真實的資料，那真是不只是對於我們島嶼的歷史是重要的，並且對於未來將擘劃島嶼社經發展者而言，也將是極為重要的參考資料。

當然，我們選取他，也是對於當年在那二戰後百廢待舉的大環境中，仍然優先地印刷了這本一千四百頁的大書的中國籍主事者陳儀的尊重；因為，我們見到當年日本陸軍大學畢業、曾經赴德考察並延攬留德學者回國的陳儀，在該序言中，特別強調說：

「此項提要係根據日方資料所編成，其中魚魯豕亥，在所難免。深盼讀是輯者，仔細研覈，競謀校正，一以協助本省統計事業之正確性，一以養成個人善讀數字之好習慣‧‧‧‧‧」

不過，本研究卻認為陳儀所說「在所難免」的態度是不夠的，那日本主計課長所謂「招來自我吹噓的批評」的漂亮說詞，是不誠實的，因為，我們研究過台灣史的各方面，儘管近十幾年來，島上的青年學者常引用西方先進權威的說詞，而有類似所謂的「日本殖民權力那種愛好事實〈facts〉及真理〈truths〉的本質」[1]，強調西方先進學界所鼓吹的「殖民者統治理性」之觀點；我們卻因為發現該資料不僅確實很難避免自我吹噓之嫌疑，甚至還有蓄意欺騙的高度可能性，而不能不加倍嚴肅的考察。

例如，樺山資紀抵台後，殖民當局曾經對我先民展開「攘逐殺戮政策」，該政策也就是我們父祖輩記憶中南北各地的「大屠殺」，使我島上先民明顯消失了數十萬人，然而，在該數據資料中，顯然避重就輕，將「日治」時期之所以被我先民稱為「日據時期」的這幾年驚人的人口數據，完全空白。此其一。

其次，則1946年9月27日的「民報晨刊」上曾刊出題為「日曾為報海洛因產量製造紀錄遠較時產為低」的東京新聞；「據盟軍總部調查，日本自1931年到1939年間，向國際聯盟所提出關於海洛因之製造紀錄係虛偽者，根據大規模調查結果……日本向國聯所做之海洛因生產報告，共為一千零三十三公斤，而其確實之產量則為六百一十一萬四千一百三十一公斤。」；由上述東京當局的數據可以差距六千倍的情況看來，我們何以有理由可以特別相信台灣殖民當局所提供的各項數據？

再其次，1930年完工的嘉南大圳；李扁路線以來，學界由該工程的硬體與軟體兩方面高度頌揚其成就；但是他們絕對隱匿所有對於該大圳不利的資訊；例如，該大圳硬體工程所屬的烏山頭水庫工程完工僅僅半年，就被一中級地震震損三百餘尺，以及其設計不良，圳體易於滲漏、淤積與損壞的史實；在軟體設計上，則完全無視於當時我先民所感到的「大圳吃人」與「三年輪作制」的痛苦；只讓我們看到一序列上升的生產數據。其實當時的史實，不只是在該工程完工的初期，讓我們先民悲泣呻吟；直到日據末期，該一被殖民當局視為「良法美意」而到處推行的「三年輪作」之苛毒，仍然讓我們先民怨訴不已──此由我台名宿林獻堂日記中的多次紀錄裡可見：

「張福立來赴役場主催農業增產之業主打合會，先來訪問，談三年輪作之害，數十分間乃去」〈1941.3.21〉

「記特務來，告以種蔗之害，……為擁護製糖會社，使人民莫大之損失，汝等默默而不報告，何也？記言種蔗問題州下報告數十通，州郡當局非不知也。不解何故而不能改。」〈1941.3.22〉

 「張福立電話來，云吉森郡守勸其不可告訴大日本製糖社長，對糊仔甘蔗問題用善後之處置；台中警察署長受郡守之託，亦囑……不可出積極行動；明日長谷川總督來，亦不可言種蔗之事云云。」〈1941.3.24〉

「本日新聞載森田知事宣言甘蔗輪栽制廢止，此制創自松岡知事，於今五年矣，被命種蔗之土地業主、佃人之損失平均三割以上，僅擁護一製糖營利會社而不顧人民之苦痛，誠為可恨，……」〈1942.5.10〉

「余乃囑陳炘告知事糊仔甘蔗之有害稻作，據知事言新式糊仔甘蔗不但無害實為有益，員林郡每甲收十八萬斤，大屯郡每甲收十六萬斤云云。其所言與事實大相對反，毫無採納之意，遂作罷論。」〈1942.7.23〉

這些斷續的，林氏最後以「其所言與事實大相對反」為結論的紀錄，加上我們當年那由日據下碾米業出身的企業家王永慶所早曾公開批判的：

「日據時代台灣農地也必須遵照輪耕的政策嚴格執行。不管田地實際種植的是其他任何更為有利的作物，只要指定的輪作期一到，管區的製糖會社就會調派深耕犁過來，將田地犁深，以利種植甘蔗。台灣的良田，除了年可收或兩季之外，在季與季之間，還可以種植豆莢之類的短期性作物，對於增加農家的收入不無小補。如此良田，一旦被強制輪作，使用深耕犁深耕者，必定對田戶造成相當的損失。可是即使田戶們內心再有不甘，也只能含淚屈從。」[2]

顯然使得我們有理由深切懷疑該數據集，極可能不只是有著那位台灣總督府主計課長所稱的「自我吹噓」，更可能有著嚴重的欺瞞性。因而，本研究認為我們對於該千餘頁的數據資料，不可平等看待；尤其，對於希望真正深入認知我們先民當年的生活情境的話，許多數據是易於造假的、混淆的，或避重就輕的──日據下，日人無論我台人多麼優秀，絕不讓我台人擔任行政主官，罕有例外；那除了是他們神裔者自高的歧視外，最重要的應該是那樣就不會讓我們台人看到許多可能揭發其統治真相的重要數據吧！

由於殖民者所留下的該整個數據集應該有著這樣的欺瞞特性，要藉著它的內容來認知我們先民當年的處境，就是一件必須、也值得費心、應該事先儘量避開那可能如前述戰後盟軍在東京所發現欺瞞性的數據；本研究認為該一關於「歷年死亡人平均年齡」之資料，乃是可以讓我們深入洞見日據下我台悲慘社會史的重要資料。

儘管，對於該一明顯可以呈現我先民不幸處境的數據，曾為殖民主的日本學者自然難免會有訕訕不能面對者，遂使我台親日學者就有「祖述」而避開本資料的共同傾向。所以，關於該一頁資料，雖然在反映我先民當年的真實處境上，應該極為重要，但是我島學界雖在震天價響的「愛台灣」的口號下，然而，真正關懷該一重要資料的學者，就很不常見了。

現在，個人要針對該專書的這一頁名為「歷年死亡人平均年齡」的數據資料，進行解讀；我選定他的原因，是對於任何人類言，沒有人不想延續自身的生命，因而，對於自身壽命的長短，在任何社會都是不會被輕易看待的嚴肅問題；我們今天能有機會獲得當年自詡為「神裔」的統治者所留下的這批數據，我們怎能不嚴肅以對──為了更深入地感受我們先民當年的處境，真實應和、共振於他們生命的曾經，也為了試探當年的殖民統治者真的是有資格那樣蔑視我們先民的「神裔」嗎？

謹此就以本題所及的「歷年死亡人平均年齡」，個人由於著重我台人處境而慣稱之為「我台先民歷年平均死亡年齡」之一頁資料，由「解題」開始，然後，就該數據的幾次重大曲折，進行解讀而印證我先民生活的重大變化，希望自身拋磚引玉的研究心得，能夠幫助今天社會無根無據的浮誇爭議早日平息，而社會的未來將可迅速進入辯證發展的更高階段：

一、解題

它是日據五十一年，日本官方在人口問題上，留下的「史實資料」，其內容是由1906年開始，至1943年，三十七年間，「在台死亡者」，歷年台、日人士並列的死亡年齡資料的統整；故稱「歷年死亡人平均年齡」。關於本題，我們應有下列的認知：

一〉它是可能透漏更多史實真相的數據

我們要說明，何以我們稱為「史實資料」，這是相對於今天坊間與學術界所流行的所謂「平均餘命」說的；本表的編制是透過日警嚴密的人口管制，在絕不可犯錯的高壓下，每死亡一人，日警就登記一次，簡直不可能遺漏而獲得的「各年實際死亡者的平均死亡年齡」；而「平均餘命」，則有很高的推估成分，隨其推估理論內涵的稍微不同，就可能有很大的落差。例如，就所知，後來那許多學者提倡的「平均餘命」，是根據所謂的「現代化理論」中，設想人口數量的變化與產業發達之間，兩者必然有著正相關，而推估出來，是一種「預期」的，通常稱為「平均餘命」的就是；而在此表中，其數字之意義則不同，是總計各個年齡有多少人死亡，他們的平均值，完全是真實的；可說「平均死亡年齡」與「平均餘命」兩者，一是殖民體制下，那所謂「時代的進步和人們的幸福！原來是兩件事，不能放在一處並論啊！」的現實、一是類似今天現代化理論中設想經濟進步，人民生活一定改善的理想推估；其現實上的意義，實在差距極大。

此外，應該指出的，此「歷年平均死亡人年齡」的變化，與曾被留日學者陳紹馨的著名論文「台灣死亡現象之社會學的考察」所強調的「死亡率」──各年每千人口中的死亡人數──相較，陳氏的該研究對於死亡者的年齡長短，毫無關切；該死亡率，實不若該死亡者的平均年齡，可以透過生命過程的久暫而幫助我們考察我先民的處境；也就是雖然人皆有死，但是在生命資源不足、營養缺乏的年代，長命現象往往可以代表比較有保障而幸福的生活；而「死亡率」的降低，卻不只可能我先民仍是被殘酷的壓榨剝削著，而並不一定代表著人民生活真正的改善，但是對於我們平均死亡年齡盤旋於低檔的先民們，若能多活兩年，可以多做多少事，增加多少人生機會啊──相對來看，當我們看到死亡率確實稍減，然而，對於我們知曉馬爾薩斯著名的人口論所揭示的，人口增加率通常是等比級數往往大於糧食生產增加率的等差級數，的研究者言，除了我們有理由懷疑該統計的真實性外，它還能給人們多少積極的意義呢。

此外，在1902年，後藤新平曾以「管理中醫」為名，要求中醫師考照，規定行醫十年以上者始可應考；使得我島上舊有的醫療體系中，醫師數立刻僅剩下三分之二左右，即缺額達千名以上，自然無力維持舊日的醫療水準而造成死亡率之高踞不下，則是陳氏應該考察，然而其論文中卻完全沒有提及的史實；陳氏的研究僅知把「死亡率」與籠統的「改良」與「進步」掛鈎，本研究認為是不夠的；「平均死亡人年齡」應該可以帶給我們更多、更深刻而真實的訊息。

由於以上的兩個理由，所以我們重視此一頁數據而探究之。

二〉台、日人數據之不可比較

我們要說明，該表中的欄目，有本省人與日本人並列的情況；這裡我們需要理解，這應該是一個當時總督府主計課設下的陷阱，我們讀者不小心的話，很容易就被誘入；不過，它和上引那位鹽見課長所自述的，可能「招來自我吹噓之批評」似乎並無密切關係；倒確實是一個漂亮的障眼法；對於沒有長期感到被歧視，被嚴重差別待遇的研究者言，如果他們接受數據的權威性，認為日人所公布的數據不會是假的，日、台人的數據其意義是相同的，他們將會在此處被其所揭示的日人的平均死亡年齡竟與我台人相距不太遠而誤導，認為日人的生活水準並不太好，歧視並不嚴重；甚至，要到1920年日人的平均死亡年齡才開始其超過我台人的情況；因而會產生兩者間沒有多少差別待遇的印象。

其實，當年我台人與日人的處境相差太多，在此本不應該相提並論？──例如，我們都知道，待遇上，殖民者對我台人極為苛刻，我台人薪資，雖同等職務，日人不但薪資多六成，還有寬敞的宿舍配給；更何況，在公私機關與企業中，我台人若有幸進入，也很少能與日人同其職務，通常都只能擔任底層成為供人差遣的職員；這樣的不平等待遇，如何可以在此處並列？我們先民在如此不平等待遇下，我台人的死亡者年齡竟然與日人的死亡者年齡相去不遠──這種離奇的現象，那位總督府的主計課長在編列時為何沒有做出說明？難道是在懸殊的優厚待遇下，日人似乎都是戮力於公務，都「過勞死」了嗎？

我們要指出，其成因絕不是那樣可歌可泣的，生活條件與死亡年齡間絕對有正相關，不可能竟如此多人都早夭；其原因應該一面是日人年長退休者，通常回日本，只有少部分有實力者，在台成為民間特權者；其高齡者都回日本，自然在台死亡者年齡一定偏低；同時，日人來台者都成為統治階級，其數原本不多，雖到日據中期，攜家帶眷者必然仍少，幼童死亡者更是不多，因而其死亡者年齡應該都是與該平均死亡年齡相接近的 ；相對的，我台灣老者的死亡年齡資料則應該長幼全都錄，卻仍未能提高我台人平均死亡年齡；此外，日人待遇至少比我台人多六成；因而，我台人除了家中原有資產者外，我台人生活水準，往往只能處在營養不良的狀態；因而，該表中雖也刊出了日人的歷年平均死亡年齡，但是，關心者應該知道他們若彼此數字相同，其實質意義並不相同，故不應該由其該數據相同，就推論為島上的日、台人生活水準相同或相近。

相對的，也由上述日人老年退休者應該多離台，並不老死於我們島上，以及在台日人男女性別比，自1925年至1943年，長久在110比100之差距以上[3]，婚配不易；根據1943年資料，在台婚配的日人為1,336對；我台人則有48 l, 156對，是我台人成婚者為日人成婚之36倍；但是就台日人口對比言，我台籍人口僅為日籍人口之17倍；這就是日人在台結婚者遠低於其人口比例，也就是懷孕生產者自然不及其人口比例；在如此年長者與年幼者都不多，其死亡率應該當也不可能多的情況下，前述那篇名為「台灣死亡現象之社會學的考察」的著名論文，不合理考究退休與結婚狀況，就將日人各項的死亡率與我台人的死亡率相比較而籠統論斷的作法，本研究認為顯然是缺乏嚴謹的學術態度的。

三〉「歷年平均死亡者年齡」之值得探究──

聽說有一種缺乏思考力的認知，僅視學術研究為資料的拼湊或是翻譯外文的比賽，為的似乎只是滿足人們「崇洋」或者「長篇大論」必是鉅著的心理；因而，對於像死亡者的平均年齡這樣的數據，他們會宣稱由於有太多可能因素導致死亡，就得出了無法考究該資料的說法；然而，研究者真應該以這樣的態度來面對其問題嗎？只是因為複雜或難度高就畏懼，那麼我們社會提供給學界頗高的待遇，只是專為了處理一些簡單、明顯、膚淺，可以頌讚殖民統治的問題麼？

事實上，要說意外，每個國家與社會都不能避免意外，因而任何長期的數據資料，一定包含著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意外，我們研究者怎能拒絕面對種種的影響呢？我們所要研究的，主要應該就是探究何以出現某些意外，或者因何而沒有出現某些「意外」？以及在意外的事態中，前人是如何處理那些意外吧。

以此表言，我們在這個平均死亡年齡的表中，看到了由1906年起，到1943年的數據；我們發現那三十七年間，我台人的平均死亡年齡在1908年時，最高，在1931年時，最低；前者為27.2歲，後者為21.5歲；下降近六歲之多。

此外，另外有一數據，請看該表的1939年項下，該年，就所知，是日據下所謂「工業產值」超過「農業產值」的年份，在「現代化理論」的「經濟發展階段論者」的眼中，是相當重要的一年；也是嘉南大圳開通之後，八、九年間運作應已上軌道；就該理論言，其時是我台人似乎應該可以期待生活改善之際；然而，該年我台人的平均死亡年齡竟然只有22.7歲。這是殖民體制下的生命現象與現代化理論之預期極為不同的部分；它顯示了產業進步，並沒有帶來人民的生活的改善。這是否一個意外？這類的意外，不是一個尊重史實，關心台灣歷史發展、甚至今天所謂「愛台灣」的研究者，所應該關切、研究的問題嗎？

以上，是作者對於本題在開始研究前的「解題」。

接著，我們將運用自身理性的知識來解讀這份日據五十年重要的史實資料──由此探究而理解它的曲折與發展‧‧‧‧同時，是否可以解答時下人們的種種疑惑──例如：日據下，真有「黃金年代」麼？若有，是誰的「黃金時代」？‧‧‧‧‧‧至於‧‧‧‧1930、1931年‧‧‧，真會是某些著名影片所精心描述的「黃金年代」麼？諸如此類，下面讓我們透過這份資料，來關切「日治時代」我們先民的真實處境吧。

二、解讀──由數據上的變化，分六階段來考察

本研究解讀的理性基礎，是我們一般可以有相當共識的認知──民生明白改善了，人們的壽命應可相應地延長；其逆亦真，即，人們壽命明顯延長了，民生應有改善；絕對不會有民生顯著改善，而人民壽命縮短的現象，除非有明白的巨大意外；同樣的，如果人民的壽命明顯縮短了，民生應該一定受到很大的打擊──無論是大意外，或大打擊，很難被掩藏得無人知曉！那也正是我們學術界真正應該研究的重大對象。

下面，就根據上述的理性基礎，把該表上較明顯的變化部分，當作我們研究的對象：

一〉 歷史背景

二〉 1906年，26.1.歲與1907年26.5歲的重要性

三〉 1908年的27.2歲的重要性

四〉 1915年後兩年，平均死亡年齡都上升的意涵。

五〉 由1918年為何開始下降，為何1922年後能夠出現一明顯的高點

六〉 1930年與1931年出現日據期間我台人最低的平均死亡年齡的原因。

七〉 1931年之後的「神國」世界──1932與1943年發生了什麼？

以下，就展開我們透過該表對於日據五十年台灣歷史的探究。

一〉歷史背景──1906年以前史實提要

明清之際，東南沿海頗有「台灣錢淹腳目」之說，其原因乃是前近代的清政府，統治能力不足，加上傳統我國有「藏富於民」與「不與民爭利」之說，自然易產生「隱田」之現象。不像日本德川時代之待其農民，係以「不要飽，也不要餓死」為方針；且有農村共同體的稅賦與工役的連坐宰制。

其實際情況，日人早已覬覦台灣，派其人員如樺山資紀與水野遵等，先後來台探察虛實；1895年對我台先人實施「殺戮攘逐」的移民政策時，即由該兩人分掌我台軍政與民政大局；1895年九月，水野遵經樺山總督而上報我台人口數時，稱東部「尚不可知」，西部推估為「300萬人以上」；當其時，攘逐殺戮已經展開兩個月矣。該作為至1896年底，因列強強烈批判而停止。

就所知，1895年七月之際，樺山的攘逐殺戮政策已以「軍方不貼安民布告」〈可見於「台灣前期武裝抗日運動有關檔案」，程大學編譯，台灣省文獻會印行，頁91〉、「法院不受理日人侵害我台人產權的告訴」〈可見於「台灣前期武裝抗日運動有關檔案」，程大學編譯，台灣省文獻會印行，頁89〉。與乃木總督所自白的「台灣由於戰勝之結果而行接收，以兵馬臨之，砲煙彈雨方收，內地人接踵而來，其多數倚藉戰勝餘威虐待在地人民；物品之買賣，以至借貸，往往背理枉法，利己損人，毫不為意；至文武各官，亦聞有以職務上之威力臨之；一旦有不從命者，或稍有涉嫌犯罪者，即行縛捕拘禁，甚至加以鞭笞者；於是雖告以非法，訴其無辜，而終不能免者，相率啣之；弱者徒自畏懼，強者遂至反抗。……」〈「日據下的台政」，井出季和太著，郭輝編譯，台灣省文獻會出版，頁284〉的方式而展開。

當年我先民原有總人口數，依據水野局長1895年9月，攘逐殺戮已兩個月之報告推估，日據攘逐前的台灣人口數自然應該以劉銘傳時代，1888年，調查的320餘萬人之數據為根據來推估，即另計入1888年至1897年可推估之人口增加數十多萬人；對比於1896年底日人所統計的我台先民人口總數257萬人；是則我先民人口數在日據初的不到兩年期間已被其「攘逐殺戮政策」消失了七十萬人以上。

在這樣攘逐殺戮的悲慘實況下，社會動盪自然難以安定。

要到1902年前後，在後藤新平透過其「破壞傳統醫療制度」而成功地「打壓我先民戒吸鴉片的扶鸞降筆會」 與「歸順式上殺降」 的毒計下，社會始逐漸安定。

至1905年，陸續進行七年的土地測量之田園總量，所得面積竟然為清末劉銘傳所測之1.7倍，從此「藏富於民」的時代不再。日本殖民統治之稅課極重，且稅目繁多，故民不堪其苦；最早所見的重稅可見於後藤新平主持其所謂的「揚文會」時，我台人所致的答謝詞中；那是──

「目前臺灣人民的納稅負擔比舊政府時代苛重，此乃下等人民一般之評論，但亦為不識國家政治大體之言，舊政府時代負擔無疑為輕，經費亦六、七萬即足，而在新政府則需二千萬以上，然舊政府時，收稅與兵備以外，一無為人民所設施者，因之無須多額經費之理由。‧‧‧‧」〈「台灣抗日運動史」，第四冊，海峽學術出版社，頁1108。〉

 後來，則分別有羅福星到余清芳等革命者之下述怨訴：

「苟為有利之事業或營業，悉收為官營、或專賣。對於島民之薄利營業，則徵以苛稅以苦民，是為吾人所引以為憤慨者也。……以十萬之資本金經營商業者，至少亦須科以十數萬元之稅金。縱令小商人，即如以所領營業牌照而言，一商人欲販賣雜貨、或酒、香菸、油鹽等數種物品時，即須具領牌照數張，一張須繳費一圓或二圓。販賣數種物品，即須具領牌照數張。一張須繳費一十數圓之牌照稅。再加以地方稅、營業稅、房屋稅、店夥之工資、伙食等，則本舖之收支已不能相抵矣。吁！商人將何得而生活耶？」〈「羅福星之自白書」，收入「臺胞抗日文獻選編」，王曉波編；頁37。該自白中，涉及社會生活各方面，皆直陳日人統治之苛虐，研究者可參考之。〉

「旨為自臣服以來，歷受壓迫，產業被侵占，諸稅劇增，本島人無不沉淪逆境，幾將喪失維生之計，如今，如非及早覺醒，尋求救濟之途，則前途堪虞。」〈「余清芳抗日革命全檔」，第二輯、第一冊，頁295〉

在上述的時代背景下，當然人民生活普遍缺乏基本的保障。這是我們在深入這一頁資料，該死亡數據尚未出現的1905年之前，對於史實應該有的認知。

然後，我們才能真正開始對這張關於「日據下台人歷年死亡人平均年齡」的解讀──

〈二〉1906年，26.1.歲與1907年26.5歲的重要性

時當日俄戰爭之後──日俄戰爭前，日人對戰爭並無信心，許多日人離台，逃回日本；島上民心浮動，官方不敢壓制太過；並且，更重要的是，自1896年底，島上至少有七十萬人消失；之後，可耕荒地自然不少；我們餘生的農民真是「只要肯做牛，不要怕沒有犁可以拖」──要到1905年殖民統治者的土地調查才清查完畢，前述的「隱田」俱出；此外，也是該年，殖民者對於島上糖業開始採取高度的保護制度，扶植日本糖業資本，糖廠設立採許可制，並推動「原料採取區域制度」；在日警苛毒、嚴密的行政威力下，除了前述「揚文會」上我台順民所及的沉重新稅外，土地之稅負自此日漸無可遁逃；且有逐漸窒息我台人改良式與舊式製糖事業的情況；因而，此1906年的平均死亡年齡，有其劃時代的重要性──作為我們島上資本主義基礎的土地調查完成了，這是一個起始──在這一起始點上，我台先人的生命，每人平均可活到26.1歲；並且由於上述管制還略有可喘息者，例如，由於日本民族頗嗜甜食，每年由我台進口量大，對我傳統製糖業並無立刻取代的方法，且日本糖業資本對於時局前景還感遲疑，不敢冒進投資台灣，故我台人的中小糖業生產者還能生存發展，且如前所及，動亂後有七十萬人消失，可耕荒地頗多，民間尚有改善生活的機會，故1907年升為26.5歲，但是好景不常，政策壓力越來越大，我先民只獲兩年左右的喘息機會而已。

〈三〉1908年的27.2歲的重要性

此一數據，極為重要，這在日據下五十一年中，可說是我台人，在比較上，最幸福的日子，平均死亡年齡最高，達到27.2歲；此後就逐漸下降，換言之，往後，雖然似乎農工生產都有進步，但是其成果簡直完全沒有落在我們先民的生活中。

然而，1908年以後，我台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的下降，如何形成；概要言之：

當年，我們島嶼的經濟命脈與今天一樣，都離不開貿易；在日據前，貿易與海運都由洋人掌握，透過華人買辦進行，但到1907年前後，由於「專賣制度」與「台灣銀行」之興起，從此資金與商品販賣都入於日人之手，總督府又對日資提供各種保護政策，洋人勢力就被驅逐殆盡，我台人買辦的利潤也自然減少，甚至消失。

至於，官方對於日本製糖資本雖多方扶持，卻由於前述日本民族嗜糖，取得台灣的目的之一，就在於增加蔗糖的供應，減少外匯的支出；倘若處置過急，造成動盪，可能將影響其國內蔗糖的供需；因而，自1900年設立「台灣製糖」以後，宰制手段還不敢操之過急；在1908年，原本我台人中小型糖廠，雖然已受到抑制，但在製糖業上，他們還能具有我們島上總產量過半的實力；我中小糖廠能夠經營，其就業人數多；且日據初期的大殺戮所造成的荒蕪之耕地，還可以逐漸復原生產；因而，1908年，我島人的平均死亡年齡，乃能在前述平均死亡年齡的曲線上達到其最後的高點27.2歲。

但是，本年的大事，是官方出資的「台灣縱貫鐵道」完工、通車，他是建設與貿易的管道，但是，在殖民地卻是吸血與鎮壓的有力工具──就1908年以後，我台人的平均死亡年齡盤旋下降上看，該工程作為吸血與鎮壓的一工具的作用應該是有實效的。因此，我們可以相應地看到學者張漢裕所指出的「每一個人的平均消費米量……1905~1909年之間，每年平均為糙米1.11日石，其後逐年減少，直到1935~1938年就變為0.83日石」[4]；正是我先民的真實處境。

至1909年，即縱貫鐵路完成，也就是殖民者對於整個島嶼的宰制強化後，日資新式糖廠生產力開始超過我台資中小舊式糖廠生產力，中小型糖廠總數減少約三分之一；而新式糖廠由八家增為十五家。這個趨勢之形成是緣於官方扶植日本糖廠的政策；至1911年以後，大多舊式中小糖廠都已為日資新式糖廠兼併；在該兼併下，我台先民之農佃處境，每每更為艱難，更加上稅負繼續增加；因而，平均死亡年齡簡直難有上升的機會。自1909年至1914年，分別為26.8、25.9、25.5、25.7、24.7、24.8；該數據逐步盤旋下移，代表我先民的處境日益艱困，加以對岸清廷帝制覆滅在時代風潮中的影響；因此，遂有前述著名的羅福星事件〈1913.10~1914.2〉與余清芳事件〈1915.5~8〉等大小反抗事件之發生。

〈四〉1915年後，連兩年平均死亡年齡皆上升的意涵。

首先，我們要注意這裡出現一個問題，是1914年與1913年的平均死亡年齡相接近，只增加了0.1歲，似乎還可以讓我們對於生活下降與否，沒有太大的疑問；但是，1915年的平均死亡年齡卻比1914年的數據增加了0.6歲，何以兩年相鄰近，但是平均死亡年齡沒有繼續下降，卻反而有相當幅度的上升，上升是否就是生活改善？若生活改善，為何革命？

經仔細思考與考察，這時的平均死亡年齡之上升，應該並非生活改善，我們考察當年官方並無明顯的改善政策，相反的，本年在史實中是除了續徵前些年新增那不顧交易額度，惟依交易次數而徵收的「印花稅」等外，更新開徵了建築基地稅，對於所有建築用地皆要抽稅，其史實是「依照田園及養魚池之例，訂定建築基地之等則及租率，決定同年份起，開始徵收地租，其一年一甲之租率為：自第一等則2,063元至第七十等則1圓。」；因而該年平均死亡年齡升高，應該別有原因；果然，仔細查考「噍吧哖事件」判決書，卻讓我們發現，其主要的原因；應該是所有涉案者，除了當時受到死刑判決者的平均年齡達到三十多歲外，其他涉案者其平均年齡也都超過1914年的死亡平均年齡24.8歲達十歲左右，換言之，既使是如外傳說的，受大赦者，雖然出獄，也沒能活多久，它們的死亡年齡應該都可墊高了1915年的平均死亡年齡[5]。

其次，要注意的還是平均死亡年齡的變化，為何1916年，比較1915年又有明顯的上升？──為何違背了我們原本所見的大趨勢？儘管上升兩年後，該走勢仍然下降‧‧‧

為何我先民在這兩年間的平均死亡年齡的數據會上升呢？──再加考察，其原因應該有二：

一是，這個被稱為世界上最大刑案的「噍吧哖慘案」，日本官方有種種說法，甚至有認為其中可能有冤錯之問題；據稱總督府卸任的高官中就有人並不充分認同日警的辦案，因此，在新任安東總督上任後，就在1916年一月召集各地方首長開始了整飭官箴的作為，例如，強調「官吏要清白廉潔、品形端正、不得濫用權限、任用下屬要慎重」之類。如此這般地，統治者明白的自我約束，應該是該年民生能夠稍得紓解之一重要原因。

另一是，正巧1917年，甘蔗大豐收，且歐戰中國際糖價上揚；在此時官吏能夠比過去稍微清白廉潔，不濫用權限壓迫農佃，民生當然會獲得若干紓解。故難怪1915年之後，我台人平均死亡年齡有兩年之上升，分別為26.1歲與26.8歲；不過，那真是很難得的偶然，因而1918年，甘蔗收成不佳，立刻該年的平均死亡年齡落到25.0歲！這就是本期我先民平均死亡年齡起伏明顯的真相。

〈五〉由1918年開始下降，到1921年是一低點，為何1922年後能夠出現一明顯的高點──

1923年我台人的平均死亡年齡，由1922年的24.1歲，跳升到26.0歲，一年裡就增加了1.9歲；它上升的勢頭竟然比1917年大豐收的上升還要強？不過，隔年立刻更跌到24.0歲，是為什麼？

1918年以後的下降，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除了上述的戰後糖價下跌，我蔗農必受相當影響外，就所知，1916年，調職高升的後藤新平曾經來台灣醫學校，向我們醫學生露骨的表示：「汝曹如欲求與三千年來盡忠誠於皇國的母國人，享受同等待遇者，應以今後80年為期努力同化於母國人，在此以前即被差別，亦勿鳴不平。」，應該可以解答這整個時代的大趨勢。

它正可印證我們所理解的日本官方的統治傳統，那是不僅有其自大的所謂「神裔」說，更有牢固地鏤刻在其語文常用的敬語中的真實封建階級態度，還有我們應該注意到德川時代，官方傳統竟有「農民不要飽，也不要餓死就好」的殘酷哲學；我們就不難理解我們先民在當時該平均死亡年齡逐漸向下盤低的處境。雖然沒有餓死，卻很容易「營養不良」啊──這也是本期中，我們「台灣文化協會」創立時，出身醫界的蔣渭水先生那沉痛的「營養不良症診斷」的一重要來由吧。

至於1923年該年齡何以跳升之問題──這時的台灣總督是田健治郎，其前有前述後藤露骨之言，使我台人怎能不低調而鬱悶？這1923年的數據突然跳升2歲，可說就是田總督成功地認知到整個社會的氛圍吧；原來他上任後就宣布自身擁有中國血統，是田姓的一支，以之建立可親信的感情，然後又提出了許多改革方案；其中除推出所謂的「共學制」的實驗，對於其他各項弊政，也宣稱將透過調查而進行，似乎真要好好地往其所宣示的理想前進；他有能力使得我台灣第一位文學博士在慶祝大正天皇誕辰時，在報端發表一篇支持其同化政策的「國民性涵養論」，然後，又公開譴責一名台籍通譯，在隨日籍稅吏徵稅時，竟然說出「嫌日本稅太重的話，請離開台灣」的話，他把那名台籍通譯以退職懲辦──他真的曾給予社會相當大的期望；不過各項美好的改革──除了廢除了「笞刑」外〈但是日警仍保有「犯罪即決」的權限，故各地派出所常有我台人被打的哀號聲〉，所有的改革宣示，直到其榮調高升，都沒有實現；在台期間，他卻製造了我台人中的種種矛盾；例如，以「臺灣銀行」的壓力，製造「犬羊禍」，破壞我台人領袖林獻堂之領導形象，與其所推出的「共學制」，原來只是允許富裕的皇民的子女與日人子女共讀，等於分化了我台人貧富間的團結；在該制下，師範學校中，本居多數的台籍生的名額卻明顯地越來越少，日籍生越來越多；中、上教育在我台先民的稅負下展開了，但是它們多數名額向日本招生，我台籍生名額皆嚴重受限制。

1923年，平均死亡年齡由24.1歲增加至26歲的高峰，就是由於田總督畫出來美好的希望，太讓我先民期許吧。然而，沒有堅持的理想說詞，不過是畫餅而已；田於該年底去職，新任總督就在年底以前，發動了著名的「治警事件」，一夜之間就把全台當時重要的社運人士都逮捕起來──那是怎樣地被欺騙後，立即換手進行這樣的打擊行動。

此外，頗重要的是，該年九月一日，東京大地震；本月，田總督調升返日，出任內閣閣員；島內震災捐款由日警強迫分攤全島各地，我台人負擔沉重，但地主認攤捐款必須等到明年第一期收成，出售後才能繳出，故成為1924年我台人之重大負擔。

這些，巨大的失望與沉重的負擔，就是1924年，儘管伊澤總督發表了其治理將重視廣大台灣人而受日人攻擊的言論，但我台人平均死亡年齡仍由26歲轉為24歲，降低2歲的原因。

〈六〉1930年與1931年──歷年平均死亡年齡的最低點

由前面所縷述的史實種種，又有被日人與我皇民頌揚為「台灣現代化奠基者」的後藤新平的銘言──他在世時，聽說每位新任總督上任前都要去向他求教，聽他一再提點那讓我先人「八十年不能鳴不平」的治台秘訣；我們應該已經可以充分理解整個下降趨勢的形成，無須贅述。

然而，何以日據五十多年，平均死亡年齡的最低點竟然出現於此時？──該兩年的前後我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之數據為22.8歲與21.5歲！

我們要在此指出，日人平日彎腰雖低，但內心自稱「神裔」，其實十分高傲；眼下的台人，確實只有如其擺布的黑白棋子，不過，這兩年的出現，儘管有些皇民可能真以為是「黃金時代」，既使真是「黃金時代」，由史實上看，確實也應該絕對不是他們刻意擺布的結果。

而更重要的史實應該是日本經濟受到中國北伐成功後的反日浪潮衝擊，其在華市場的營運萎縮明顯，與1929年世界經濟大恐慌，更有1930年與1931年，日本農業受到「豐年飢饉」與「大凶年」的影響，已接近民不聊生了；對在台日人言，我農業為主的台灣，卻仍如過去繼續承受著他們的高壓剝削，那真的是他們的「黃金時代」！但對於我台人言，絕非「黃金時代」──本期，雖然「嘉南大圳」完工通水了，該新工程半年不到，就被一個中型地震，震損壞了360尺；由於該一震災，我們極為罕見地，有幸才看到官報對於各種公共工程的檢討：

「……台南州下數郡，此番地震官署、民家相當損害，中如嘉義市郡役所，其尤甚者，初該郡役所所開工事費約二十萬元，自落成以來，未及十載，該市役所，所開工事費約七、八萬元，自落成以來，閱十數秋，乃經此一番打擊，據前日所報，一者已不堪使用，一者再便不堪，究此二公所，皆當前次地震後，各懲其失，各投相當鉅款而為重新建築，理於預防，特別設計………有以耐久……然據此番所報，已不堪使用，或再便不堪使用……根本的追究之，則本島土木政策，又豈無改善之餘地哉！夫一、二工事之興也，無數包辦業者，例必如蟻之附蟺，或暗中飛躍，或公開運動，先期說合，約束分配。……如台北、嘉義，已有往例可舉矣，蓋以甲名義落札，而轉之乙，乙又轉之丙，丙又轉之丁，經手既多，乾沒百出，欲求以實費，做實事，勢不可得，不然，以科學昌明之現代，何獨建築不及古代歟！」[6]

不只於此的，由於其水道過長，坡度很小，官田溪的水含沙量高，易於淤積，而又處於地震帶，坡度不易維護；然而，除了各種固定的水租與維護費外，我農民還要自行負責水道日夜無償的維護，否則將受日警罰款，最是勞瘁；故我農民曾有無奈而憤怒的「大圳咬人」之詞；有那田水冷霜霜、受苦無人問的「農村曲」。更不要說，該年，我們被激出「霧社屠殺事件」的原住民們在超量的勞動外，長年更是一群沒有戶籍，不被統治者視為人類的哀傷動物！

概要言之，在美國的經濟大恐慌下，躋身於資本主義國家的日本情況如下：

日本自1928以來的經濟問題更為加深，物價暴落，依賴向美國出口的生絲，1929年4月至年底，跌到八成四的價位；1930年雖努力維持，至十月，價位僅剩三成左右；工業生產總額在三年間，僅剩不到七成；同期，進出口都減少超過五成。

此外，農業上的日本，1930年十月，月初宣告稻米大豐收，米價由上期之每單位30圓，立刻降至每單位1 6圓；同月底，降至14圓；形成「豐年飢饉」；根據十一月，刺殺濱田首相的兇手佐鄉屋稱當時的農家生活：「當時將青菜水果拿到市街出售，挑擔終日賣不出一件，而原封還家的情形，不知有過幾次。」

1929年的勞動爭議1,408起，1930年增至2,283起；學生的就業，「1930年度畢業的大學生謀到職業的不過佔全數的一成強，學生大部左傾……」

1931年，日本發生大歉收；史稱「一般農民生活之慘狀非語言所能形容，逃亡、路斃、母子自殺、強盜、竊盜、出賣兒女……學童因無飯可吃而竊取同學的便當。」〈以上皆引自「日本近百年史」，包滄瀾著，實踐學社印刷所，頁199~205〉

在上述的情況下，一面是我台人仍須應付台灣總督府的高壓宰制與剝削，同時日本工業所受的打擊必然多少波及台灣的相關產業；因而，我們島上的平均死亡年齡自然不能不繼續下降‧‧‧

然而，另一面則是，在台日人相對於其國內的處境，被我先民詬病為「割據」台灣的他們，安穩地坐在我台人的頭上，喝血吃肉，確實是個能讓其國內日人高度羨慕的「黃金時代」。

當該年時，日人炒作所謂「甲子園棒球事件」，及今天我們的魏德聖大導演炒作的嘉農故事，而就在1932年的新春，我台人的喉舌「台灣新民報」以全版的篇幅，專輯刊出「對不景氣的感想─擬問求答」；其時回應者，真是各地哀鴻紛來沓至；以草屯洪元煌當時的描述，可以為我先民當時悲慘之例──「農村疲弊，商業不振，世相全無一點生氣，物價雖廉，金融困逼，而失購買力，貨物堆積，無處銷售‧‧‧不得不賤賣‧‧‧偷雞盜犬，街頭巷尾，時有所聞，好人行詐，強盜掠劫，新聞紙上日有數見；工資暴落，細民之困窮，難以名狀‧‧‧甚至有鬻子女‧‧‧」[7]

當時的日本國內政治；自1929年七月，無力控制關東軍的田中內閣結束，濱田內閣在宣布將「率先力行勤儉」聲中上台；同年十月，美國發生經濟恐慌，其影響動搖了所有的工業國家；1930年一月，則列強有倫敦海軍裁軍會議，日本海軍受到壓抑；11月，濱口首相因此而受前述右翼愛國社人刺殺；於是右翼勢力大起，而1931年有九一八事變──此後，其傳統「神國思想」日益大起。當然，這不可能是日本本土或我們台灣廣大先民的，只可能是割據台灣的日人與極少數依附他們的台灣皇民的「黃金時代」吧。

〈七〉1931年後的「神國」世界──1932與1943年發生了什麼？

在本表中，1931年以後直到1943年，標示著的是一個上述「神國逐漸降臨」的史實──

1932年，日本透過九一八事變掠奪了中國東北的資源，而逐漸走出經濟大恐慌的陰霾；本年該數據跳升了1.4歲，但也只有22.9歲；但此時，日本右翼一路竄起，相信其國是「神國」，是「武運長久」的；來到我們的島上，騎在我們頭上，是「神裔」對凡俗的「寵幸」，是神國普施著「恩澤」──這就是1932年脫出大恐慌後的跳躍，唯一一次較大的上升。

往後，直到1937年以後，甚至一面高度衊視中國人，一面教育被剝削宰制的我台灣子弟，應該勇於「領導」對岸祖國人民，實現其教科書上所得意的「皇道樂土」──該年，是日本發動全面侵華之年，但是在我們的數據曲線中看不出其有何特殊的重要性。那是平凡的一年，是日本官方繼續發揚著他們讓人民「不可餓死」的特殊傳統，造成了日據台灣史上，無論報表上可見產業如何進步，但是我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在低檔持續著，延至1941年，平均死亡年齡仍僅為23.8歲，一直處於盤旋不起的狀況──這就是他們所謂的「皇道樂土」。

史實卻是誠如前及我台灣著名文學家賴和在1928年所慨歎的：

「時代說進步了，的確！我也信他進步了，但時代進步怎地轉會使人陷到不幸的境地裡去，啊！時代的進步和人們的幸福！原來是兩件事，不能放在一處並論啊！」〈「無聊的回憶」，賴和，台灣民報〉

因而，儘管當年我台產業有發展，社會有進步，然如前述，甚至雖在1939年，如「現代化理論」中的「經濟發展階段論」所強調的，島上來到了工業產值超過了農業產值的階段，但是本年我台人的平均死亡年齡，竟然下降至只有22.7歲；相當明顯地呈現著我殖民地人民生命的悲哀。

該年，值得注意的，有聲譽的林獻堂在其九月二十一日的日記中，紀錄了三年輪作將要在台中展開，「指定某處當種甘蔗，若不從者，即處以嚴罰，帝國製糖廉價買收，因是佃人皆不願種蔗而辭退璞耕。山分大屯郡守命諸業主須減租二割，因是業佃皆惶惶不安。」，顯示了日人努力掩蓋而吹噓的三年輪作制之實際。

要到1943年，在著名高壓的戰時體制下，那一年真的在我台人的平均死亡年齡上，由1942年的24.6歲上升到26.2歲，竟然出現了如此一個驚人的上升嗎？當時的現實生活是如何地獲得了這樣的一個大幅的提升？

在前面，我們曾經在1923年遇到過類似的上升，我們曾經細看當年是平時的社會情勢，確曾相對平穩，因有田總督的「高明」手腕，有以致之，與本年所處的戰時情勢，顯然有相當的差別；換言之，本年是在戰爭體制下，物資採取配給制，當時已經是戰情逆轉，何以能夠形成這樣的上升？

經個人的研究，應可以由四方面解釋如下──

1、  在精神上

時在1941年以前，由於戰爭的捷報一再傳來，戰爭的情勢大好，甚至1942年的中途島之役，日本連勝的戰局已開始逆轉，台灣總督府仍然以捷報慶功，對於無知的皇民言，戰爭只是桃太郎征服鬼島，易如反掌的事；因而，1942年與1943年，在大轟炸來臨之前，我島嶼的民眾應該是較無戰爭壓力的，但是這應該與1923年的受騙有距離；後者的欺騙是大力繪出我台人盼望已久的直接美景，前者卻只是迎接一場與自身遙遠的戰爭之勝利。

2、  在物資上

本年，我台人雖然確實在嚴酷的戰時體制的統制經濟之下，所有維生的物資都被官方掌控；但是，由於戰爭的緊繃，人力高度動員；不但，學校教師受到徵用，地方單位的職員也紛紛奉召入伍，甚至也有警察奉召從軍的；因此，制度的末梢必須動員我台人進行；以食糧言，例如，農產品的收割，其統制是在收成前進行估計，然後責成交出定額的數量；如此統制，負責查估的人員要找來日人進行，人手也是不足；因而，長期戰爭體制下，農民與公職人員徇私的情況頗有；換言之，難怪在今天我們所見的回憶錄中，常可見到當年在都市中的台人，關於配給糧食確實很不足，但是在鄉村中，農民的生活確實可能較過去改善；而在鄉村有親友的人是被都市人羨慕的──雖然那些授受與交易屬於「黑市」，是違法，會被警察取締的。

3、  在工役上

本年，由於戰爭體制下，人力動員，高度展開；人力不足顯示在許多方面，物資缺乏也表現在各方面；供水系統的維護，缺乏建材，如，水泥鋼筋，以致無法維修；此外，雖有學者說，在戰爭體制下的工業化發展上 ，我台人曾因無知而有台灣將可自給自足的想像；然而，台灣農業除了增產部分絕大多數輸往日本，被稱為「饑饉輸出」外，自從栽種蓬萊米後，產量雖高，但卻高度依賴日本的肥料生產；至此時，因肥料也並未成為台灣工業化的對象；在美軍封鎖了台灣四周的海域後，農作物缺乏肥料，無法為作物施肥。這兩者都自然減少了我台農民的勞役。同時，在志願兵與軍屬家庭都能獲得增加糧食配給與免除工役的優遇，應該會讓這幾十萬家庭避開超額勞動的苛待──就所知，確實有年輕人是因此而志願應召的。

此外，本期末，農村中被徵召者家庭雖失去了勞動力，但也減低了日警對該家庭所緊盯的剝削要求，這使得留守的老弱有意願在低剝削的情況下，投入生產；該生產力主要供自身需要外，部分成為黑市物資的主要來源。

4、戰爭末期的警政鬆弛

保甲制度有動員與宰制民間的作用，是戶政制度的樞紐；戰時的經濟統制是計口授糧，也是以戶政為根據的──他們都長期呻吟在警察淫威之下；在戰爭動員逐漸高度展開，終於戰局不利中，因充員不足，日警也受徵召入伍，以至於日警人力不足的情況也頗有之；日警已經不能如過去一樣地密集巡邏各地了；延後申報戶口的情況普遍出現；這造成出生嬰兒往往至半歲、一歲還沒有登記。而在此期間如果該嬰兒死亡，就可能變成不曾出生──這些孩子的大量死亡，沒有如實登記，就不會產生原本應該拉低平均死亡年齡的效果──相對的，老年人在戰時缺糧造成的大量死亡，平均死亡年齡就當然會有上升的情況。

5、取消「三年輪作制」的強制

影響此一平均死亡年齡提升的因素，可能是圖利製糖會社的三年輪作制，在本年之前至少在台中州取消。這也是我們依據林獻堂日記才發現的史實；其1942年五月十日之紀錄，原文如下：

「本日新聞載森田知事宣言甘蔗輪栽制廢止，此制創自松岡知事，……，被命種蔗之土地業主、佃人之損失平均三割以上，僅擁護一製糖營利會社而不顧人民之苦痛，誠為可恨，……」

就我們所知，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後，日人自以為不可一世；眼看取得南洋，除了計畫攫取戰略上的石油，還要把南方著名的甘蔗產地據為己有；因而，隔年就對台灣糖廠發出了拆遷「南進」的指令；留在台灣的糖廠，不再以產糖為目標，而改生產軍需品酒精。拆遷了糖廠，年度所需的甘蔗產量自然應該減少，如上述逼迫業主與佃人平均損失三割以上的情況應該自然減少；這應該對於減輕業、佃雙方生活負擔，延長壽命，皆有相當幫助。

以上五方面，在1944年，美軍大轟炸以前，似乎可能形成一種無形的「改善」，但這不是官方有意為之，而是現實的社會情勢發展中出現了上述食糧可能沒有減少，甚至似乎增加了，相對的，卻可能勞役卻取消或減少了，再加上此時嬰兒死亡率可能因醫療與營養兩不足而上升時，但是卻由於沒有及早登記而變成完全沒有出生過──這就造成了我們在這數據中所見到的我台人平均死亡年齡竟然能在戰爭末期快速上升的情勢。不過，相對的，美軍大轟炸之後，由於受毀滅的應該集中於城市與軍事地帶，小孩較能受到父母的保護，老人卻可能行動不便，處境更為危殆；我們雖然沒有見到島上的該數據，但該數據或許還會更為升高，形成另一種虛假的「改善」吧。

以上就是個人對於日據台灣史的研究心得……

透過上及的「台灣歷年平均死亡年齡」的變化，對於日據台灣史所做的呈現。

這樣的考察，對於今天「日據」或「日治」之爭，或那1930年前後所謂的「黃金時代」之想像，是否可以水落石出了呢？

歡迎關心史實的您們，給我批評與指教。

                        深愛台灣、研究台灣的泥土敬白

※有個小故事，發生在幾年前的一個接近陰曆七月中旬的日子裡；那天午後，是個突然有點起風的大陰天。家中煩心的雜事頗多，我有點鬱悶無奈地出去辦事，走到巷口轉身時才發現，對街那戶已經辦了幾天喪事，招魂幡飄盪、喪曲喑啞的民家，那天似乎特別陰寒似地敞向自己所身處的巷道；平素我不信鬼神之說，且已經走到了那裡，不想回頭，我就忍著心頭那陰沉的感受，加快腳步‧‧‧然而，那個午後感覺很不舒服，怎樣都覺得心神不寧，坐不住，也躺不下，且心頭似乎虛虛地沒能著落的，讓我不能不想起坊間的神鬼會沖人之說。

當然，重要的是，自己該怎麼辦呢，沒有宗教信仰，很少祈禱或燒香的自己，現實中的問題已經夠多了，身體又實在感覺不適……就這樣回到家中，在自己的鋪上翻來覆去地折騰了大概有兩、三個鐘頭……真是苦啊……；突然一個念頭出現在腦海中，那戶喪家應該是本省人，我所深心研究，歌哭以之的台灣史裡，那些人物不許多都是本省的名人麼？尤其，由於我的研究成果認為，不只是林獻堂值得尊重與同情，甚至那辜顯榮，由於他也不可能知道樺山總督竟然進行著「殺戮攘逐」的陰謀，並且他請來的家庭教師是一個有抗日背景的青年，所以，他的作為我也是相當同情的；我曾經多次真誠地為我們那七十萬以上，百餘年來被遺忘的先民們憤憤與流淚……祂們冤靈之間是否可以相通的啊‧‧‧就這樣，那天大約下午四點吧，我覺得自己實在折騰得很累，就把身體丟到自己的鋪上‧‧‧

沒想到，這次居然沉沉睡去；並且，朦朧中，真的似乎看見黑壓壓的、一大群人彼此簇擁地向我走來；好多人啊，走到昏暗的近處，依稀迎面而來，為首的兩個暗影，一個是瘦骨嶙峋的唐裝長者，一個高大魁梧，還穿著一襲燕尾服‧‧‧竟然真是他們‧‧‧夢中‧‧‧醒來，我腦海中清楚的記得‧‧‧而再一回神……我身體所有的不適，不知何時，竟已一掃而光‧‧‧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我愛，我研究，深深地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