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當前兩岸和平統一問題的考察—─一個公民教師的感言

關於島內學者李教授提出對於兩岸統一問題的討論後，個人由於自身是一公民科教師，長期關切兩岸問題動向，深有所感。

最近，對岸朱鳳蓮女士提出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也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吸收兩岸民眾意見，照顧台灣同胞利益和感情。』

相對的，島內藍營孫文學校的張亞中博士提出的──「北京應該把智慧與資源用來探討『統一前的和合』……」；

然後，國台辦重申「民主協商」；該一「重申」似乎充分顯示了當前的議論，雖引起各方的關切，實乏進展；甚至，竟似乎有將時局的動向拱手完全交給了太平洋彼岸美國的意思。

然而，那真會是我們海峽兩岸人民所希望的嗎──大家不會擔心美國可能不懷好意，就像在不久前的香港或者當年的台灣二二八一樣，在統一之後，更行暗下毒手，然後名正言順地可以「割韭菜」與「剪羊毛」？或者看到媒體刊載美國戰爭部將派員長駐我國防部；是否將水到渠成地達到其使我島烏克蘭化的可怕發展？

身在此岸，個人願意就兩岸問題的難以進展，提出個人如下的認知：

作為一個理性的公民教師，個人認為大家應該充分地認知現實的各方面，才能在複雜的現實中，做出最佳的、「更和平、最和平」的抉擇。

我們應該平實地認知種種現實── 甚至，在我島內賴總統前次競選中提出不要有「疑美論」一詞時，個人對於賴總統能夠認知到我們的島上有不容忽視的「疑美論」的存在，感到那沒有完全將「疑美論」抹殺而高標出來的態度，也可能是值得我們觀察的細節。

此外，當前我們可以看到對岸各方面確實進步驚人，因為國際資訊，流通迅速，事實上很難封鎖；各項物質建設，眼見為憑，真是遠景似乎一片光明。

但是，在精神方面，新中國成立以來，前期那四、五十年的悲情印象，卻可能成為兩岸關係上的巨大陰影，應該也是張博士所強調提出的『互信』的問題；那些在家族中慘烈傳述過，或學術界中當年似乎簡直瘋狂的情節，確實會造成其後人狐疑的遲滯態度。

或許，如最近黃國樑先生與王炳忠先生所描述的「外省貴族」蔡康永事件正是一例子？

換言之，個人雖然自認是一有左統傾向的人士，個人面對這樣的史實，對於我島內有部分基於這類理由而根本拒絕統一的情況，個人是願意給予若干的同情的。

至於趙少康先生所呼籲，「只要台灣宣布不獨,北京應該宣布放棄對台動武」，似乎只是政治人物在形式上的表態；因其語意上，如何定義「不獨」，趙竟然像忘了綠營早有「務實台獨」的說法；談到要北京宣布放棄對台動武；那麼島上「務實台獨」，如「去中國化」、「人口南洋化」、「台灣掏空化」，仍應「和平」〈風平浪靜〉對台？

換言之，對於張亞中先生所提的「統一前和合」的觀點，個人認為應該是有其相當積極的意義的。只是「和合」是否應該是海峽兩岸，共同的工作？不只是屬於單方面的問題──就此岸言，不久前，我們的中華民國憲法中還有「統一前綱領」，對岸當局則推出了強調內戰持續中的「反分裂法」；那些「拉扯」對於時局的發展言，真能對於兩岸所企盼的「和平」，產生多少的助益？

不過，作為一個由衷企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公民教師，個人認為與其如今日所見兩岸似乎都想從對手處獲得紅利或者民主法治上的保證；但是根據個人的認知，誠如十六世紀「西里西亞和約」初確立當代國際秩序時，教皇慨然所言──

「在法律本身上，不論過去、現在和未來，它是永遠等於零的、無效的、無用的、無力的、不公平的、不正義的、應貶抑的、應譴責的、無約束力且無效果的。」

因而，民主法治的主權說，其實在今日也應該是無用的──一如我們在委內瑞拉，在加薩，在烏克蘭，在伊朗所見的霸權國家的作為，讓列國只能深深遺憾與喟嘆啊。我們真實應該如何，才能避開國際社會的實際亂象而被犧牲？

然而，我卻想起了對岸近幾年來的那句「講好我們的故事」的流行語；我們是否可以試試看以講故事的方式攤開當年兩岸歷史發展的真相？不應該永遠僅被蠱惑在西方長期的意識形態論述中。

只是應該由那裡談起？當然，最好由1895年的甲午戰爭談起，或者更早該由1868年，作為「中美關係」的始頁的美中蒲安臣條約談起；可惜時間與篇幅都有限，以下就由大家比較有記憶的1945年的雅爾達會議談起吧。。。

那讓人痛心的史實故事是──

一、雅爾達會議的美國大戰略

該會議未邀中國參加，美蘇英就有自己的算盤，例如，長期流行的意識形態中，美國絕對不提美國國家利益的設計，僅自稱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其實，二戰中，日本侵華的戰略物資有多少是美國供應的，就是；。。。 中國沒有參加該會議，該會中，卻邀請蘇軍攻擊東三省日軍，但戰後蘇聯如何肯自東北退兵？美國憑什麼代替國府決定？

然而，後來美國著名學者費正清卻推稱

「1941年把『自由中國』當作一個同盟者對待。美國的無知和感情用事達到這樣的地步，以至於羅斯福把國民政府描繪成一個打敗日本後就可以填補東亞地區空白的力量。」〈偉大的中國革命，世界知識，頁310〉

戰後，美國除了竟然建議中國讓東北給中、美、英、法、蘇共管外，還主張中國應該組聯合政府。 然後，1945年底、1946年一月初，蘇聯對訪俄的蔣經國說，只要美軍退出中國，俄也願意退出中國。

1946年3月底，美軍顧問團竟然提出將在華設立軍校二十餘處，其成績突出者可保送美國軍校深造；戰後各界都希望和平，民間當然難以接受這樣的友好方式；然而，這時美國仍是對於中國聯合政府的主張者，馬歇爾是美國總統派來主持國共調停工作的特使；但是，在大戰後，沒有國家不盼望和平的時代背景下，馬歇爾自然很難得到中國各方的認可，乃有了1947年初馬歇爾宣布調停失敗的結局。

調停中，他曾要求蔣停戰達六個月。。。蔣曾使他幾上廬山，加上抗戰期間史迪威與蔣之交惡；雖然，1946年，美方對國府取得了「美中友好通商航海條約」被視為喪權辱國的廣泛利權，但其1947年至1949年擔任國務卿期間，其失望的觀點仍瀰漫於美國國務院，乃有其後著名的『美中關係白皮書』的發表，將中國局勢瓦解的責任全歸諸於國府；那使得國府明白失去其奧援，立刻兵敗如山倒。

而更為重要的，是國府之崩潰極速，在野唯一的實力者中共顯然沒有足夠的實力承接。美國的此一大戰略實在漂亮，這個讓西方礙眼的世界文明古國眼看就要一蹶不振地消失了。個人看來，那不是一個偶然，是美國大戰略上很漂亮的布局。

二、坐看「鷸蚌相爭」的漂亮設計

大家都知道，組織上有所謂「幹部決定一切』之說，而當年，中共內部周恩來曾有估計，廣土眾民的土地上，大概要十多年後才能取得政權，順利運轉；怎料到國府如此提早崩潰！。。。中華民族面對著如此的危機！

更細考察之，難怪雖在1950年的韓戰中，新中國因擊敗聯合國軍而有了「揚眉吐氣」的自信，但是並未能避開美國大戰略在幾年前的布局；那是1956年全黨代表大會上，鄧小平在即關於黨章修改的報告中，提到中共在解放前後，當年幾乎是沒有領導、沒有計畫的真實處境；是兩年中需要補充五百八十萬黨員，結果只有兩百八十萬；期間緊急吸收與培養的黨員達三百萬人，不僅缺乏充分嚴密的考核和審查，除了有反革命、不革命、機會主義者、壞份子、甚至也有不識字的文盲；而其中不乏十年之後，漸成為中層幹部者──這個角度是我們論述者很少提及的重要問題。

但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卻可以讀到這樣的史料──

「除了華北和東北的一些中小城市外，在1948年末以前，中共還沒有掌握過中心城市，即使佔領了，也往往呆不長，最後被迫放棄。1949年以前，絕大多數城市都是反對共產黨勢力的中心所在……這一點，南方比北方尤甚。……迅速到來的最後勝利……它的速度遠遠超過黨的領導人的預料。1946年內戰開始時，……周恩來預計中共要經過長達二十年的鬥爭才能取得最後勝利……」〈上海人民出版社，頁75〉

「在人員上，中共方面只有72萬合格的人可以擔任政府行政部門的幹部，而在國民黨時期這些部門共有200萬個職位。」〈頁76〉

這應該是當年無論是對黨內的三反〈1951〉、對民族資本家的五反〈1952〉與大躍進〈1957~61〉，以及文革十年浩劫〈1966~1976〉的重要背景。。。

對於那個大悲劇，作為研究者的我們除了為我們民族大悲劇中所有同胞的不幸，感到悲哀，與當年的新中國的領導者毛先生應會自責之外，也更應該警惕那是美國當年口口聲聲主持聯合政府後漂亮的高招。。。中共是如何應對該亂局的？

第一個五年計劃後，1956年，社會主義進程取得初步成績，政府除了自我肯定政績，名之為進入社會主義初階，以繼續主導社會政經發展外，對於前述可想見潛伏的諸問題，應該如何同時處理？ 往後，乃有1957 年，在後續的社會主義建設運動的三面紅旗中，發起「大鳴大放」的整風運動，鼓勵各方人士批評，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簡稱雙百方針），強調言者無罪，聞者足誡。後發展為打擊右派的「反右運動」。

不少批判者認為自身受騙，確實不懂辯證思維著，頗吃了大虧。同時的，另外的兩面紅旗，人民公社與大躍進各自也不是沒有相當缺失的。 若真有今日西方所謂的「轉型正義」，應該如何追究責任？只及於戰術？或者也應該充分考慮戰略的部分？──例如，1938年，英、法、德、義的慕尼黑協定怎樣助長了希特勒的擴張？當年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區被瓜分，真是合乎國際正義的嗎？

三、新中國的悲劇──三反、五反、大躍進、以致文革

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大浩劫，許多權威人士都傳述著類似瘋狂的解說，由東到西。。。由西到東。。。強調其時社會的動盪，個人的悲慘際遇；個人成長在那個年代的台灣，當年可說每天就看著種種新聞報導，與今天坊間流行的描述極為類似。

然而，作為一個負責的公民教師，我不能滿足於只是以「上帝要毀滅一個人，必先使他瘋狂」的態度，來混沌地考察史實──那樣我如何能向學生提倡大家應該理性地面對問題、思考問題、處理問題？ 因而，在成為一個公民教師之後，我不能不隨時注意這個問題是否能有更合乎現實與理性的發展脈絡。。。經過種種的努力，以下，是個人探討的結果── 上面的史述，無形中引導我們必須思考新中國初期的政策雖有三反、五反與大躍進等種種不同的名目，甚至文化大革命，其實那是一個整體舊中國大動盪後的大清理工作；相對的，1978年以後的「改革開放」，就是在前述清理後，開始大建設的工作。

而其後『改革開放』的主持者竟然正是1956年發表那「幹部有嚴重缺額與素質問題」的鄧小平，就應該不只是偶然的巧合；鄧能在毛的考核下獲得復出，應該是鄧確實有難於被取代的辯證實力；他與出身白區工作的領導人，很早就曾有成為毛的接班人地位的劉少奇曾經同在文革初期被稱為「劉鄧集團」而被拉下馬；劉未能渡過該難關──是否這類國際上戰略層次的作為，很難作為內政上的論斷對象，尤其，任何當國者〈毛劉鄧當年的地位〉原本必須「概括承受」前朝與國際上的種種──新中國落入了美國前述的戰略布局，又遭遇到國際上蘇共的「批史事件」〈1956〉與其高唱「和平共存」所引發的一連串事件，例如，1956年就發生了波蘭事件與匈牙利事件的衝擊。

尤其，1956年，新中國已認知到建國期間，因美國前述大戰略的啟動，使得共黨的新幹部近三百萬人未經充分的考核與培訓，平均素質很差；加上1958年因蘇共所提關於共用長波電台、聯合艦隊的意見，有失國家主權而堅拒，以致1959年6月，當蘇聯在那貧瘠與受苦的時代，一言不合就對華撤走了所有的專家；卻更刺激出了對岸著名針對性的596計畫──那「廣積糧、深挖洞、不稱霸」，以致高舉「不要褲子，也要核子」「落後，就要捱打」的洞察與以「上窮碧落下黃泉」追求「自力更生」的堅韌尊嚴。

那時原來是第二次五年計畫，所謂的「社會主義建設計劃」，由百花齊放、人民公社與大躍進的「三面紅旗」組成的，雖未能順利成功，但「自力更生」「摸著石頭過河」，已取得了許多寶貴的經驗。文化大革命應該更是有迎戰前述美國大戰略的意義──1966年，當初混入黨內的300萬黨員，應該已有相當數量成為中級幹部了。

四、關於改革開放之後，如何通過六四事件

很早以前，在島內我們就聽過關於以「三七開」的觀點，處理毛時代功罪的說法，個人則到1993年前後，才知道對岸「文化大革命」的自我批判，至少進行到1985年前後，也就是其規模直到「改革開放」的七、八年後，中共該一自我批判才告一個完整的段落。

那是在1989年前後，個人為了年輕稚幼的理想，離開教育界的舒適圈；希望深入社會，理解社會，進而能改造社會；偶獲機會進入台大附近的聯經門市部，在附近的著名的大陸書書肆，發現竟然有對岸編輯，1985年印行、高校整黨工作的內部發行的讀物；例舉其主要內容，有清華大學黨委的「認真進行徹底否認『文革』教育」、「積極開展理想和紀律教育─北京大學整黨經驗」、「把徹底否定『文革』作為高校整黨的突破口─遼寧師範大學黨委」等，外界難得一見的史料── 尤其重要的，應該是可以見到其種種自我批判的內容與其自我批判的結果。 以遼寧師範大學的報告中，最後有「主要的收穫」之說可為例──

「總結我校徹底否定『文革』專題教育的收穫，突出有四點：1.廣大黨員從理論到實踐，從思想到感情，進一步否定了『文革』，解開了不少認識上的釦子。每個黨員都總結了自己在文革中的經驗教訓，清理了『左』的影響……2.改善了同志關係，增強了團結。……過去……常常有人向我們和上級反映我校『文革』問題解決的不徹底。現在，在徹底否定『文革』的問題上，大家認識一致了……3.校、系都找出了『左』的影響和『文革』遺風的主要表現，一些『左』的傳統觀念有了較大的改變，黨內一些『左』的偏見和情緒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糾正和克服。廣大黨員認清了『突出政治』、『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危害……尊重知識與知識份子的思想有了明顯的增強……4.促進了核查工作。由於認識提高了，一些黨員主動檢查自己在『文革』中的錯誤，並能對自己知道的問題實事求是地出證和提供線索，為核查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條件。犯有較重錯誤的同志，經過談心幫助有了很大轉變。」〈「高等學校整黨工作經驗選編」，整黨文摘增刊，中共遼寧省委整黨辦公室，中共遼寧省委「整黨文摘」編輯部編，頁43。〉

嚴格言之，當然上述史料的真實性，應該受到各方合理的懷疑；然而，由596計畫中「自力更生」之決意，其實已不難想像「改革開放」中那「四個現代化」的必要！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整個對岸社會的發展沒有受到太多來自「左」的力量的干擾，個人以為，應該就是當年整個否認文革的自我批判工作，由「三七開」到根本批判「文革」，確實曾經真實而充分地進行辯證後，所獲得的成果。

而改革開放中突然出現的「天安門事件」，如果個人記憶不錯，當時對岸社會的批判稱之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並非空穴來風；當時，那社會上有「姓『社』？還是姓『資』的批判，並非全沒有理由；但是，在前述1980年代的自我批判中，對岸社會內部對於社會政經發展都有了更為開闊與細膩的認知。

同時，天幸，前述在1956年主持那篇重要報告的鄧小平還能健在，他應該也是當時最能雄辯地說服所有異議者的人物；不知道他是否也聽說當時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們喝的都是美國自香港送來的可樂；他的「無論黑貓或白貓，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貓」之說，將資本家與生產關係、生產力都放到某種可以順手取用的工具地位；而1992年，八十八歲的他的南巡更是確立了這樣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難怪當然可以承繼中華民本主義禮運大同的開闊道路，於焉乃能充分開展。。。

其後，溫家寶先生擔任國務總理期間〈2003~2013〉，更曾經五次公開推薦資本主義大宗師亞當斯密被西方輕忽，強調「如果社会财富只集聚在少数人手里，那是不公平的，而且注定是不得人心的，必将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的名著「道德情操論」；2011年12月，溫更曾攜該書訪歐，可以作為一極有意義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襟懷展示。

個人看來，中共當局此後的作為顯然已完全脫離了美國大戰略的陷阱，換言之，當年對岸的「文化大革命」確實是一無比巨大的歷史傷痛事件，而這傷痛之縮小，除了將如所有人類悲劇隨著時間的療癒而成為陳跡外，可能也應該成為人類文明內戰經驗的一大遺產，希望人類社會的未來不要再有類似的悲劇！──由於更多人將認清那是美國當年極為漂亮與厲害的大戰略？──

天幸，我們中華民族、這個世界文明古國，竟然今日似乎已能夠歷盡劫難而得新生！

以上，我們透過對於上述的當代歷史故事的講述，是否能確實讓我們島內與對岸的朋友們增加彼此的互信呢？

我這個公民教師的努力，是否達到了今天所謂的「講好我們中國人共同的故事」的標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