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评鲁迅和他孙子 /李敖 1982.09.23

　　且人按：天涯莫明写评论李敖与鲁迅的文字，写的既滥又偷懒，结果看来看去，老引人们在一些无谓之争上白费口舌，现在把李敖的一篇文字帖子上，叫人多开开眼界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三日的日记

　　阳明山上傍晚的山岚与落日，尚可一看，我"酱"在岛上已久，能排除尘嚣，接近一点山岚与落日，倒也不错。( "酱"字是鲁迅的词儿，有人(按: 柏楊)偷他的，推出"酱缸"之说，因而成名，是拜国民党不准读鲁迅作品之赐。国民党如大开文网，这些文抄公又何能在台湾"发明"这些名词? )

　　一九五八年五月四日，我听胡适讲"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他说：

魯迅先生不到晚年－－鲁迅先生的毛病喜欢人家捧他，我们这般"新青年"没有了，不行了；他要去趕热闹，慢慢走上变质的路子。到抗战时期前几年，所谓左翼作家同盟组织起来了，那时共产党尽量欢迎这批作家进去，但是共产党又不放心，因为共产党不许文艺作家有创作自由。所以那时候监视他们的人－－左翼作家的监视者，就是周起应，现在叫周扬，他就是在上海监视鲁迅这批作家的。诸位如果有机会，我希望有一本书在自由中国可以得到，是值得看看的。这本书在抗战初期出版，是鲁迅死后，他的太大把鲁迅写给各朋友的信搜集起来，叫"鲁迅书简集"；这本书里面几封信值得看看，特别是他写给胡风的四封信，其中有一封信就是鲁迅死之前不到一年写的，是一九三五年(他是一九三六年死的)，
这封信胡风问他三郎(不知是谁，大概是萧军)应该不应该加入党(共产党)?
他说："这个问题我可以毫不迟疑的答复你，不要加入!现在在文艺作家当中，凡是在党外的都还有一点自由，都还有点创作出来，一到了党里去就'酱'在种种小问题争论里面，永远不能创作了，就'酱'死了!"
"酱"在里面去，这个字用得好极了。
底下更值得读了，他说："至于我呢，说来话长，不必说了吧。"
他说："我总感觉得我锁在一条链子上，背后有一个人拿着皮鞭打我，我的工作越努力打得越厉害。"这一段话里，打他的就是现在大陆搞文艺的周扬--那个时候的周起应。这封信不能不看看。我们要的是没有人在背后用鞭子打的，不要人监督的，人人要自由，本他的良心，本他的智识，充分用他的材料，用他的自由--创作的自由来创作。
　　胡适讲演时讲到"酱"字，大家为之鼓掌，当然这次是鼓鲁迅的掌，鼓得胡适站在台上，怪别扭的。

　　胡适提到鲁迅的信，是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写给胡风 的，原文是：

　　十一日信收到。三郎(三郎就是萧军)的事情，我几乎可以无须思索，说出我的意见来，是：现在不必进去。最初的事，说起来话长了，不论它；就是近几年，我觉得还是在外围的人们里，出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鲜的成绩，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权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巳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

　　胡适在钱思亮家单独见我的时候，也特别提出这封信，证明鲁迅死前内心的痛苦。
　　总之，国民党不像话，鲁迅反国民党以至于死。做为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任何不像话都要反，否则也就跟他的身分太不相称了。

　　鲁迅的成就，在小说史一类和"阿Q正传"一类，除此两类外，他的杂文一类，却锋利、单调而冗滥。他写了那么多杂文，最明显的表现，不过一肚子情绪而已。情绪并非要不得，但是必须同"言之有物"并用、必须跟"大量的资料"并用、必须随"卓越的分析与见解"并用，但鲁迅的文章，却情绪有余，其他不足，结果炒出来的，只是一盘盘上好辣椒，反倒没有主菜了。

　　但是，即使是杂文，鲁迅的也落伍了，他那些放小脚式的和东洋式的词汇与造句，现在已经明显的属于另一时代了。现在我们写文章，再也不用那些表达法了。

　　鲁迅在杂文里太多情绪语言，他实在不够格搞思想。周作人晚年写信给鲍耀明，谈他老哥说：

　　现在人捧鲁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片上看见，是在高高的台上，一人坐椅上，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那是他生前所谓思想界的权威的纸相高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巴。要恭维人不过火，即不至于献丑，实在是不容易的事。

　　在思想内容上，鲁迅实在很贫乏。他能那样有虚名，证明了中国人思想的普遍贫乏；至于偷鲁迅的国民党杂碎文人能在台湾得虚名，更反证了这个岛上思想的普遍贫乏，反证了他的读者的混蛋。

　　总之，中国现代的文人，不论是鲁迅型的、胡适型的，以至那些杂七杂八型的，实在都有他们的限度。他们的成就，都因掺入政治的推波助澜，而变得不能"恰如其分"，而变得像淹了水的浮尸，臃肿而失本来面目。他们的货色都被高估了：他们的努力也是不够的。

　　我想我会在货色方面、努力方面，给中国做一个榜样。至于在人格方面的坚苦卓绝，孤军奋斗。那更无人能比了(鲁迅、胡适那时候，国民党对异己的压迫力量，远不如今天。鲁迅有租界和左联保护，胡适有帮口势力。他们都在尊敬知识分子的社会里，得到蔡元培等的支持。今天我的处境，的确比他们困难得太多了，大多了)。我这种说法，我曾对邓维桢说得很详细，我说：

　　我们是现在的国民党的批评者，你可知道过去的国民党的批评者他们多安全吗?他们大都是在国民党刀枪拳头达不到的地方批评的，他们或在洋人保护的租界里批评国民党(如"新月杂志")，或在北方军人的宽厚里批评国民党(如"独立评论")，或在允许办报的局面里批评国民党(如"大公报")，或在民情汹汹的公理昭彰时代里批评国民党(如"观察")。……可是我们呢?我们全身暴露在国民党空前大好的统治优势下，他们有高度集中的力量、有密集安打的环境、有四面是水的方便、有日本留下的被统治惯性、有现代的镇暴设备、有一党独大、有八号分机、有大量的喊万岁唱梅花的小市民。……这一切一切，都足以使国民党的批评者心灰意懒、胆战心惊的。我们没梁山可上、没出境证可拿、我们活象玻璃窗户上的苍蝇--"前途光明，没有出路"，随时都要被苍蝇拍子打下来。……可是，我们还是做了!还是头破血流，一做再做了!维桢啊，不要搞错了，我们是最有勇气的人!我们才是最 有勇气的人!

　　只有深刻了解我是在何等阴影与压力下奋斗的人，才知道我的人格是何等崇高、何等伟大。只有这样比较，才知道我在国民党孤岛高压下能做一点事，能不畏强暴的表现真理与自我，是多么难能可贵。在我这种处境下，有些人还诽谤我，这种人，不是漫无心肝又是什么?他们"大义灭亲"、"大义灭友"、"张大义"，其实他们懂什么叫大义?这种人若懂大义，那么狗男女又懂什么?这种人在国民党统治下一路做顺民，还跟着唱梅花、摇小旗，不以为异也不以为耻，他们懂得什么叫大义!
　　今天"联合报"上登鲁迅的孙子周令飞谈话说：

　　[台北讯]周令飞昨晚在"华视新闻杂志"节目上说，罗曼罗兰夫人的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小时候读过这首诗，只觉得句子短，琅琅上口，现在真正了解了这首诗的合义，也代表了自己的心声。

　　这是胡扯。第一，罗曼罗兰夫人从没写过这首诗。第二，周令飞是为爱情抛弃了自由。他来台湾前曾公然向台湾、大陆双方表示了意愿，可见两地的自不自由不是他"抛"的条件，而是他为了爱情不惜跑到任何给他爱情的地方。古往今来，显然有给人爱情却不给人自由的所在。"旧约"中"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记买希伯来人做奴仆，奴仆必须服事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若来时带着老婆来，走时仍可带走；若老婆是主人给的，"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则)妻子和儿子要归主人"，他只能自己走。"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事主人。"这就是给人爱情却不给人自由的证据。所以，若有人以为得到了爱情就得到了自由，不但是"左倾幼稚病"，也是"右倾幼稚病"了。

　　周令飞在台湾的表现，到处拜会、致敬，他的祖父必然死不限目。鲁迅若想到自己的孙子这样向他所厌恶的政权表态，真要甘愿"令"这小于"飞"了。中国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其实斗也不过三代。第三代的人，气力就更弱了(严复的第三代中的长男一支，算是一个例外)。

李敖《千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