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水相逢酒肆中，悲時巾幗愧三公。

緣何當道皆牛李，誰為蒼生心力窮？ 

已經是中午快一點，感到肚子餓了。 匆匆下樓，找最近的餐廳吃中飯。

在離家最近的巷子，有一家新開的小火鍋店，我已去吃過兩次，感覺還不錯。進去以後，女服務生認出了我是來兩次的「常客」。

「今天朋友沒有和您一起來？」女服務生忙招呼著。前兩次，我是和事務所的律師一起來，今天早上，我在家裏趕寫東西，只好自己吃了。

「沒有，只有我一個人。」我說。

「只剩這裏有位置了。」只剩下一個四個人坐的火鍋桌子；其他的桌子，都已經坐滿了。看起來這個空的四人坐的火鍋桌子，已經有一個人坐了。那個人可能去拿菜，雖然坐位空空的，但是坐位前的四個小火鍋，有一個火鍋水還在滾。

既然其他的位置都滿了，我還是坐下來吧，肚子真的餓了，懶得再跑其他的餐廳。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中午，這附近的餐廳那一家不是客人坐得滿滿的。

當我烤完兩片士斯，並準備完沙茶和配料，回到坐位，我的前面坐了一位約四、五十歲的中年婦女，看她吃東西的樣子，頗為優雅，應是有讀一點書的上班族。

為了禮貌，我對她點頭笑一笑，說：「沒有其他坐位了，很抱歉，我只好擠這裏。」

她說：「沒有關係。」

我說：「這家雖然新開，但是生意不錯。」

她也笑著說：「對呀，我第一次來，看起來比那一家好。」說著指著巷子口與羅斯福路交界的方向，我知道她指的是另一家開一年多的火鍋店。

我一面開火，把菜放進去，一面隨口問：「在附近上班？」

她一面喝飲料，一面說：「對，在羅斯福路自己做貿易。就在那家火鍋店的樓上。」說著，指著剛才指的那家火鍋店的方向。

「我姊姊以前也做貿易，後來因為不好做，改教兒童英語。」我抬頭說：「自己做貿易，可大可小，貿易公司可以把它做得很大，也可以小小地做，很不錯。」我一面吃，一面說。

「對呀，我也覺得不錯，自己做，沒有退休的問題，做到年紀多大都可以。」她抬頭笑一笑說。

「妳出口那一方面的東西？」我一邊夾菜一邊問。

「是家庭用品方面。」她說。

「喔，那妳覺得會不會受中國大陸的影響？大陸的貨真的很便宜耶！」我說。

「那是當然，不過品牌和品質很重要。有些人不見得要買便宜貨，他們寧可買品質比較好的貨。」

「對，我八年前買了這一頂帽子，一頂台幣五千元，當時感到相當貴，但我幾乎每天戴，八年下來，平均每天只花新台幣兩塊錢。」我從外套口袋掏出一頂可以折疊放口袋的 DAKS 牌的軟帽，在她面前展開來看：「我還可以再戴八年，每天只花一元。然而我另外買一頂一百多元的大陸製的帽子，覺得不怎麼實用，戴不到兩次，每戴一次，平均要花上幾十元。」

「台灣製的家庭用品，一般都比大陸貴，但是品質比較好。」她說：「買中國大陸製的雨傘，一支可能只要七十元，但是用不到幾次就壞了。我買了這一把雨傘，已經用了兩、三年，這一把是三百元買的。雨傘的材料需用很多到的天然資源，然而大陸的雨傘品質不佳，很容易壞，就這樣浪費，實在很可惜。」她也從皮包裏拿出一把精緻的小傘。

「對，同樣的一件衣服，台灣製和大陸製的，價格相差很多。我買的毛巾和外套，一定要確定是台灣的廠製的。昨天我在師大路的運動商品店，同樣是 New Balance 牌子的球鞋，在大陸廠所製的一雙是 2200 元，在美國廠製的是 4300 元。我買了一雙美國製的，因為我以前買了相同的一雙，幾乎天天穿，每天走一萬步以上，穿了三年還沒有壞，很值得。」我伸伸腳上的新鞋。

「所以我每次都和客戶說，是台灣的廠製的，一定要註明 made in Taiwan ，比 made in China 可以賣比較多錢。」她很認真說。

「我倒有一個疑問，妳做貿易，妳贊成三通嗎？」這幾年，我沒有和實際上做貿易的人談過這個問題，很好奇。

她遲疑一下，說：「我不知道你的看法怎樣，我覺得三通對我們做貿易的人是好事，因為有比較多的機會，然而我覺得對一般台灣人不利，因為會有更多的人失業。而且台灣的本土產業，也會受很大的衝擊。」

我思索了一下，嘆息說：「我也不知道怎麼樣才是真正對的，但是我認為這是經濟上的專業問題，但是我們都把它意識型態化了，專業的意見都被貼上標籤，這是台灣的悲哀。」

她看我不反對她的意見，更加肯定地說：「其實我也有朋友覺得三通會使台灣有機會，然而我持反對的看法，我堅決反對全面三通。三通後，台灣產業會更加空洞化。我到過世界各國，台灣是很好的地方，不是像報紙所講的那麼差。」

對一個陌生人，敢這麼肯定地說明她對兩岸三通的看法，很不容易。我也很驚訝，一個貿易做很多年的人，反對台灣與中國大陸全面三通。事實上，很多台灣的知識分子的聲音，與台灣主流媒體的看法，有很大的出入。

「你覺得台灣的未來怎樣？台灣未來會比中國大陸差嗎？」我問。

她一面吃冰淇淋，一面說：「這就要看從那個角度看了，目前北京大學畢業的學生，一個月拿一千多元的人民幣，已經不錯了。一千多元人民幣不過新台幣幾千元，不到台灣最低工資的一半，也不到台灣外勞工資的一半。這些北京大學生，都是全國萬中選一的精英，素質絕不低於台灣的大學生，然而台灣的大學生，畢業一個月一萬五千元的工作，誰願意做？即使計程車司機，認真開車，每個月也可以賺三萬元新台幣。」

我也說：「說的是，在國際貿易自由化的前提下，我們的人民在能力上沒有人更優秀、工作時間上沒有比人作更多的努力，卻要求比人有更多的收入，實在沒有什麼道理。」

她說：「香港的外勞，不像台灣有最低工資的限制，台灣對外勞比照本地勞工，有最低工資的限制，實在沒有道理，這會影響到台灣競爭力。其實我覺得日本沒有外勞，卻可以維持他們的經濟競爭力和國民所得，很值得我們思考。」

我的手機響起來了，她似乎已經吃飽，站起來準備離去。我也站起來，說：「對不起，我接一下電話，與您聊天真愉快。」一面揮手，一面打開手機。

接完電話，我一面吃一面沈思。其實台灣很多政策，都是政治擺中間，專業擺兩邊。三通對台灣是否真的有利，這是可以作專業辯論的，然而目前已經意識型態化了。在立法院，立法委員誰有興趣講專業和道理？只會執行政黨的意識型態和政策。

我們習慣泛政治化，政治立場凌駕到一切的政策之上。包含監察委員、中央選舉委員、 NCC 委員，都要採政黨的比例代表制，這樣的結果，未來這些單位的政治傾向，將凌駕專業，使未來這些單位的專業退位，政治的鬥爭，在這些單位繼續延燒。未來台灣的很多政策的擬定，立場將超越所有的專業思考，然而台灣人民似乎隨著媒體和政客在起舞，沒有人喜歡思考如何建立制度和未來長久的國家大計。

台灣已經幾年沒有監察委員可以彈劾、糾正政府官員了，沒有人覺得不對勁；總統有權無責，沒有人覺得制度有問題。我們號稱民主，然而台灣的人民的真正利益和意見，在立法院和輿論卻無法真正呈現。立法院只呈現特定政黨的立場和意見，媒體只呈現媒體出資者的立場和意見，專業討論的意見無法出頭，難道這就是我們所要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