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雲絕頂掩門扉，孤鶴清松立落暉。

不盡烏江流大海，紅塵滾滾漫山圍。 

有一次，在台大法學院的圖書館，發現有一本日據時代留下來的舊日文書，書名是「隱居權」。 

「隱居」竟然也是一種「權」？令人好奇。不過我沒有詳細看書的內容，只是想到中國知識分子隱居，似乎也有種種的動機，不一定是像陶淵明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那麼單純，只想享受田園的生活。中國的知識分子的隱居，有時候，竟然是為了表示「清高」，而清高有時是求官的終南捷徑。「清高」即使不是為了求官，也是為了求名。司馬遷在史記「伯夷列傳」中說：「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眾庶馮生。」人都會死亡，不少知識分子一生認為留名很重要。 

在中國，知識分子隱居不做官，被認為是「清高」；知識分子埋首書齋，不管天下政事，被認為是「敬業」。 

在論語「微子篇」中記載：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隱者在中國似乎有很高的地位。隱者楚狂的不管天下大事的豪放不覊，被很多人歌頌。李白的「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詩，就慷慨吟道：  

「我本楚狂人，

鳳歌笑孔丘。

手持綠玉杖，

朝別黃鶴樓。
五嶽尋仙不辭遠，

一生好入名山遊…。」 

然而孔子說：「學而優而仕」，在中國古代，知識份子的最好的職業和事業，還是做官。孔子周遊列國，本身也是求仕。 

在論語「陽貨篇」記載：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陽貨一句：「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打動了孔子。陽貨認為，具備才幹而不為國家出力，而使國家陷於危難，是不仁不義的行為，所以孔子說：「吾將仕矣。」 

孔子基本上認為，隱者有隱者的喜好和立場，他與這些隱者，「道不同，不相為謀。」 

在論語「微子篇」中：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孔子說：「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天下如果是好好的，還可以隱居，天下大亂，怎麼可以獨善其身，置生民於不顧？這是何等悲天憫人的胸懷。 

在論語「衛靈公篇」： 

孔子說：「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有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孔子敬佩史魚在國家有道的時候，直言直行；在國家無道的時候，也直言直行。同時也尊重蘧伯玉，在國家有道的時候，出來做官；在國家無道的時候，則安然隱藏自己。 

在國家無道的時候，知識份子究竟應如何呢？是應如同孔子般的「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那種「知其不可為而為」的態度？應如同史魚般的「直言直行」？應如同蘧伯玉般的「卷而懷之」？還是應如同接輿般的隱居山林，高歌酣飲？ 

一次與一位學歷史的朋友討論歷史。我很好奇問，為什麼德國在歷史上有康德的批判哲學，有對傳統宗教反抗的馬丁路德，有與命運對抗的貝多芬，有反抗傳統經濟架構的馬克斯，有想要超越人類的尼釆。德國產生這些稀世反抗者，何以會產生專制獨裁，使德國瀕臨毀滅的希特勒？為什麼德國這樣可以產生傑出反抗人士的土壤，無法產生反抗希特勒的人才？ 

希特勒在他未執政前所寫的「我的奮鬥」第四章，就赤裸裸地說：「民族國家，應繼續努力使整個政府，尤其是握有政治權力的最高機關，脫離群眾的控制。必須如此，才能取得無上的權威。最好的國家制度，就是要以毅然決然的方法，去選擇社會中有才智之士，要他來做有權威的領袖。決斷權一定不要操在大多數人手中。」希特勒的獨斷獨裁，是被支持的結果。在「我的奮鬥」書中，希特勒一再地把德國的失敗都歸咎於猶太人，難道德國的知識份子，會不知道德國的最後結局？ 

朋友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德國的知識份子在社會上享受特權，受人尊敬，高風亮節，事實上卻帶有逃避現實的傾向。他們以文化自傲，他們以文學藝術的陶冶為人生追求的目標，所以希特勒的出現，他們無力去改變，也不想去關切。這和今天的中國、甚至傳統的中國十分地類似。 

中國知識份子也知道中國反美、反日，也知道中國有極強烈的民族主義，也知道中國極權專制，也知道共產黨有特權，也知道中國的經濟政策方向也許有錯誤。但知識份子縱容和默許這些存在，與德國的知識份子縱容希特勒的專制獨裁和強烈的民族主義，其實在經驗上有十分類似之處。 

傳統中國的知識份子隱居泉林，才能成為名士。自鳴清高，才能取得官位。傑出的教授或學生，甚至不願意、或者不屑從事政治甚至談論政治，從而造成政治品德的敗壞。在讀歷史上，許多國家發生了災禍，其實原因都十分類似。 

台灣的民主政治如此地不理性，知識份子也要負大半責任，只是沒有中國這麼嚴重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