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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1/22 09:00:20瀏覽995|回應0|推薦0 | |
引用文章多年的盼成空!? 「七年之病三年之艾─政府委外研究品質低落的警訊 」 【核心問題旁徘徊的社論】關心學界研究經費 監委別踰矩 華人社會一向有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而國內大學教授轉行投身政治者,其比例亦遠多於歐美;從總統、五院院長、立委、監委、試委、部長、大法官,有許多都是教授出身。學者從政雖有職位之別,但從政後適應不良者卻是時有所聞。適應不良概有兩種類型,其一是從政後難脫學者身段,無法融入新職;其二是將政治力不當干預學術運作。最近,部分監察委員企圖影響學術研究運作邏輯的若干做法,恐怕就有相當的評論空間。 上周幾位監委公布學術界若干大牌教授的研究經費排列表,每人都達數千萬之譜,引起外界不少評論。監委將這些資料以人名/金額列表發布,讀者看到這樣的資料,大概也只能從數字大小做些浮面檢視與民粹批判,雖有新聞性,卻是粗糙得可以。對此,我們至少可以提出左列數點質疑。 一、學界研究計畫有許多種類型,有的是個人研究、有的是代表機構爭取、有的甚至是「國家型研究計畫」。對於後兩種類型,雖然表面上掛了某位校長或某大牌教授,但實際計畫的執行者卻是大學內或跨大學的許多教授。在這種情況下,大學校長或大牌學者只是依法提送計畫的「收發」與整合者,把他們名下的計畫經費加起來比大小,有多少實質意義呢? 二、監察院依法就只有糾正或彈劾兩種處分手段,未聞有所謂「公布姓名表格」之處置方式。大學校長如果接計畫過當或過量,究竟違背了哪一條法、哪一個規定、哪一項公務規範?如果都沒有,一位遵守法律的監委就算看不慣,也只能感慨學界運作與自己的認知有所不同。監委濫行公布資料而訴諸輿論,其作風其實更像是民粹議員,而不像是職司風憲的御史。 三、民意機關與監察機關固然有其法律職權,但學界的運作亦有其邏輯與文化,受到憲法的保障。學術文化的醞釀與改變通常是緩慢的、漸進的、階段的,根本不宜以法律或其他非學術手段介入。一般而言,政治力只宜規範學術的外部框架,而不宜干預學術的內部事務。一旦踰越了這個內與外的分際,那就跨越了紅線。 或許是這屆的監察委員有不少人曾經在學校教過書,對學界的事務關注也較多。前一陣子,部分監委甚至要求國科會對研究計畫的審查,要以全球學界未曾聽聞的隨機方式挑選審查人,造成學界不小的反彈聲浪。如果台灣學術界的運作真有毛病、真有學閥學霸仗勢凌人,那麼監察院可以蒐集客觀證據,做「事後」的導正,而不宜事前介入國科會的審查作業與評審採擇,否則就是監察權侵犯了國科會的行政權。 其實,「待過學界就了解學界」是學者從政常有的錯覺,殊不知這些從政者自己的觀察也許失之狹窄、自己的經驗未必足夠宏觀。學者的經歷當然有助於他們對事理的觀察與彙整,但有時候自信卻是踰矩的開始,能不慎乎? 在過去十數年政治紛擾的大環境裡,台灣民間的經濟活動多少受到影響,但學術界算是相當平和、穩定進步的一塊淨土。以成就而言,台灣的論文質量、專利權數都有長足的進步。以社會批判而言,台灣知識分子也從不畏縮他們的社會責任。雖然台灣學術界仍有缺點、仍有不盡理想之處,但總是在往好的方向發展,值得珍惜。更何況,不少阻礙學術進步的力量,其實多是來自粗暴的政治力,而非出自學界本身。 兩個月前,當立法委員以粗魯方式羞辱中研院副院長時,台灣的輿論皆有批判之聲。兩個月後,當監察委員又以踏入學術內部事務的方式橫加干預時,我們也希望以諍言提醒監委,不要因為自己來自學界,反而踰越分際,造成對台灣學術的傷害。監委、立委唯有放下自己「來自學界」的執著,才能真正以所學所長貢獻台灣社會。 >>>>>> 參考 3,000億誤差 蹉跎300天 "政府六大新興產業政策普遍被批評為空泛,但其中的數字雖不知怎麼得來,卻鐵口直斷:觀光計畫創造就業40萬人整,吸引民間投資2,000億元整;文創產業增加就業20萬人,產值1兆元。最近又趕時髦新增加的雲端運算,政府說可以促成1,000億元新投資,到2015年可創造1兆產值;但我們在這新產業能否有競爭力其實還很難說。政府這種隨便說說的數字很多;希望以後講數字時能更謹慎,講出的數字更要管考,達不到時就要懲處相關人員並向人民道歉,以免各種數字都像633那樣只是口號或達不到的期望。 " 引用文章多年的盼成空!? 「七年之病三年之艾─政府委外研究品質低落的警訊 」 工商時報 2008.03.20 七年之病三年之艾─政府委外研究品質低落的警訊 工商社論 經濟部日前公布的一份委外研究報告指出:「在新台幣長期盯住弱勢美元下,二○○一至二○○六年我國貿易條件惡化,累計損失達八千八百億美元。」這樣的報告只要稍具經濟概念的人一看便知有問題,因為八千八百億美元相當於台灣兩年的GDP,若損失如此龐大,台灣經濟早已崩潰,惟官方審查機制居然未發覺,還直接引述,其荒唐已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 官方委外研究品質粗糙已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而是長期以來一直存在於經濟部、經建會等單位的現象,只是近年來的報告品質日益粗糙,加上審查單位管理日益鬆弛,終於出現如此荒腔走板的事情,而且這絕非單一事件,只是不巧被發現而登上媒體版面而已,其他未曝光的荒唐事跡恐亦不在少數,政府各部會每年各自編列逾億元的預算委外研究,無異是浪費人民的血汗錢,午夜夢迴,主事者豈能無愧? 政府委外研究起於一九六○年代,主因早年政府人力編制有限,且具有大學及研究所學歷者不多,因此只好委由相關領域的專家研究,以供政府決策參考。惟如今政府人力充裕,以經建會而言,六成具有研究所學歷,早應自行承擔起研究的責任,但近年委外研究仍居高不下,花費億元的預算與所得到的成果,實在不成比例。尤有甚者,最後存參而束之高閣者十有六、七,如此不具效率的委外研究模式,若於私人企業,恐怕早已不復存在,政府天天喊窮,但委外研究出手依然大方,真是令人百思不解。 何以各部會長期存在這樣品質低落的報告,猶未能有效改進呢?主要在於官方的政策向來需要學術機構的背書,有了委外研究報告的論述,各部會便可以理直氣壯的表示:「這是經過評估的」,至於評估是怎麼做的?準確與否?也就不是官方所關注的重點了,官僚體系的目的取向與學界貧乏的研究熱情,年甚一年,因此錯誤百出的報告、荒唐可笑的結論便散見在各式政府委外研究中了。 舉例來說,一份研究金磚四國的報告最後建議應加強拓銷俄羅斯及印度,另一份研究失業的報告最後建議政府推動就業創造型產業,還有一份研究歐盟東擴的報告則建議政府拓銷東歐並與歐盟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再如研究環境經濟的報告則建議政府建立綠色經濟生態,老實說,這樣的結論何需花費政府逾億元的預算才能獲致?至於報告資料全數套錯者、委託非專業者、礙於政治壓力而交際酬庸者更是不勝枚舉,如此看來,官方的委外報告頻頻出錯,豈偶然哉? 更可議的是,官方委外報告過於「目的取向」的結果,使得許多正直的建言,善意的警告根本沒有存在的空間,經建會委託「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循季調查的房價信心於去年第二、三季大跌,這份報告忠實反映「壞消息」,遂遭冷落,此後不再由官方舉行記者會對外發布了,官方委外研究只想聽「好消息」的心態暴露無遺,若寒蟬效應因此而起,未來的委外研究品質將更為可慮。 持平而論,委託專家研究並非不可行,直到如今聯合國許多計畫也都委由智庫辦理,但委託專家研究的目的是在於諮諏善道,以免誤判情勢而不自知,這樣的委外研究絕對不該變成消化預算、為政策背書甚至淪為主事者的交際籌碼。有了這樣的認知,一切委外研究必須與受委託單位訂約,嚴格管控進度及品質,而受委託研究者更應有文人的風骨,沒有能力、沒有熱情、沒有時間親自研究者便不應接下計畫,百萬元的收入事小,研究結果誤導社會事大,為區區報酬而遺害國家經濟,任自己令譽掃地,豈是智者所當為? 政府早年在美援會、經合會時代許多重要的研究仍出自當時文官鍥而不捨的研究,轉變台灣經濟發展的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並非委外研究的成果,而是文官體系的創作,當年部會沒有資源、沒有豐沛的預算,但有的是熱情與遠見,與今日委外研究的因循冷漠恰成對比。委外研究的病已纏綿,如同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雖不可能立即治癒,但若不儘速全盤檢討,其對國家經濟的傷害將難以估計,我們寄望新任總統能有此一遠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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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事評論|公共議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