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有子主張的「孝弟論」，這一向我們上窮碧落下黃泉，討論的很多。所以如此不嫌辭費，主要在於過去至少 2500 年，孝道已成中華民族人民的共同基因，我們的生活深受影響，對世界各種事物的認知，大抵也都是從「孝弟」精神出發。其中最明顯的現象，就是每個家庭打小就鼓勵自己的孩子當乖乖牌，訓練兒女不論求學，乃至出社會做事做官，都得循規蹈矩，做好乖乖牌的本分。

可我們倘若細加探討《論語》的這樁原初公案，自會發現這實在不是孔子的主張， 2500 年來中國家庭所拜的，其實不是孔子，而是張冠李戴的變成有子了，讓這位至聖先師足足背了兩千多年的黑鍋，真是千古奇冤。

這也難怪，要照子夏、子游這幫「外貌協會」派的主張，有子不但長得像孔子，就連說話的口氣也非常神似，容或有失，雖不中亦不遠矣嘛，不是？

可問題在，做學問不能只求「像」，再「像」也不是真的，仍是膺品。這就是為什麼孔子又會在後來的《論語‧陽貨第十七》的第 18 章，反覆申論「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關於該章，日後自然會詳細討論。這裡只是點出孔子的感慨，認定凡相似的東西都會以假亂真害死人。

雖然如此，有子的這上半句話，其實還透露若干訊息，此即有子在提出關於「孝弟」的論述時，重點擺在這兩件行為的「功能性」，絲毫不涉孝弟的意義、實質內容以及如何實行孝弟的方法，他就簡截明瞭直取核心，告訴我們在家庭實踐孝弟有什麼大好處。

以是我們可知，在有子所生活的春秋末年，民間百姓普遍已知孝弟這一名詞，如同 21 世紀的此刻，哪怕是小學生都知道孝順這兩個字該如何書寫。倘若再覆按《史記五帝本記》，我們將發現即便在更古老的堯舜時代，孝弟精神的發揮，就已為當時的社會輿情極至頌揚。

因此，有子在提出自己這方面的意見時，早已認定他所談的，大家一聽就懂，不需要他在孝弟的涵義上多費口舌，他只消特別強調孝弟的「功能性」就好。這個功能就是，凡可在家做好孝弟之道的功夫者，都是乖乖牌，在人民可求闔家保平安，在統治者的君王，則可以之治國平天下。

有了這麼個認知，有子遂繼續發揮：

「想當君子的就要從根本上去落實，只有基本功練好了，老師主張的〈大學之道〉才有辦法可以實施〈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綜合我前面所講的，如果大家能做好孝順父母、敬事兄長的本份工作，那孝弟之道豈能不是行仁施仁的根本〈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當我們讀到這段論述時，必須注意的是「君子」這一名詞。這一點，在朱熹的《四書集注》完全不涉，光在那邊大特特談理學在這段話的體性用之論。

為什麼？

當知彼時農民大眾，儒家的思想仍非主流，一般講到「君子」往往指的是各國諸侯和周天子。等到孔子設帳講學，始把「君子」引申為「有修養有道德的人」。

以此，有子的這下半段話，就產生繁義性、岐義性。君子非僅指個人也，也包涵臣僚和君上君王在內。這意味著，追求孝弟之道，就個人而言，不但可順利做好乖乖牌，修身而齊家，實在也是推行仁道的根本；若就統治階層來講，推行孝弟之道，國家內就不太可能會產生犯上作亂的情況，哪個老百姓不會乖得像貓一樣，天下焉可不大治？這當然是為人君王者的仁德之本了。

試想，別講是當皇帝、做總統吧，如果你只是中小企業的老板或主管，你會不喜歡這樣的部屬嗎？你要敢講 No ，你不喜歡，那你就沒人性，該打屁股。說到底，有誰不愛自己的子女既孝順又乖巧，不愛自己的部下當乖乖牌的？

可行得通，辦得到嗎？

答案是否定 的，否則我們的歷史都得改寫了，中國哪還有後來改朝換代的事？事實證明有子的這一孝弟主張，問題實在很大，也幸好不可行，否則整個中華民族都會變成人人盡是木製呆頭鵝，乖乖牌嘛。

但要緊的是，這根本不是孔夫子的學說，因此在這篇有子曰的〈論語‧學而之 2 〉後，緊接著就安上老先生的大加申斥──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學而之 3 〉

何以這句話不可獨立開來，另作研讀，而是和上一篇實在息息相關？倘若我們把《論語》往後翻，翻到第十七篇的〈論語‧陽貨之 17 〉 ，勢必赫然發現怎麼老夫子又在那裡講了同樣的話，也是在痛批巧言令色之徒。

這就足以說明《論語》的編輯不只在滿足一條條列舉的語錄，而是有其內在的結構、章法，和義大利當代小說大師卡爾維諾在《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所一再揭示的，文本韻律節奏的輕、快，準、顯、繁之對比張力。

至此，《論語》一開頭的學而時習之，究竟要我們學什麼？此即先讓我們參觀孔子師生，在孝弟之道的一場精彩辯論，從中體會、學習、參透箇中精髓。＜論語講古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