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個禮拜，翻開報紙，打開電視，證所稅的報導與爭論此起彼落，攻占了不少讀者與觀眾的注意力。不論贊成或反對，大家各執一詞，辯論不休。股市也跟著溜滑梯似地掉了下來。

　記得年初政府組財經內閣，民眾寄予厚望，朝野黨派無異議一致通過。大家不過是希冀，在歐債危機重重、美國需求不振的2012年，新成立的財經內閣能夠帶領台灣經濟走出世界級經濟風暴。

　然而，要走出台灣目前經濟困境，是靠施行證所稅，或是調高民生所需之物價，所能解決的嗎？答案很明顯。如果這可以解決經濟問題，為何當初蔣經國先生和孫運璿院長不這麼做就好了？為什麼他們還要辛辛苦苦從事十大建設、設立工研院、進行產業升級？

　本文不討論證所稅是否應該開徵以及何時開徵之問題。我們要問的是：「為什麼當今內閣將專注力放在和台灣經濟競爭力不甚相關的事情上？」證所稅開徵及民生物資上漲兩項措施，短期應能幫助政府解決財政收支不平衡問題，但這對台灣整體經濟體有幫助嗎？人民實質所得降低，消費也跟著下降，企業獲利減少，到最後還是回頭影響了政府財政收入。此外，令人困惑的是，財經內閣之成立，不就是為了振興台灣經濟嗎？為什麼到最後成為政府量入為出的大掌櫃？

　解析此現象，可從西方著名管理學理論「高階主管理論」（Upper Echelons Theory）一窺端倪。其主要論點：高階主管的行動，乃是高階主管依據其對所處情境及其選擇所做的高度個人化的詮釋而來。

　也就是說，高階主管在其行為表現中摻雜了大量的個人因素，包括過去的經驗、教育背景、性格及價值觀等等。在某種程度上，這些因素會影響策略的形成，並對其他人的行動發揮影響力。因而組織是高階主管的一種映射。

　以「高階主管理論」來省視目前內閣之作為與焦點，除了辦理總統交辦事項之外，目前博得版面的議題，不少都是屬於「財金」相關議題，而非「財經」議題。也無怪乎「高階主管理論」主張，組織方向和領導人的背景息息相關。

　「高階主管理論」認為，高階主管塑造了公司的未來，而且他們是透過個人自身的經歷、知識、價值觀，以及其他種種的個人偏見來看待世界的。筆者觀察企業實務界的運作，也得到類似的結論。研發出身的老闆重視研發團隊，業務出身的老闆重視業務開發勝於其他部門，財務出身的老闆則重視財務報表。這樣不同的傾向往往可以在老闆出身背景得到某種程度的印證。

　此文之撰寫，並非要批判內閣之不適任。相反地，是要透過「高階主管理論」，真誠提醒內閣切莫因為過去背景，而過份著重在對國家經濟助益不大的議題。西方有一個諺語其實也在說同一個道理：When you are a hammer, everything looks like a nail.（當你是一只鐵鎚，每一樣東西看起來都像是釘子。）

　處理「財金」議題，可以振興國家經濟嗎？我們需要的還是基本面的改善。幾天前筆者和外資圈分析師談到，今年台灣股市展望如何，此分析師表示不樂觀。其他人問為什麼，筆者內心想著四個字：產業結構。不出所料，分析師接著回答：「企業獲利不多，股市若有漲幅，也有限啊！」

　聰明與智慧是兩碼子事。聰明是把事做好，而智慧卻是明辨孰重孰輕，擇善固執。當前內閣博士頭銜數目空前未見，希望藉由「高階主管理論」之介紹，讓內閣眾聰明腦袋也注意到目前專注的議題是否真的對國家經濟有所幫助。

　平心而論，如果國內基本面改善，經濟情況進步，股市自會有所反應。如果產業前景蒸蒸日上，股市又何懼證所稅之開徵？當產業基本面不甚樂觀時，證所稅開徵議題就容易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盼內閣及政府能早日回歸強健台灣經濟之基本面。就如一家企業不能只靠財稅改革來創造價值和財富，一個國家亦然。畢竟，改善台灣經濟體質，是當初朝野與廣大民眾支持現今內閣上任之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