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弗洛姆的社會性格理論        

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的思想體系，是建立於「人文主義的精神分析」(Humanistic psychoanalysis)基礎上。人文主義精神分析的重點是指出:人類基本需求並非植根於他的本能。而是在人類生存的特殊情境，在於尋找人和自然新的關聯性(relatedness)的需求，當人喪失了其在演化成人類以前與自然的原始關聯性之後，這種需求更為強烈。

基本上，弗洛姆雖然對傅洛伊德學說有所批評與修正，但他仍肯定傅洛伊德學說的價值。例如：傅洛伊德的方法論、發展的概念、下意識等。傅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是以個別病態行為的診斷為基礎，弗洛姆則依傅格伊德的理論基礎及研究方法，以敏銳的感性及對人類的關懷，加上其身歷二次大戰，對人類破壞性的感受，及凜於機械化下巨大的企業組織所加諸於人類的疏離感；希望從歷史、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宗教、倫理等觀點，對整個社會、人類做病情診斷；以期為人類、社會的健全與前途指引出新的方向。

弗洛姆指出，在健全而理想的社會中，人們能愛自已、愛子女、愛鄰人、愛人類及自然界的一切，建立人與人之間愛的關聯；雖與萬物合一，而仍能擁有獨特而完整的自我；以創造而非毀滅來超越自然，以自我體驗而非符合外界來肯定自我( Fromm , 1955, pp.310-314)。弗洛姆的思想，為解決現代人的精神危機。提供了充滿希望的新出路。

壹 、弗洛姆的生平事略

弗洛姆於一九００年三月廿三日誕生於德國的法蘭克福。父親為酒商，性情急躁而喜怒無常，母親的氣質則傾向抑鬱，弗洛姆為獨子，因而對人的性格感受極深。他曾憶及使他對傅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發生興趣的潛在原因，是在他十二歲那年，他家庭的一個朋友──一位年輕的女畫家因她父親之死而自殺，並遺言要與父親同葬。這位女畫家曾訂婚又解除婚約，只因為她不願離開她鰥居的父親。

弗洛姆家世為猶太律法師後裔，家庭宗教氣氛濃厚，所以在宗教的精神分析上，他也頗致力鑽研，而有獨到之見解。三十歲時他的專論「基督教條之演變」、「宗教之社會──心理功能之分析研究」便刊載於傅洛伊德所創辦之Imago期刊之上。

弗洛姆在大學時代，於法蘭克福大學和慕尼黑大學修習社會學和心理學。廿二歲時獲得海德堡大學(University of Heidelberg)哲學博士學位，翌年入慕尼黑大學研究精神分析，他在柏林精神分析學院(Psychoanalytic Institute in Berlin)完成精神分析的正規教育。

廿五歲時加人國際精神分析協會(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同時受聘為法蘭克精神分析學院(Frankfurt Psychoanalytic Institute)及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講座。卅三歲時，應芝加哥大學精神分析學院(Chicago Psychoanalytic Institute)之邀講學。此時，德國納粹黨漸得勢，弗洛姆遂於次年(一九三四年)放棄德國國籍而入籍美國，並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國際社會研究所講座。此後則任教於美國各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一九四０)、佛蒙特州班寧大學(一九四一─一九五0)、美國精神分析中心(一九四一─一九四二)、耶魯大學(一九四九─一九五０)。在此期間，並且於一九四五年參與威廉懷特精神醫學學院(William Alanson White Institute of Psychiatry ,New York)創辦工作，一九四七年出任該學院院長。一九四九年後，弗洛姆遷至墨西哥，於一九五一年任墨西哥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Mexico)醫學院精神分析學系教授，並於一九五五年任系主任。此期間仍每年至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講學。一九五七年任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教授，一九六二年任美國紐約大學精神醫學教授。弗洛姆曾三度結婚，第一次在他二十六歲之時，妻子為萊契曼( Frieda Reichmann)，足一位對精神病治煉頗有貢獻的著名醫師。她曾與弗洛姆共同創立西南德國精神分析訓練學院(Psychoanalytic Training Institute of South west Germany)，其後或許因事業發展方向不同而告批離。第二次婚姻在四十四歲時，這位妻子在八年後去世。五十三歲時，弗洛姆第三度結婚，妻子為弗利曼(Annis Freeman)，為弗洛姆的學術生涯提供許多協助。弗洛姆身歷兩次世界大戰，第一次大戰發生在弗洛姆十四歲時；第二次大戰則發生在他四十一歲之時。兩次大戰皆肇始於德國，戰爭的慘痛使他對人性投注更多的心力予以剖析，一九廿七年間，他積極協助「健全核子政策組織」(The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a Sane Nuclear Policy)的成立，他主張「為和平而奮鬥是維護健全之道」。他又為著述工作投注大量心力，以敏銳的感性，精闢的剖析，通俗的文筆，希望為現代人提供生活的解答與生命的出路。於是，在他為當代人類留下許多珍貴的啟示後，在一九八O年揮別世人。與世長辭。

貳 、人性論

「人性」的意義。眾說紛云。弗洛姆認為這頂多說明了人性的表現(manifestations of humanity)但並不是人性意義的真正答案。要知道人性的真正意義，必須從人類生存的特殊情境，而非從人性的可能(human possibilities)來尋找。這些情境(conditions)的認知，並非由形而上學的沉思而得，而是由人類學、歷史、兒童心理學、個人與社會的精神病理學(psychopathology)的資料之檢驗而得( Fromm.1968b .pp.58一60)。

以下分別從：人的生存情境、人類的需求、人類行為動力的根源，來說明弗洛姆的人性理論：

一、人的生存情境(the conditions of human existence)

（一）人在生物學上的特點

1.本能的缺乏

當動物在進化的層次上愈高，則其本能的決定作用(instinctual determinism)就愈低，且漸趨於零。弗洛姆認為人和動物在生存上最主要的不同乃是人類在適應環境的過程中，漸不依賴本能的作用。動物則依本能來適應環境，當環境發生變動時。動物的本能若無法適應，則只有走向滅種一途。人由於缺乏本能做無法像動物一樣自動的適應環境，與自然和諧相處。(Fromm，1947，p.48)因此，人的誕生，就個體發生學(ontogenetical)與種族發生學(phylogenelical )來說是負面的(negative)：缺少本能、缺少體力、在動物中是出生時最為無助的，需要長時期受保護。但是人類也因此而具有無限的潛在發展性。

2.複雜而發達的大腦--理性

人類雖缺乏本能，卻由於大腦新皮質層(neocortex)的發展，使人具有思考、自覺、理性、想像的能力。弗洛姆指出人是自然的怪物(freak of nature)，他處於自然之中，卻又超越了自然。由於人類具有了理性，他可以運用理性來求生存以彌補本能的不足，但也因為有了理性，而必須面對另一種人類特有的災難──神志失常( insane)。也就是說，人類不僅要奮鬥以保衛自己免於喪失生命，也要保護自己以免於喪失心智。(Fromm,1968b，p.60)

(二)個人化與孤獨感(individuation and aloneness)

人類的理性，使人具有超越自然的能力，卻也破壞了人與自然的和諧，使人脫離了與自然的原始締結(original ties)，造成人類的「孤獨感」(aloneness)。這是因為人有了主觀的自我意識(self-consciousness)及思考能力，能意識到自我的存在，辨識出自己與自然、他人的不同。人類也意識到自己和動物的不同；因為，人類的誕生，其過程也許費了幾十萬年；即意味著人類被拋出原本與自然合為一體的伊甸園，他再也無法返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前人類( pre-human stage)狀態了。

同樣的，個人的生命史上，胎兒脫離母親的子宮而成為獨立的個體;雖然嬰兒仍依賴著母親，維持著原始締結(primary ties)，但孩童年歲愈大，切斷「原始締結」的程度也愈大，也愈渴望自由與獨立。弗洛姆稱之為「個人化」(individuation)。他認為個人化導致兩個結果:一個是自我力量(self-strength)的成長。另一個是孤獨感的增長。由於孤獨感的增加使他失去原有的安全感而感到焦慮與不安。

弗洛姆指出人類或個人的誕生，都意味著放棄一種安全的狀態，而邁向一個新的，尚未控制的狀態，使人產生恐懼。因此，每向前一步，人們都必須面對兩種相衝突的傾向。一種是脫離動物生存形式，脫離子宮，而邁向更具人性，更自由無束縛的生存；一種是回到自然、返回子宮，回到確知和安全的地方。弗洛姆認為這種前進1 forward-going)和衰退(retrogressive)的衝動，即是傅洛伊德所謂「生」與「死」的本能，但兩者力量並非均等，因為人越成長，其「生」的本能也愈強。

(三)生存與歷史約二分律

理性是人的福祉，也是人的禍源；理性迫使人無止境的從事解決無法解決的二分律（二律背反）問題，而這是他所無法逃避且必須面對解決的。

1.生存的二分律                                 

植基於人的生存而存在，是無法改變的。最基本的生存二分律乃是是生死的二分律，有生則必有死。弗洛姆說：人意外的被拋入這世界，也意外的被迫離開。人意識到死是無可改變的事實。這個意識影．響了他的生活，而他仍須去接受這事實。人類一直在嘗試以意識型態來否認它，如：基督教的永生，佛教的輪迥，埃及木乃伊的再生等等。

人必會死又形成另一種二分律：每個人雖具有所有人類的潛能，但由於生命的短暫，卻無法全然付諸實現。他所能實現與他實際所實現之間便形成矛盾。於是他只好以死後生命的充實、肯定個人的成就、或為社會服務以肯定群體的價值大於個人來調和這種矛盾。

2.歷史的二分律

指歷史上的許多矛盾，是人為而可以被解決的。如古希臘的奴隸制度。這些不必要的矛盾是由於人類缺乏勇氣與智慧所致。主事者則欲證明其乃為生存的二分律，是不可改變的。而人們則必須以行動來消除它。

弗洛姆認為人要解決生存與歷史的二分律必須：面對真理、負起自己的責任，在生存法則限定的範圍內，充分的發揮自已的力量，使他的生命富有意義。他說：「除非人能透過發揮他的力量，經由創生性的生活而賦予其生命意義之外，生命並無義。」

綜論弗洛姆對人類生存的特殊情境的觀點，他從本能的缺乏，理性的發生開始，而說明了人類的孤獨感和二分矛盾皆因理性而起，刻劃了人的殊異性，而人應運用理性、發揮力量、正視真理，以創生性的生活來發展潛能、實現自我，才是生命的真正意義。
  二、人類的需求

由於人類獨特的生存情境，使得人除了生理的需求之外，也衍生出人類的獨特需求。弗洛姆認為人類生存的狀況(condition of existence) ─即人的情境是人類行為最有力的動機，而非傅洛伊德的「原慾」(libido)，以下是由人類的生存狀況所衍生出之需要。(Fromm，1955，pp.33-66) 

(一)關聯性對自戀性(relatedness vs. narcissism)的需求

與其他的生命體相關聯的需要，是使人健全所不可缺少的。當人類被從與自然聯結的狀態扯開時，他意識到自己的孤獨、分離、無力、無知以及偶然的生與死時，如果他無法找到與同伴新的締結(ties)來取代舊的，他將無法面對這種生存的狀況。

達成聯合(union)的方法有，臣服(submission)：成為大於他自身的團體、組織之一部分；或支配(domination)：使別人成為他自己的一部分。但這兩種共生(symbiotic)狀態，都使人喪失了完整和自由。只有愛(love)──建設性的愛(productive love)或友愛(brotherly love)。能與他人聯結而又保有自已的自由和完整。

相對於聯結需求的便是自戀(narcissism)。嬰兒時期的「原始自戀」(primary narcissism)將隨著成長漸瞭解外界而克服；但成長的人若無法發展，或喪失了愛的能力，則會發生「二度自戀」(secondary narcissism)。自戀是客觀、理性和愛的反面。  

(二)超越(transcendence)的需求

創造性對破壞性(creativeness vs. destructiveness)

人類所面臨狀況的另一面，就是人雖處於被創造物的狀態，可是又具有超越這種被動性狀態的需求。他要成為一個「創造者」，來超越其被創造者地位的偶然性與被動性。   

破壞是相對於創造的超越的需求。破壞性是創造性唯一的替代品，毀滅了生命，也使其超越了他；當創造欲求無法滿足時，破壞的欲求則會抬頭；然而創造欲求的滿足導向快樂，而破壞欲求即使對破壞者本身而言，則多半是造成了痛苦。

(三)歸根(rootedness)的需求

友愛對亂倫(brotherliness vs. incest)

人失去了自然的根和家，他必須尋找新的根，才能在這世界安居。渴望不要與自然、母親、血親及土地分離，也因此成了人類內在的需求。         

最基本的自然締結(ties)是孩子和母親的締結，對孩子而言母親就是愛、溫暖與大地。這種渴望歸根，渴求保護的情緒並不會隨著年齡的成長而消逝。弗洛姆認為亂倫意念(incestuous desire)並非像傅洛伊德所解釋的出於性慾(sexual desire)，而是出於感情(affective)，一種回到受子宮保護，回到與母親原始締結的感情。

亂倫的情結，並不限執著於母親，也包含對家庭、家族、部落、國家、教會等的固著。弗洛姆更藉巴可芬 (J. J. Bachofen, 瑞士學者) 的觀點，說明父愛和母愛的不同。巴可芬指出，母親是自然的、平等的、無條件的愛，是自然締結的延續；而父親的愛是人為的、有選擇的、有條件的愛，是概念、良心、法律、權力的代表。對母親固著的積極意義是對生命、自由、平等的肯定感，消極面則是由於受縛於自然、血親與土地，而限制其個體性與理性的發展，使他無法成長。而父權情結(patriarchal complex)的積極面是理性、紀律、良心與個性，消極面則是特權、壓制、不平等和臣服。

如同幼兒欲歸根於母親，人類在歷史初期也欲歸根於自然。其後的宗教、文藝復興都有父親與母親固著的消長，當代的極權主義、國家主義也是另一種亂倫固著(incestuous fixation)的形式。只有當人們歸根於普遍的友愛，他才會發現新的、人性的根，才會使他的世界符換成為真正合人性的家。

(四)自我認定感(sense of identity)的需求

個體性對群體一致性(individuality vs. herd conformity)

一個人必須感受到自已是他行動的主體，這種自我認同感的需求非常強烈，也是健全的個體所必須具備的。相對於自我肯定的認同，便是符合群體的一致性。對群體的符合性，讓個人在尚未獲得自我(個體)的認同感之前，體會到認同的感覺。然而那是虛幻不實的；唯有找到真正的「我」，才能維持個體的健全。

(五)定位與奉獻架構的需求 (the need of frame of orientation and devotion)

理性對非理性(reason vs. irrationality)

人有了理性、想像，導使他能在世界中過著智慧的生活。他必須用理性掌握外在客觀的事物，將之納入其定位架構(frame of orientation )之中；他的理性愈發展，他的定位架構也會愈堅實。由於一個完整的人包含著心智與身體，因此任何令人滿意的定位架構也必須包含智能、感情、感覺等部分，而這就表現在對獻身目標的關係之上。

人們為滿足這項需求，曾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如：圖騰崇拜、宗教信仰及哲學體系等；唯有這項需求得到滿足，才能為人的存在以及他在世界的定位獲得肯定的意義。而且只有對宗教、哲學，以人性及理性的觀點分析，才能了解何者是較好的解答。

由上述對人性需求的闡述可以知道，個體必須以愛的聯結克服自我迷戀，以創造來超越被造者的地位，以普遍的友愛來取代對母親、宗族以及大地的依戀；以自我認同來取代對群體的順同；以發展理性來掌握外界客觀的實在，以成為獨特且健全的人，而仍能與自身、與他人、與世界及自然合而為一。

弗格姆除了在「健全的社會」(The Sane Society, 1955)一書中，提出人性的五項需求之外，並在後期的著作「人類破壞性的剖析」(The Anatomy of Human Destructiveness  1972)也提出：(1)定位與奉獻架構的需求，(2)歸根的需求，(3)合一的需求，(4)有效作為(effective)的需求，(5)興奮與刺激的需求，(6)慢性的沮喪──厭倦，(7)性格結構的需求。(孟祥森譯，民64，pp.70-107)其中(1)、(2)為重複提出，「合一的需求」即關聯需求與認定的需求的合併，有效作為和慢性的沮喪即為超越(創造)的需求以及創造需求未能滿足的病態。而興奮的需求乃基於神經生理因素，屬於生理─心理的層次；性格的需求為本能的替代品，是社會生活的產物，屬於心理─社會層次。

前一種劃分法，較偏向個人主觀的心理層面，後者則兼重個人與外界情境之關係。這些需求理論為弗格姆的人性動力理論奠下了基礎。

三、人類行為動力的根源

弗洛姆引申傅洛伊德約兩個本能概念：生的本能與死的本能，而代之以人內心的兩種傾向：對生命的愛─「愛生性」(biophilia)和對死亡的愛─「戀屍性」(necrophilia)，說明人類行為動力的根源。

(一)愛生性(biophilia)

本質上為對生命的愛，是一種整體傾向，指對生命充滿歡悅和信心。史懷哲(A. Schweitzer)的「尊重生命J(reverence for life)即為其極致。

愛生性的具體表現，包含「創造」(creative)和「創生性的愛」(productive love)。創造是指對物而言，對於人則表現為「愛」。弗格姆說：「愛是一種在保持自己的完整性和個別性的情況下，與他人的結合(union)」(Fromm, 1956，p.20)。愛是一種主動積極的力量(active power)，愛是給予(giving)、關照(care)、責任(responsibility)、尊重(respect)以及了解(knowledge )，也是成熟人格的表現。

至於愛的形式，則包含：(1)親子之愛：無條件之愛與理性之愛的綜合。(2)兄弟之愛或友愛：「愛人如己」，對全人類的愛。(3)性愛(erotic love)：男女兩性之間身心的融合，其排他性。(4)自愛(self love)：自愛和自戀、自私不同，能愛自已方能愛別人，兩者是具關連的。(5)對神的愛：與神──指最高價值或善的合一。(Fromm, 1956, pp.38-82)

弗洛姆以愛生性代表人類向上、向前的動力，與之對立的則為戀屍性。(Fromm, 1964, pp.46-58)

（二）戀屍性(necrophilia)

弗洛姆從性格學上所描述戀屍性為：它是一種把活的東西變為死的東西的激情，是為破壞而破壞，為毀減而毀滅的行為；一切死的，腐爛的，病態的東西對他有強烈的吸引力。戀屍性和愛生性不能相容，當愛生性的發展受到阻礙，戀屍性便會出現，是「二者擇一」(alternative)的。(孟祥森譯，民64，P.275)

弗洛姆在「人類破壞性之剖析」中，對破壞性之表徵──侵犯( aggression)曾作詳細說明，分列為：1.良性侵犯：指生物學上合乎生存適應的。包含有：(1).擬似侵犯：行為侵犯或傷害了人，但卻是無意的，如：偶然、遊戲或能力之自我肯定等行為。(2).防衛侵犯：為防衛自己生理或心理的生存安全。如：自由受威脅、自戀感受到創傷，因抑制、或因服從命令的結果，或為另外之目的，而以侵犯為手段，如搶劫。(3)惡性侵犯：如，殘忍與破壞、狂歡、崇拜破壞、復仇、虐待、戀屍等等。弗洛姆認為防衛侵犯是與生俱有的，而惡性侵犯卻不同。只要發展人性的自我活動和創造能力，就可以減低惡性侵犯。

弗洛姆基於人類生存的情境，肯定人性是向上發展的，只有當此傾向遭受挫時才會呈現病態的、退化的形式，以下為弗洛姆人性的成長與衰退模式：(Fromm，1964，p.14)

參、性格理論

一、氣質與性格(temperament and character)

弗洛姆對人格的理論觀點，是建立在對性格(character)和氣質(temperament)的綜合探討之上。氣質是屬於先天的精神特質，性格則為後天形成的。兩者之交互作用構成了複雜的人格型態。

氣質是指「反應的模式」，是隨體質而生，不可改變的。希帕克拉底(Hippocratic 460-377BC)把氣質分為(1)膽汁質(choleric)：易怒的。(2)多血質(sanguine)：樂觀的。(3)神經質(melancholic)：抑鬱的。(4)黏液質(phlegmatic)：緩慢的。這些不同的反應模式，和個人的體質有關。至於性格，則是由經驗──尤其是早年的經驗所形成的，也可以受新經驗的影響而改變。兩者共同形成人格，如：一個具膽汁質氣質的人，他的反應模式是「快而強」。而如何的快而強，則視其性格而定。如果他是一個虐待性格的人，則其反應的殘忍行為將迅速而強烈。

弗洛姆認為性格是人類的第二天性，是人類喪失了動物本能之後的替代品。他說：「性格，是由一切非本能的欲求所組成而相當持久的體系；藉著它，個體同人類世界及自然世界相關連」(孟祥森譯，民 64，p.65)。在「自我的追尋」(Man for Himself)一書中他明確的界定：「性格的定義為在同化(assimilation)和社會化(socialization)的過程中，導引人們的精力於較固定的型式。」(Fromm ，1947，歐亞版; p.67.)

弗洛姆認為性格的根本基礎，並非在傅洛伊德所說的「慾力」(libido)之上，而是在人與世界關係的特殊性質之上。與世界發生連繫的關係可分為兩種：其一為同化作用，另一篇社會化作用。這些關係的特殊型式，即其性格的表現。性格使個人的行為一致而合理化，也是個人適應社會的基礎。

此外，弗洛姆還區分性格為「社會性格」(social character)與「個人性格」(individual  character)。社會性格指相同的社會階層或文化的大部分成員所共有的性格要素。個人性格受到社會性格的影響很大。但在同一文化下，每個人的性格仍不相同；個人性格的形成是由個人的體格、性情及其生活經驗(包含個人及文化的)所決定。

二、性格的類型

弗洛姆對性格的分類及解析，是他的性格理論的重點所在。

弗洛姆把性格區分為兩個主要的類型：「生產性導向」(productive orientation)與「非生產性導向」(non-productive orientation)。然而，就人的性格結構而言，這兩種導向並非截然二分或是全有或全無的，而是依其所佔分量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性格傾向。(Fromm, 1947, 歐亞版，pp.118-119)

弗洛姆又把非生產性導向，進一步細分為四種導向：1.「接受型導向」(the receptive orientation)，2.「剝削型導向」(the exploitative orientation) ，3.「貯積型導向」(the hoarding orientation ) ，以及4.「市場型導向」(the marketing orientation)。

這四種非生產性導向所形成的性格傾向，並不一定是負面的，而是依其生產性導向所佔分量的多或少，而形成正向或負向的性格。但為了使說明能更清楚，以下只先介紹其負面的部分。

（一）非生產性導向(non-productive orientation)

1.接受型導向(the receptive orientation)

「具有接受型導向的人，他們感到「所有事物的來源(the source of all good)」都在外面；同時也相信，他們所需要的一切──無論是感情、愛、知識或是快樂。想要獲得的唯一方法，便是自外界接受( receive)而得。」他們經常尋求一個「神奇的幫助者(magic helper)」；他們不但依賴權威以獲得知識和幫助，也依賴一般人以獲得任何一種的援助。當他們的「供應來源(source of supply)」受到威脅時，他們會變得焦慮和狂亂。他們常有助人的願望，但其動機則在於爭取別人的好感。

2.剝削型導向(the exploitative orientation)

剝削型導向和接受型導向同樣的地方是：他們也都覺得一切事物的來源都在外界；凡是他所需要的，都必須向外尋求，人不能自行產製任何東西。

兩者之間的不同點是：剝削型並不期待像接受禮物般的從別人身上接受東西，而是以強制或詐欺的方式來奪取。

他們總覺得從別人身上奪取的東西，總比自已做出的要更好。他們「喜歡」那些可以利用的人，而厭煩那些已被他們榨取過的人。別人對他們而言，只是可供榨取的對象。

3.聚斂型導向(the hoarding orientation)

與接受型和剝削型的正好相反，聚斂型導向的人，對任何從外界獲得的新東西都沒什麼信心。他們的安全是以貯積和節省為基礎；他們在自己的四周圍起一道牆，儘可能的把東西收進來以避免流失。他們的吝嗇包含：金錢、物資、感情及思想等方面。他們強調與外界的藩籬，以頑固、拒絕來對抗外界的侵犯。一切不在他藩籬內的東西，對他而言都是危險和不潔淨的；他們的座右銘是：「太陽底下無新鮮的事」。他們的最高價值是秩序和安全，認為:「我的是我的，妳的是妳的」。

4.市場型導向(the marketing orientation)

弗洛姆認為市場型導向性格為當代工商社會下之產物。

商品在市場上的價值，決定於「供需律」，無論一雙鞋子的「使用價值」(use value)為何，若供過於求，則其「交換價值」(change value)將極低。由於市場的價值觀念所重視的是「交換價值」而非「使用價佰」。因此，在這種工商社會文化下的人們，也對自己形成了類似的價值觀念。

弗洛姆稱此「凡是以自已為商品，並以交換價直為自己的價值的性格導向為「市場型導向」。

如果「成功」是依其能力 ( 亦即「使用價值」 ) 而決定，則個人的「自尊(self-esteem)」將和其能力成正比。然而，由於現代人體驗到自己既是市場上的商品又是售貨者，他的「自尊」遂非其個人所能決定。「成功」是指具有市場上的「交換價值」，為人所歡迎。個人的價值不再決定於他所具備的人性特質，而是在於多變化的競爭市場上的「成功」。個人也因此失去了「我就是我所做的我」的自我體認感，而代以之市場導向的「我就是你所需要的我」。他的自我將完全依賴於別人對他的看法，由別人所決定，就像一只洋蔥一樣，能被層層剝開，卻找不到其核心。

在市場導向下，人與人的關係變得冷淡而淺薄。人人都感到：孤獨，害怕失敗與急於奉承。(Fromm, 1947，歐亞版，pp.75-84)

（二）生產性導向(productive orientation)

相對於非生產性導向性格，弗洛姆提出了生產性導向性格。

1.一般特質

生產性導向性格，是一種基本的態度， 一種在整個人類經驗領域的關係模式，包含對他人、對自己、對事物的心靈上、情緒上、感覺上的反應，弗洛姆指出「生產性」(productiveness)是指一個人能自由的、獨立的、理性的運用他的力量，來實現他天賦潛能的一種能力。

個體用來體驗其外在世界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再生」(reproductively)的方式，透過對外在事實的理解，而如照片般的複製。一種是「新生」(generatively)的方式。透過個人的內在精神、情感的孕育，以及自發性反應而重新創造。這兩種方式若萎縮了其一，而只留下種，則將形成病態。現實論者只看到事物的表面特徵，完全依賴於外界現實，而缺乏內在自主的活動。精神失常的人則以內在的幻覺世界，取代了外在的現實。都同樣是一種病態。只有正常的人兼具有「再生」與「新生」的力量，這兩種力量的交互作用就是「生產」的動力來源。

2.生產性的愛和思想

人可以透過行動和瞭解來和世界達成生產性的關聯。

行動是指藉生產事物的創造過程；而瞭解世界則足藉著「愛」(包括情感和理性)與思想(thinking)來進行。

「生產性的愛(productive love)」包含：照顧、責任、尊重和了解等基本要素。「生產性思想(productive thinking)」是指透過「理性」來把握事物的表面、本質及過程；就認知的主、客體而吉，「生產性思想」具有以下的一些特性：(1)關連性：主體對客體產生興趣，受其影響，且關愛它。(2)客觀性：包含了對客體本質的尊重，觀察整體的現象，及觀察主體自身。

透過生產性的工作、愛和思想才能形成生產性導向的人格。

三、同化與社會化過程中的性格導向

 弗洛姆認為，生活的過程中包含著與外在世界的兩種關係：一種為同化作用(與事物的關係)，一種為社會化作用(與人的關係)。

以這兩種關係，可以更清楚的說明性格導向的性質：與事物的關係前已有過說明，至於人與人的關係，弗洛姆認為人際關係有三種：其一為共生關係(symbiotic    relatedness)，另一為退縮──破壞，第三種則基於愛。

共生關係藉著與別人合為一體，避免孤獨而獲得安全感，然而卻失去了白由、完整和獨立。在形式上不是「併吞別人」便是「受人併吞」，形成「虐待狂」或是「受虐狂」，在性格導向上即為剝削型或是接受型。

親近是共生關係的特徵，而疏遠則是退縮──破壞 (或冷漠) 的特徵。個人的無力感可以藉著對帶有威脅的他人的退縮而克服；至於「破壞」則是退縮的積極形式。

具有聚斂型性格的人，往往覺得外來的人對他是一種威脅，當他覺得這項威脅太大時，則採取「破壞」的手段來克服它。「冷漠」則基於內心的隔離，只保持表面輕鬆的接觸，而仍保留內心的距離，在性格導向上即為市場型。

至於生產性導向性格，則是透過愛和理性和自己與他人建立健全的關愛。

四、不同性格導向之間的混合

性格往往不是單屬於一種導向，而是許多導向之間的混合。

生產性導向與非生產性導向之間的混合尤其重要。非生產性的四種導向，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是生活中正常而且是必需的一部分。為了生存，人們必須領受東西，取得東西，節省和交換。他也必須服從權威、指導他人、能夠孤獨、以及表達自己。只有當這種事物，對人的關係轉成非生產性導向的形式時。他的領受、取得、節省與交換的能力，將轉變成接受、剝削、貯積以及市場性的渴求。他的一般社會關係：忠實、、權威、固執與公正，也將轉變成為：臣服、支配、退縮以及破壞。

沒有人完全屬於生產性導向，也沒有人完全缺乏生產性導向。他的非生產性導向的性質，則決定於生產性導向在其性格結構中，所佔份量的多寡之上。生產性導向的佔優勢與否，決定了其非生產導向所形成的正面或負面的特質。

肆、結  語

弗洛姆的人文主義精神分析思想，乃是基於對人類、對社會的關懷之上而建立的，其目的乃在希望發展健全的個人，建立健全的社會。

傅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是從生物學──性的驅力來立論，而弗洛姆則從祉會學──理性的發展來探討。弗洛姆不只從個人生命史的發展來瞭解個人，也從人類社會的進化過程來瞭解社會。

他從人類生存的特殊情境著手，發現理性為人性發展的根源，進而分析人類的基本需求，探討人類行為動力的來源。然後從個人生長與社會演進的觀點，剖析人類的性格類型，並提出工作、愛、理性的生產性思想，指引出健全的個人與社會之路。期望發展人性的內在潛能，活出有意義的人生，使整個社會更健企、更美好，以增進全體人類的幸福。

參考書目

一、弗洛姆的著作

1.Fromm, E. (1941) Escape from Freedom ，N.Y., Rinehart (台北市敦煌書局另有重印本，民57年)

2.Fromm, E. (1947) Man for Himself, N. Y., Rinehart. (台北市歐亞書局另有重印本，民59年 )

3.Fromm, E. (1955) The Sane Society, N.Y. Rinehart.(台北市敦煌書局另有重印本，民57年 )

4.Fromm, E. (1956) The Art of Loving, N.Y. Harper & Row.

5.Fromm, E. (1961) Marx’s Concept of man, N. Y. , Ungar.

6.Fromm, E. (1962) Beyond the Chains of Illusion, N. Y., Simon & Schuster.

7.Fromm, E. (1964) The Heart of Man, N.Y., Harper & Row.

8.Fromm, E. (1968a) The Nature of Man, N. Y., MacMillan.

9.Fromm, E. (1968b) The Revolution of Hope, N. Y., Harper & Row.

10.Fromm, E. (1970) The Crisis of Psychoanalysis, N. Y. ,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1.Fromm, E. (1973) The Anatomy of Human Destructiveness, N. Y.,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2.Fromm, E. (1976) To Have or To Be, N.Y., Harper & Row.

13.Fromm, E. & Maccoby, M. (1970) Social Character in A Mexican Village, Englewood Cliffs, N.Y., Prentice Hall.

14.孟祥森 譯(民60a)禪與心理分析。台北：志文(Zen Buddhism and Psychoanalysis, With D. T. Suzuki and    R. de Matino, 1960)

15.孟祥森 譯(民60b)基督教義的心理分析。台北：有志。（The Dogma of Christ and other Essays on Religion Psychology and Culture,1963）

16.孟祥森 譯(民60c )人性的最強發展。台北：有志。(You Shall be as God, 1966)

17.孟祥森 譯(民60d )人的心。台北：有志。(The Heart of Man, 1964)

l8.孟祥森 譯(民64)人類破壞性之剖析。台北：牧童出版社。(The Anatomy of Human Destructiveness, 1973)

19.孟祥森 譯(民75 )人類的新希望(再版)。台北：志文。(The Revolution of Hope, 1968)

20.孟祥森 譯(民76 )愛的藝術(再版)。台北：志文。(The Art of Loving, 1956)

21.林錦 譯(民58)心理分析與宗教。台北：美國佛教會。(Psychoanalysis and Religion, 1950)

22.欣瑜 譯(民60)心理學與宗教。台北：有志。(Psychoanalysis and Religion, 1950)

23.孫石 譯(民77)自我的追尋(再版)。台北：志文。(Man for Himself, 1947)

24.徐進夫 譯(民62)心理分析與禪。台北：幼獅(Zen Buddhism and Psychoanalysis, With D. T. Suzuki and R. de Martino, 1960)

25.莫迺滇 譯(民76)逃避自由(再版)。台北：志文。(Escape fro Freedom, 1941)

26.陳秋坤  譯(民62)為自己而活。台北：大地。(Man for Himself, 1947)

27.陳琍華  譯(民75)理性的掙扎(再版)。台北：志文。(The Sane Society, 1955)

28.張潤梅  譯(民66)假面具的獨白。台北：道聲。(Psychoanalysis and Religion,1950)

29.葉頌壽  譯(民76)夢的精神分析(The Forgotten Language,1951)

30.蔡仲章  譯(民59)人類之路。台北(Man for Himself,1947)

31.環宇出版社 譯(民60)希望的革命。(The Revolution of Hope, 1968)

二、其他參考書籍

32.王元明(民79)弗洛姆的人道主義精神分析。台北：遠流。

33.周蓮清(民65)弗洛姆的人文思想及其在教育上的意義。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34.鄭石岩(民64)弗洛姆的精神分析理論。台北：商務。

著作者：林  煌 

收於：「現代心理學說」郭為藩主編，師大書苑，199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