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威權政治經濟體制的結構性危機

   綜觀後威權時代政治經濟危機的起源主要來自兩方面：党國威權體制內生的結構性腐化（structural corruption）以及民主化過程中政治至上與選票至上邏輯的進一步扭曲。作為重要選票基礎的特殊利益團體與地方派系，形成Mancur Olson （1982）所稱的分配性聯盟（distributional coalition），其競租行為（rent-seeking）造成經濟效率的腐蝕與社會分配的不公（朱雲漢，2000）。由此可見分配性聯盟的競租行為並不必然只是壟斷性政治經濟體制的產物，由臺灣與拉丁美洲國家的經驗顯示，經濟自由化過程中國家的驟然退出經濟壟斷位置，可能造成分配性聯盟的突增，經濟體制的開放反被寡占財團勢力所瓜分（Schamis, 1999）。臺灣的國營事業私有化亦落入同樣的陷阱（張晉芬，1999）。 
    此外，臺灣的民主制度設計形成一種互為因果的政治困境，例如聲名狼藉的複數選區一票制（SNTV），不但在選舉提名與競爭過程中造成同室操戈，也不利於黨紀的強化。缺乏黨紀的破碎政黨體系（fragmented and centrifugal party system）以及無法取得國會多數的行政部門，造成政治癱瘓與決策困境，舉凡需要透過立法或修法程式的重大改革，均可能因涉及相關利益的抵制，或純粹為了政黨競爭而杯葛行政部門的提案。這些政治困境使得體制內的結構性改革相當困難，更惡化了民主制度下不可治理的危機（crisis of democratic ungoverna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