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的亞洲政策

   一九九三年至九五年，俄中關係從低蕩到「夥伴」。俄中關係的改變，在一九九四年九月莫斯科高峰會已告出現。該次俄中聯合聲明說，雙方是「建設性夥伴關係」，共同「反霸權、權力政治、以及敵對性政治軍事經濟集團的建立」。一九九五年五月俄中高峰會，江澤民宣佈俄中「已決定建立與發展戰略上邁向廿一世紀的建設性俄中夥伴關係」。自此以後，「戰略夥伴關係」的公式便成為雙方關係的表述。
   　
   在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八年間，進入強化俄中「戰略夥伴」的階段。其中，一九九六年四月上海高峰會，建立了中國、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與塔吉克等國組成的「上海五國」(Shanghai Five) 集團，這是尼克森總統一九七○年代訪問北京以來，美俄中大三角關係的最大地殼變動----尼克森以來的基本戰略格局是：美對俄中的關係緊密於俄中雙方，美在大三角中有主導權與議價權。但上海高峰會與「上海五國」集團的結成，標誌這個時代已宣告結束。
    上海合作組織」的前身「上海五國」集團，起自一九九六年四月五國領袖在上海的聚會。本質上，這個集團是中國與俄羅斯在中亞地區進行的「戰略協作夥伴」，一個中國在形式上尊重俄羅斯在中亞領導權的特殊集團。二○○○年七月，「上海五國」高峰會在塔吉克首都杜尚別召開，北京與莫斯科同調，共同增強對中亞諸威權政府的經濟援助，並著手強化「上海五國」集團的政治、經濟、軍事與情報機能，逐漸將該集團從邊境裁軍與軍事互賴機制，轉變成區域集團安全體系，這個新區域集體安全體系，明顯帶有反美議程與目標----反對美國的人權立場、飛彈防禦計畫、美國在亞洲安全議題上的立場(如美國對台政策)，以及謀求削弱，乃至最終排除美國在中亞的影響力，為了達成上述目標，中俄以分別及合作的方式，通過共同打擊「宗教激進主義」與「分離主義」，積極整合中亞諸國。
    中俄兩國以共同打擊「宗教激進主義」與「分離主義」的名義，共同打擊俄羅斯的車臣、中國的維吾爾、中亞的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 (IMU)、以及阿富汗的塔里班(Taliban)----等的機會，計畫在二○○三年將進駐中亞的俄軍擴增至五萬兵力，而中國則自二○○○年四月起，派遣觀察團考察獨立國協在中亞的聯合軍事演習，並逐漸強化其與中亞諸國的軍事合作關係，藉以協助中亞諸國的專制統治者升高內部鎮壓，強化威權統治。

   此外，俄羅斯還積極邀請印度、伊朗與烏茲別克加入該組織，進一步，莫斯科企圖通過整合伊朗與印度，從而在歐亞大陸地緣政治棋盤上，最終實現俄羅斯前首相普利馬可夫(E.Primakov) 的俄印中「三角戰略軸心」計畫，二○○○年十一月「上海五國」四對一談判模式改為一對一模式，進一步突顯中國影響力的抬頭，俄羅斯喪失其在中亞地區的傳統霸權的恐懼更甚，因而極力拉攏印度介入中亞事務，謀求在俄中聯合對美的形式下，增強對中國在中亞影響力的制衡，在俄中關切的中亞安全議題上，雙方的政策目標存有矛盾。針對中亞的穆斯林反抗，北京的目標是予以解決，避免中亞動亂波及新疆，而莫斯科的真意，與其說是解決，毋寧說是利用，據此合理化其在中亞維持與擴大軍事存在的目標，除了中亞霸權之爭的因素外，中國對俄羅斯遠東地區的影響力日益擴大，以及中國軍事力量的不斷增長，也引起莫斯科的警戒。
   對於中國來說，美中關係與其同日本、俄羅斯和印度的關係一樣，有著最重要的意義。事實上，對於中國來說，北京與華盛頓之間的互動，無可爭議地是這四個關係中最重要的，那麼，從本質上講，在美國與中國複雜的平衡當中，北京必須謹慎行事，以防其更遠大的抱負與眼前的利益發生衝突，同時，華盛頓也必須小心謹慎，以免在處理與中國的關係時因戰術上的不當而破壞它在歐亞大陸的戰略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