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永遠不允許別國干涉內政*

（一九九○年七月十一日）

　　去年以來一些國家對中國實行制裁。我認為，第一，他們沒有資格制裁中國；第二，實踐證明中國有抵抗制裁的能力。中國經濟發展雖然受了一些影響，但影響不大。事實上，制裁正在逐漸消失。中國的特點是建國四十多年來大部分時間是在國際制裁之下發展起來的。我們別的本事沒有，但抵抗制裁是夠格的。所以我們並不著急，也不悲觀，泰然處之。儘管東歐、蘇聯出了問題，儘管西方七國制裁我們，我們堅持一個方針：同蘇聯繼續打交道，搞好關係；同美國繼續打交道，搞好關係；同日本、歐洲國家也繼續打交道，搞好關係。這一方針，一天都沒有動搖過。中國度量是夠大的，這點小風波吹不倒我們。

　　中國永遠不會接受別人干涉內政。我們的社會制度是根據自己的情況決定的，人民擁護，怎麼能夠接受外國干涉加以改變呢？國際關係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則，應該是不干涉別國的內政，不干涉別國的社會制度。要求全世界所有國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辦不到的。世界上那麼多伊斯蘭國家就根本不可能實行美國的所謂民主制度，穆斯林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會向美國學習資本主義制度，中國人口也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還有非洲，非洲統一組織的強烈的普遍的呼聲就是要求別國不要干涉他們的內政。這是世界局勢的一個大背景。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西方發達國家堅持干涉別國內政，干涉別國的社會制度，那就會形成國際動亂，特別是第三世界不發達國家的動亂。第三世界國家要求有穩定的政治環境來擺脫貧困。政治不安定，誰還有精力搞飯吃？更談不上發展了。所以現在確實需要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⑴作為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準則。現在出現的新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是不能長久維持的。少數國家壟斷一切，這種形式過去多少年沒有解決任何問題，今後也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中國要實現自己的發展目標，必不可少的條件是安定的國內環境與和平的國際環境。我們不在乎別人說我們什麼，真正在乎的是有一個好的環境來發展自己。只要歷史證明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就夠了，別國的社會制度如何我們管不了。東歐事件發生後，我跟美國人說，不要高興得太早，問題還複雜得很。現在東歐的問題尚未解決，再捅別的亂子幹不得！可以設想一下，如果中國動亂，那將是個什麼局面？現在要是中國亂起來，就決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問題。那時還有毛主席、周總理等老一輩領導人的威信，說是“全面內戰”，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內戰並沒有出現。現在就不同了，如果再亂，亂到黨不起作用了，國家權力不起作用了，這一派抓一部分軍隊，那一派抓一部分軍隊，就是個內戰的局面。一些所謂民主鬥士只要一拿到權力，他們之間就會打起來。一打內戰就是血流成河，還談何“人權”？一打內戰就是各霸一方，生產衰落，交通中斷，難民不是百萬、千萬而是成億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響的是現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亞太地區。這就會是世界性的災難。所以，中國不能把自己搞亂，這當然是對中國自己負責，同時也是對全世界全人類負責。外國的負責任的政治家們也會懂得，不能讓中國亂。什麼人權、民權問題，都管不住這個問題。唯一的出路，是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在五項原則基礎上和平共處、相互合作，而不是干涉別國內政、挑起別國內亂。中國提出這樣的問題是為了引起大家警惕，是為了提醒各國決定對華政策時要謹慎。
　　
　　*這是鄧小平同志會見加拿大前總理特魯多時的談話。

　　注釋：

　　⑴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國政府代表團和印度政府代表團就兩國在中國西藏地方的關係問題在北京舉行談判。這五項原則是談判開始時周恩來總理同印度政府代表團的談話中提出的，後正式寫入雙方達成的《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的序言中。一九五四年六月周恩來總理和印度尼赫魯總理的聯合聲明以及此後的許多國際性檔都採用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法。五項原則作為國與國之間關係的準則，已在世界上得到廣泛的承認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