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峽評論》342期-2019年6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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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五四與兩岸認知
姜新立
（佛光大學名譽教授）

　　　　兩岸對紀念五四的態度

　　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週年。五四運動之所以值得紀念，在於它是現代中國民族運動在政治面上的一個表現，它使中國民族運動的潮流由此浩浩蕩蕩向前奔流；這麼一個重要的而且對現代中國乃至海峽兩岸產生深遠影響的政治／社會運動，本身就有重大的歷史意義，身為中華民族一分子的海內外中國人，沒有不紀念它的道理，但是今年兩岸紀念它的方式迥異其趣。

　　大陸由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北京高規格地紀念五四運動一百週年；台灣只由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召開一個「五四10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至於執政的民進黨在「去中國化」下認為「五四運動」是中國的事，與台灣無關，連理都不理，更別談紀念與否了。

　　對待一百年前的五四運動，大陸的正式和隆重與台灣的輕忽和無意形成顯明對比。北京的「有心」與台北的「無意」不僅是心態問題，根本上是認知問題。

　　　　五四運動的真義

　　發生在1919年（民國8年）5月4日「五四運動」，本質上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政治／社會運動，直接原因是日本進攻山東，提出廿一條，北洋政府全盤接受。袁氏一死，親日派當權，此時中國分裂為南北兩個中國，日本在國際上一面與西方勾結，一方面以「西原借款」為餌，收買中國軍閥，訂立中日軍事同盟條約，強迫北洋政府承認日本在中國山東特權。國人本希望國際能主持正義公道，但事與願違，英、法、美在「巴黎和會」上均同意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由日本繼承。安福系政府派代表團去巴黎準備簽字於《凡爾賽條約》，這種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不公不義與霸權作為，引發國人對北洋軍閥政府軟弱無能及喪權辱國的極度不滿，隨後由北京大學等13個大專院校師生以「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口號，號召北京廣大市民走向街頭遊行示威，引起全國響應後，立刻變成為一個大規模的全民族的反日救國的民族運動。

　　這場運動扛大旗者是傅斯年，起草《北京全體學界通告》者是羅家倫，運動的政治話語是：「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斷送！中國地人民，可以殺頭，而不可以低頭！」遊行聲勢浩大，示威群眾波瀾壯闊，浩浩蕩蕩直向北京東交民巷各國駐華使館前進，並直接上演「火燒趙家樓」。

　　當時的五四運動驚動海內外，不但讓中國代表團被迫拒絕簽字，而且北洋親日政府最後遭國人推翻，廿一條也被迫取消。

　　從救亡與圖存看，「五四運動」不但是反日愛國政治運動，而且也是政治文化啟蒙運動。沒有「五四」，中國知識分子不會進一步關心國是；沒有「五四」，國民革命潮流不可能如此奔騰澎湃，北伐不可能勢如破竹，最終統一全國。同樣，沒有「五四」，中共也不可能在兩年後正式出現，可見「五四運動」影響現代中國的發展至為深遠。

　　總體上說這場運動是以中國青年學生為主體的反抗西方帝國主義霸權的「維護國權」運動，本質上是一場政治上的反殖民主義與愛國主義運動，更確切地說，「五四運動」是一個國民的政治運動，反日運動，是純粹的民族愛國運動，它的直接目的是收回山東，廢除廿一條，取消中日軍事聯盟，它影響了中國國民黨的國民革命及北伐，影響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與出現，影響了中國全民族的對日抗戰，影響了國共內戰，影響了中國的走向與今日台海兩岸的發展。

　　　　區分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

　　「五四運動」是政治性的民族主義愛國運動，但它出現的背後不能被忽略的是有關「中國根本問題」之解決的文化與思想改造運動的「新文化運動」。因此，「五四」在涵義上有兩個意指：狹義上指民族／政治愛國主義的行動表現；廣義上指新思潮、新文化運動的政治實踐。雖然「五四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的碩果，但要加以區分，而「新文化運動」又是近代中國「西化運動」階段性發展的產物。

　　談到近代中國的西化／現代化運動，就讓人想到滿清末葉的「自強運動」與「變法運動」。沒有近代中國的落後與貧弱，不可能有西方列強的霸權與對中國的侵略。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用大砲打開中國的大門，從此中國被欺辱，變成西方勢力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清廷雖知「西夷船堅砲利」，但仍採取閉關自守政策，只有有識之士如林則徐、魏源等人看到問題的嚴重，並想出解決的方法，那就是「師夷長技以制夷」，接著有曾國藩、李鴻章發起的「洋務運動」，面向「西化」以求「自強」。

　　滿清末葉的「洋務運動」，就是「自強運動」，在知識意義上其實就是「西化」或「歐化」運動。當時的「西化」強調的是科技式的「西學」。曾國藩說：「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物，以學作炸炮，學造輪舟等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長我皆有之，順者報德有其具，逆者報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尤其是李鴻章，他的「自強」可以下面這句話涵蓋之：「中國一旦有開花大砲與輪船兩樣，西人即可歛手。」

　　清同治的新政，以及李鴻章的洋務事業對中國人的工業科技有開路之功，但自強運動並沒有徹底成功，除了受到八股階級的阻撓，主要在於滿清末葉的洋務／自強運動停留在科技器物層次上的「西化」，張之洞雖提出「中體西用論」，只有鄭觀應指出富強之本在於學術（科學）與商務，不在船堅砲利。可見清末的自強／洋務運動從現實維度上看還是某種型態的「西化運動」，對後來民國初年的「新文化運動」所提出的「賽先生」（科學）有影響。

　　甲午戰爭日本以小國戰勝中國，刺激中國思考日本明治維新與中國洋務新政之差別，於是有康有為的公車上書，以廢科舉、設學校、變法為本，於是清末西化運動走入第二階段。

　　1898光緒廿四年「戊戌變法」／「百日維新」失敗，導致孫中山政治革命運動加速。雖然清末的西化運動第二階段就此結束，但「公車上書」無疑是「五四運動」的先驅，而「強學會」以及後來的「保國會」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政黨的萌芽，至於康梁的自由解放文體，不但開啟中國政論文章風氣之先，也為民國初年的「新文化運動」中的「白話文運動」產生助產士效應。

　　辛亥革命成功，中華民國肇造，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雖是一套建國方案，但在當時世界思潮下，中華革命黨是民族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分子的大融合，如果說康梁主張的君主立憲是傾向英國、德國、日本式的政體，則革命黨人是傾向美國法國式的政治體制，從社會發展和思想維度看，這些都是廣義上的「西化運動」。

　　民國成立之後，帝國主義支持清末出賣變法的袁世凱奪取孫中山的政治權力。袁世凱接任大總統，並以「尊孔」為名，掩護其權詐，隨即改號洪憲稱帝。在歐戰既起，日本提出廿一條和袁氏帝制運動中，近代中國的西化運動走入以「反傳統」為旨意的第三階段，此即「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

　　1915年9月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雜誌出版，開啟「新文化運動」先聲。《新青年》本來不談政治，因為對當時政治失望，希望以「新文化」教育出「新青年」，以作為救國建國人才，這就是它的《發刊詞》所說的：「國勢凌夷，道衰學蔽，欲與青年商榷將來所以修身治國之道。」

　　「新文化」是甚麼？陳獨秀在《本誌罪案之答辯書》中說：「本誌同人本來無罪，只因擁護納德謨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

　　《新青年》要擁護民主與科學，這只是清末洋務、自強、變法、革命、西學、西化的重新定位。一句話，「新文化運動」在反東方傳統文化的前提下接受西方現代文明。新文化運動的兩位旗手一是陳獨秀，另一是胡適，他們雖然都擁護民主與科學，但陳、胡兩位的思想傳統不一樣，一個是馬克思主義，另一個是自由主義；陳以列寧為師，胡是杜威的學生。

　　民主與科學固為西方文化，社會主義當時則是最先進的西方文化，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形勢與思潮發生根本性變化，在此變化中西方權力構造破裂，斯賓格勒形容這是「西方之沒落」。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脫穎而出，共產主義成為一個世界性運動，由於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本身對西化／現代化，乃至對現代性認識不足，此時胡適主張全盤西化，而陳獨秀突由社會主義不適用於中國一變而認為馬克思主義更具有時代性，兩人因西化、俄化之爭不僅埋下《新青年》的內部分裂，而且最終促使「新文化運動」的分化。

　　五四運動阻止了中國在《凡爾賽條約》的簽字，瓦解了北洋親日政府，對世界表示了中國民族的不可欺侮，並且促進了中國民族／國民運動之發展，同時又反過來影響了新文化運動。在五四運動期間，新文化運動與民族／國民運動原是相互補充配合的，在陳獨秀認為俄國十月革命後的工業化是落後國家的現代化途徑後，以及《新青年》分裂引起新文化運動分化後，加上1921年7月陳獨秀成為中共成立初期的大家長後，連中國青年思想／民族及國民運動也開始分裂了。

　　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本意希望以新思想新文化建構新青年的知識定力，以進行長期的救國運動，這是新文化運動最為有價值的地方。筆者無意責備先賢，但從今天的知識視域看，在中國社會之西化過程中，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沒有充分瞭解中國受病的根本原由，在西方霸權勢力與思想觀念的被殖民壓力下，喪失了民族自信心，走上崇洋媚外之路，不能不說他們的知識理論是欠缺完備與系統的。

　　他們忽視「中國之根本問題」在於立足於民族主義之上走現代化途徑以便使中國「既富且強」問題，他們一昧地反傳統，求新思想於全盤西化，連中國知識分子傳統的自尊心也給加以否定／反掉了。一旦中國知識分子成為「空洞人」或「意識型態人」後，中國的民族／國民運動必然陷於長期的政治混亂與矛盾紛爭中，這是新文化運動最為不足的地方。

　　　　兩岸紀念五四的異同

　　今年兩岸紀念「五四」，只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百年五四」與「五四百年」，兩岸在形式上都要加以「紀念」。除此以外，在實質上兩岸對待／認知「五四」是有極大差異的。

　　今年大陸紀念「五四」規模提高至國家／全黨層次，可見大陸重視「五四」。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紀念五四運動一百週年大會」中發表將近7,000字的長篇講話。習近平指出，「五四運動」孕育出了以「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為主要內容的偉大「五四精神」，而此精神「其核心是愛國主義」。讓我們回看本文「五四運動的真義」一節所論五四是對現代中國之困局的救亡圖存下的愛國主義政治運動，可以看出習近平對五四運動的核心意涵把握準確。

　　習近平面對今日台海兩岸情勢，尤其是台灣民進黨蔡英文當局在親美媚日下的「去中國化」與「反民族」作為，習藉紀念五四強調「一個人不愛國，甚至欺騙祖國、背叛祖國，那在自己的國家、在世界上都是很丟臉的，也沒有立足之地的。」

　　習近平還引用孫中山先生的話語表示，做人最大的事情，「就是要知道怎樣愛國」。如果把「愛國主義」／「愛國」在語意上、邏輯概念上廣延至「民族主義」／「愛民族」，那習近平上述的強調明顯地是指斥台灣現在的民進黨執政當局的政治作為有違五四精神。

　　至於習又說，對「新時代中國青年」有六點要求：一是樹立遠大理想；二是熱愛偉大祖國、聽黨話、跟黨走；三是擔當時代責任；四是勇於砥礪奮鬥；五是練就過應本領；六是錘鍊品德修為。五四運動是青年愛國主義運動，在論述五四運動精神上，作為黨及國家最高領導人的習近平如此要求大陸青年愛國愛黨，可以理解的是中共向來重視青年政治思想教育，有甚麼樣的青年就有甚麼樣的國家未來。

　　五四時代的大學生也許在學問上不是很成熟的，但他們有理想，真愛國，沒有低級趣味，也不追求個人享樂。習近平要求當代大陸青年保持五四優良傳統，對「中國往何處去」的價值目標追求會有正面導正作用。

　　至於「新時代中國青年要聽黨話、跟黨走」，台灣西化派的知識分子批評甚烈，指習意在反對新文化運動中全盤西化旗手胡適的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突出與意涵的是集體主義。但從孫中山在「三民主義」演講中強調要求青年學生與革命軍人要「少一點」／宜「有限的」「個人自由」才對國家民族發展有利一事看來，習的講話應被理解，不應被曲解。

　　習還說五四運動也是一場「傳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識的思想啟蒙運動和新文化運動」，這場運動一個核心是「愛國」，兩個基本點是「民主」與「科學」。台灣說習近平在講話中「遺忘」（不提）了「德先生」和「賽先生」，這種批評是不公平的。「德先生」指「民主」，但「民主」有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也有社會主義民主，鄧小平老早說過中國不可照搬照抄外國經驗，即指不要生硬地「全盤西化」資產階級民主，考茨基說「社會主義缺乏民主不可思議」，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的一黨主政多黨合作下的政治協商不可謂非民主。談到「賽先生」，對岸的軍事科學研究與發展有目共睹，早已是軍事強國，就以去年「嫦娥四號」成功登陸月球背面，以及美國打壓中國5G資訊科技看來，就足以說明中國已擠身科技強國了。

　　今年台灣紀念五四百年，規模層次都低得多，不但執政的民進黨蔡英文政府不予紀念，而且認為「五四」是中國你家的事，與台灣無干。曾受五四深刻影響的國民黨，目前在台灣是在野黨，它忙於明年的總統大選及擺平黨內初選的權力山頭都來不及，根本無暇談紀念不紀念五四百年問題。

　　對中國現代史具有特殊意義的五四運動，在台灣除了幾位知識分子在報紙發表幾篇紀念文章外，只有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在南港舉辦一場紀念五四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台灣對待具有重大歷史作用的五四運動如此的冷漠，除了心態與認知有出乎意外的不正常外，台灣對百年五四在心理上的冷漠與知識上的扭曲直接的目的是從知識上進一步「去中」。

　　1949年以後的台灣被稱為「自由中國」，80年代台灣出現政治民主化，這與五四的啟蒙精神與胡適維護的自由主義不可分。五四作為一個思想因子，成為台灣政治反抗運動與民主發展的潛流與動能。民進黨當年還是黨外運動時候，也是在五四啟蒙精神下以「民主」挑戰國民黨的黨國威權體制，蔡英文別忘了妳的政黨的名字還是以「民主」與「進步」為名的，今天上台後民進黨將「民主」踩在腳下，前不久蔡政府甚至在台大紀念五四旗手及前校長傅斯年的「傅鐘」下上演反學術自由、反大學自治的反民主「拔管大戰」。五四有恩於民進黨，民進黨愧對五四！

　　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反傳統」與「求西化」在90年代的台灣文化思維上異化成「離開中國越遠，則台灣越現代化」的謬誤邏輯，並最終出現民進黨的政治「反中」與文化「去中」。以台灣民粹主義對抗大陸民族主義，這種偏狹排他的「反中」、「去中」心態與作為，不但扭曲了五四精神遺產中的「德先生」（民主），而且故意割斷台灣民主化與五四精神的有機聯繫。

　　　　正確對待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本質上是一個救亡圖存的愛國主義政治運動，它追尋的當然是先求民族之解放與國家之自由；既然五四是新文化運動的政治實踐，五四遺產所強調的民主與科學，只能等待運動出現後的時空才能給予現實化，這就是五四歷史雖經百年仍須紀念，五四精神事過百年仍要堅持的原因。

　　在五四因子中，愛國主義、民族主義與民主、科學並不矛盾，兩岸對待與認知五四上應該將這四個因子辯證統一起來。

　　今天大陸不但做到「維護國權」，而且已然「中國和平崛起」，說明北京政治治理者的努力已經超越五四的「救亡圖存」。今天大陸正朝向「偉大的民族復興」邁進，說明北京把握住並正確地對待了五四運動。反觀台灣，冷漠地無視五四運動的存在，而且以反中、去中閹割掉五四運動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尤其是執政的民進黨不但背叛了五四精神，而且蹂躪踐踏了「德先生」，這是對五四運動的扭曲，決不是正確對待五四運動。

　　「五四」是民族愛國運動，也是知識分子深刻反省「中國往何處去」的一個思想文化運動。這需要大的學問和思想，而當時中國知識界所有的知識武裝，只是「新文化運動」，即民主、科學和白話文，而其全部精神則是對西方文化之崇拜與移植。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領袖人物熱愛國家的動機與關心民族的命運不可否認也值得欽佩，但從「反傳統」與「求西化」中試圖解決「中國問題」顯然是邏輯上「破」與「立」的矛盾對立與知識上的欠缺不足，今日觀之，這是五四最大的弱點。

　　對待「五四」，誠如奧古斯丁所言：「正當地尋求，就會完整地找到」。筆者也願在此指出：正當地對待，就能完整地把握，1919如此，2019 及其以後依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