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法官的鞠躬道歉
2010-03-30 聯合報
吳景欽／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

         三月廿六日，日本宇都宮地方法院為纏訟多年的足利事件，畫下休止符，審判長在宣判無罪的同時，向被告深深一鞠躬，並道歉，為了這句話，被告足足等了十七年半。

         一九九○年五月十二日，日本足利市發生兒童失蹤事件，隔日清晨，被發現陳屍於附近的河川邊，而在被害者的衣服上發現有體毛與體液斑，由於無目擊者，因此警方將矛頭指向死者所就讀的幼稚園司機，即當時四十三歲的菅家身上，並為ＤＮＡ鑑定，由於當時ＤＮＡ的比對技術剛剛萌芽，日本科學警察研究所在鑑定報告中，雖確認被告與行為人為同一，但亦記載準確率僅為千分之一點二。

         而在僅掌握ＤＮＡ鑑定報告下，警察為規避律師辯護，強制將菅家帶往警局，並以疲勞轟炸的詢問方式，不斷的恐嚇菅家，並聲稱警方已掌握充足證據，若不自白，必然會被判死刑。菅家在無助、無奈與驚恐下為自白，而警方早已在媒體等待與期盼下宣布破案，被告也從此失去自由，並於二千年七月在最高法院駁回上訴後確定。

         全案雖經確定，但在日本律師界奔走下，終在二○○九年六月獲得再審裁定，其關鍵是ＤＮＡ比對技術的進步，而足以排除當時的鑑定，當初被認為牢不可破的所謂罪證，也被重新檢視，如被告四十三歲未婚且獨居，竟也成為其有戀童傾向的輔助證據，既可笑，更可悲。

        回想民國六十七年，三位第一銀行的職員，因押匯的問題，而遭檢察官以貪汙罪起訴，纏訟達卅年，歷經史無前例的更十二審，最後雖經無罪判決確定，但在聲請冤獄賠償時，有兩位職員竟被以「確有誤導」檢方羈押為由，而遭司法院否決，還得聲請釋憲，大法官雖已做出釋字第六七○號解釋加以否定，算是還給被告一個公道，但我們要問，是誰造成如此的結果？是調查員、檢察官、還是法官？在參與司法人員不少的責任分散下，恐變成無人必須為此負責的窘境。

        日本司法人員很有勇氣，向被告承認錯誤，即便傷害已無法挽回，但仍值得肯定。若類似狀況在我國發生，我們的司法人員也應有如此勇氣承認並矯正錯誤，司法不會因此崩潰，反而使人民更佩服司法的道德與勇氣。

        今天上刑分課的時候，吳老師提到了這個案例。

         想想，假如今天我是那些日本司法人員，我有足夠的勇氣向被告承認錯誤嗎？我想我是沒有的！即使冤獄已經造成了，但仍會對於外界的批判感到恐懼與退縮。進而不敢承認自己的疏失與過錯！

        吳老師課堂上也說假使台灣的司法若是也能有這樣的勇氣與態度，縱使過錯傷害已然造成，但卻不會讓台灣百姓們認為司法是沒有用處只會壓榨老百姓的工具。不管在台灣、日本或是其他的國家，我想發生了這樣的事件，參與案件中的人都會一而再的包庇其他執法人員吧！畢竟只要判決被告無罪，等於推翻了前面幾百個人的判斷；相對的，倘若判有罪卻造成了冤獄，這都是大家所不願見到的。

        對此，雖然許多國家都有前面判決冤獄的案例在，但像日本法官這樣鞠躬道歉的有幾個呢？如果你我是那日本法官，是否會低頭承認錯誤呢？

        對於那30秒的鞠躬認錯，我深感佩服。也期許在未來，能更少類似這樣的事件發生，司法人員對於執法能更謹慎，也能對於自己的錯誤來勇於承認，這樣我們的社會一定能夠更和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