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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祖焯(寄自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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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懷暖情

# 2011-02-01# 講義第10002期 夏烈
何凡(夏承楹)生於一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聯合副刊》的「玻璃墊上」專欄已是二十六年前的往事。然而至今還有人告訴我,他們看「玻璃墊上」看了三十多年,由高中看到五十天命之年。何凡是上一代的人?還是這一代的人?他代表了什麼?又不代表什麼?我是他唯一的兒子,他走後這八年,只入我夢一次,因為我們是不同的人。一個在清華大學受教於我的女學生說:「夏教授不是『溫良恭儉讓』型的學者。」我不是,卻認為何凡對我們家人是如此,父子本來就沒有必然的相同。與何凡共過事的人,多認為以「溫良恭儉讓」形容他根本不合適。他是個為理想堅持到底,不退讓的人。他一生辛苦工作,不盲從,更不隨便附和別人。他們說何凡只是表面上「溫良儉」,但不恭也不讓,甚至固執?──?擇善固執。

因為他說過「我既非黨員,又非教徒」,因為我與他曾被情治單位傳訊,他的專欄常批評政府及執政黨,所以社會上視他為黨外異議分子。其實這是誤解,基本上,他和先慈林海音對政治沒興趣,沒野心。

那個時代生活艱苦,卻是不患貧患不均的年代。何凡是個有強烈社會主義色彩的論家,他為勞苦大眾、中下級軍公教人員、小行腳商人、消費者大眾執言,但並不盲目反對資本主義或持反商情結。我的祖父在北京的北洋政府先任財政部次長、代財政總長,後做國務院祕書長。北伐成功,這批人全體下台,但並沒有人被殺。於是祖父入北京大學及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因為他本來就是學而優則仕的科舉出身,清末由江南北上進京做官。試想他曾是代財政總長,與商界企業界關係一定不淺,何凡的社會主義色彩是否與之相悖?由何而來?我想那是何凡的個性使然;也可能因在家中多接觸政治及官員,醞釀促成這種相異心態。

民國四十二年,先慈開始主編《聯合副刊》,「玻璃墊上」由是登場,到民國七十三年收場,近三十二年的時間,他共寫了五千五百篇,每篇八百至一千字,共五百多萬字的「玻璃墊上」專欄。這五百多萬字是台灣社會的縮影,猶如巴爾札克描繪巴黎社會風俗的九十部小說。這中間和台北市的關係最深,因為他一生中只住過兩個城市?──?北京與台北。他原籍全中國最富庶的江蘇南部,卻在北京經歷了滿清政府、北洋政府、軍閥割據、北伐統一、日軍占領及國土光復等階段。在台北,他度過了一生中最平靜的五十五年。城中歲月長,他把台北看作家鄉,人在台北,心也在台北,與白先勇筆下過客心態的「台北人」顯然不同。然而,台北不是一座靜止的城市,台北是活躍的、是成長的、甚至是跳動的。他的專欄勾畫了三十年台灣社會的發展史,其中對台北市政著墨最深,批評最多。子敏說:「文獻會要修台北史,有一資料不可或缺,那就是何凡的全部文集。」同時期的其他專欄作家我記得有《中央日報》的言曦(邱楠),《中國時報》的方以直(王鼎鈞),《新生報》的鳳兮(馮放民)。亮軒則是下一代的?──?這些都是男士。

「玻璃墊上」實事求是,沒有高調,沒有冠冕堂皇的形容詞。「平易近人」及「引人入勝」是最好的描述。那麼多人,早上一打開《聯合報》,首先就是看「玻璃墊上」。辦公室裏許多人談論何凡今天說了什麼,又寫了哪些大快人心的議論。他不寫花邊新聞、不寫八股大方向、不寫與宗教有關的宇宙觀,只重現實問題。他關心的是台灣社會的福利及進化。福利包括市政、法治、官吏、整潔、都市、商品、教育、文化、娛樂、體育……等,包羅萬象,是小方向。進化包括理性的態度、宗教與迷信、科技的發展、經濟的運作……等,是大方向。在他看來,這些比政治還重要,因為政治和政客變來變去,沒有定則,討論他們根本浪費時間。我知他理想中的國家不見得是個軍事強國,而是一個像瑞士般和諧安詳的社會,國民有好的生活和福利。有些人會認為這種想法沒有大作為,但卻是切合台灣實際的狀況。有這種意識,和他溫和及務實的個性相合。

認識他的人都認為他是溫文儒雅的君子,內向、低調、淡泊寡欲、清茶淡飯即可安然度日、不愛搬家,不換工作。寫「玻璃墊上」那些年,不接受電視訪問,原因是他議論面或是攻擊面廣,擁有廣大的讀者群,每天收到數封到十數封讀者投書,他是內向的人,顧及電視訪問會破壞隱私。他也很少公開演講,不去大學兼課。他的快樂來自獨處閱讀、聽音樂、看電視、寫作,以及思索。在學校裏,他從小就是好學生,念當時全北京最好的「師大附小」(「北京第一實驗小學」),保送師大附中初中,保送高中,保送大學,讀英國文學系。所以社會性的專欄之外,他也翻譯不少文學作品。我初次讀翻譯小說,就是他翻譯史坦貝克的《小紅馬》,似是在《聯合副刊》連載。

因為「玻璃墊上」以及林海音主編聯副十年,許多人以為何凡在《聯合報》工作,其實他只是《聯合報》不上班的主筆。正職是在《國語日報》,民國三十八年由編輯做起、總編輯、採訪主任、總主筆、副社長,最後的職務是社長及發行人,民國八十年退休,在《國語日報》度過了四十二年漫長的歲月。這中間當然有權力鬥爭,他是贏家,但從未去踩輸家。他給報社員工的印象是可靠、清廉、有決斷力及守信用,是報社的支柱。他曾將一位為人和善,但生活逐漸散漫的總編輯調差閒職。此君表明他是黨及情治單位的雙重負責人,並向黨中央提告「非黨員壓迫黨員」,警備總部也打電話到家裏問報份多少,暗示關心。家慈勸他不要再搞下去了,平日溫和的謙謙君子此時卻說:「沒關係,他們不敢怎麼樣。」因為他認為執政黨不會過度護短,後來證明他判斷正確,此事無聲落幕。

...
他是文學院出身,一生從事與文學或新聞有關的工作達五十八年之久。然而在他心深處,我知,他認為科技要超越一切,是國家、社會及人類文明進化最重要的動力,超越人文、藝術及社會科學。所以我建中畢業時,不顧自己的興趣,投考工學院;以後又娶了一個從事石化工程的妻子,他頗為贊許,認為方向正確。我在美國從事工程工作多年,又回國在文學院教書,他問我為什麼不回工學院任教?我未回答。在我的記憶中,他最欣賞的政府官員一概是理工出身的財經企畫首長,包括尹仲容(電機)、陶聲洋(土木)、嚴家淦(化學)、李國鼎(物理)、孫運璿(電機)、趙耀東(化工),還有雖無工程學位,卻曾任蘇聯工廠副廠長的蔣經國。這些人為台灣的進步發展打下深厚的基礎。

最後那些年,我在課餘周末常載他和家慈吃館子,然後駕車兜風。家慈個性外向,中風,行動不便,已不太說話,只做些簡單的回答。然而我知她是喜歡外出的人。有一天陽明山兜風後回家,我問她:「媽,你今天高興嗎?」她苦笑了一聲,說:「也沒什麼高興不高興。」而家嚴則本來就是那樣沈默內向的人,有時吃完館子,他要我先送他回家,他可獨處在他安靜的小天地裏讀書、看電視、聽音樂、思索。我並不太了解他對一般生活或生命上的態度,心裏想的是什麼?或他的表情意示著什麼?我忙著新職、教書、處理資產、與人爭鬥、寫作,美國台灣兩地奔波,已有些疲於奔命,顧不得去忖度一個老人的心情,甚至有時麻木或失去耐心。後來家慈走了,隨後一年他也走了,我有了喘口氣的機會。回頭想想過去種種,含混地揣摩出他欲言又止的話語,又似乎沒揣摩出來。他走後只來看過我一次,模糊不明的下半夜或上半夜,我倆靜對,他仍然無言。

我帶他最後看的一場電影是《搶救雷恩大兵》,那時他接近九十歲。他喜歡這種戰爭片或西部片,近三小時的電影終結後,他淡淡地說了一句:「戲院裏的冷氣冷了些。」做子女的常在父母過身後有「那時我為什麼沒有那樣做」的遺憾。那常是一些瑣事,父母當時可能並不在乎,甚至不察覺,但子女卻引為終身遺憾?──?譬如我為什麼沒想到帶一條小毛毯鋪在他腿上。家慈走後有一天我去看他,走到巷口望見他遲緩獨行的背影,應是去買早飯。我心中有感受,未上前並行,因為很多時候他要自己獨處?──?然而,她已走,他寂寞嗎?我未上前,因望著他孤獨蒼老的背影,我已熱淚盈眶。

寫這些回憶,已是秋末,窗外乾爽的空氣,陽光照耀著躍動的城市。

於是我想到,他走了,但他還留在這座城市中,與他相伴的是台灣大島,以及島上他喜愛的溫純、敦厚、有禮的人們。我想他不會在乎我的粗心,不解人意及無耐心。他注重的是台灣的社會,台北的天空,以及天空下的人們──他是何凡。



家長會成立的那一年

1979年舊金山灣區核桃溪的康郡中文學校召開教師及家長交流會議,全體家長受邀參加。我因前一年才由密西根州搬來灣區,認識的人不多,有機會被邀參加開會,一定出席。彼時小女澤妤剛入小學,內人在家看兩個小孩,我單身赴會。

會議由羅校長主持。討論到創校數年,卻沒有一個家長聯誼組織,而且老師和校長除了校務之外,還得包辦所有聯誼活動,實在是疲於奔命。當時有人提議成立一個家長會,專門負責推動學校的聯誼活動,如公園烤肉、春節慶會、中國電影等等,同時也協助推動學校裡的雜務。我當時正好舉手問一個問題,問完了以後,有些資深家長就說:「你這個問題問得不錯,那就是你來負責組織這個家長會吧!」

我當時有些困惑,就再問了一些到底成立這個家長會是否就是學校的一個活動組?為什麼這些年來都成立不起來等等?這些資深家長給我的回答卻是含混、似是而非的。最後羅校長說:「你不需要再問了,就是由你來推動成立這個會吧!」我當時把他所說「推動」、「成立」解釋為「就是由我夏祖焯來當會長」。所以也就欣然接受,同時說道:「羅校長,我們今天開這個會就成立了家長會,所以學校今天的收穫很大,是不是?」羅校長說:「沒有錯,今天學校的收穫很大。」我接著又說:「但是今天我個人的收穫更大,我要回去告訴我太太,今天來開了這麼個會,我就弄到一個官兒回去作。」羅校長一聽,趕快說道:「剛才大家只是說要你籌畫成立家長會,並沒說你就是會長啊!」我當時為之語塞,結果有些家長就說:「既然他想當會長,好啦!好啦!那就給他當好啦!」

暑假過後學校開學,我開始籌辦郊遊烤肉活動。幾位女性資深家長對我辦事很不放心。本校創辦人及第一任校長張璐茜女士以老大姐姿態問我:「夏祖焯,你食物準備得如何?你告訴我每人要吃幾個漢堡?」我那時什麼都沒準備,被這一問有些心虛,就信口開河:「每人吃三個漢堡。」張大姐聽了睜大了眼望著我,說不出話來。

那時學生不過二百人,連現在一半都不到。我邀請了十家夫婦作為幹事家庭。我們開了個會,大家在會中踴躍發言,為烤肉收費的事爭論不休,我則一言不發。最後的決定好像是每人收費一塊七毛五,我當時點頭同意。

到了發通知給家長時,我已把它漲為兩塊七毛五。比原訂價格漲幅高達百分之六十。離奇的是這十家幹事家庭在事後沒有一家提出抗議──他們早就忘啦!

後來我又如法炮製,辦了兩次中國電影欣賞,又為家長會「賺」了一大筆錢,因為國片和放映機是由中華民國的駐外單位免費借來的。這一年下來未收家長會費,卻結餘了一大筆錢。

我們這十家開會制定過一個家長會會章,至今還在沿用。當時我以中文寫會章草稿,Treasurer一詞想不起如何翻譯,就寫下了「司庫」一詞;Amendment一詞我譯為「但書」。開會時大家討論到這兩個詞兒頗堪玩味。羅校長說這種詞只有古書裡才看得到。張大姐說:「夏祖焯,也真虧你想得出這種詞兒來!」

春節到了,家長會主辦整個的春節慶會,大家都很樂。我也以會長身分帶動表演。那時尚無卡拉OK這種玩意兒。我上台高歌一曲,曲名「萬金油歌」。曲調是洋歌 〈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歌詞卻是中文的。歌詞云:「張家娃娃害了傷風肚子疼,張家娃娃害了傷風肚子疼,張家娃娃害了傷風肚子疼,給他吃點兒萬金油。」十家幹事家庭帶頭,大家在台下大聲鼓掌和應。列位看官,你要是不擅唱歌,不妨練習這首,以後在宴會中被迫表演時,可以拿出來獻寶,或獻醜。

想想這些,也是整整三十年前的事了。澤妤由一個小女孩成長為美麗的少婦;那十家幹事家庭都是六、七十歲的老人;受到多人敬愛的創辦人張璐茜女士已在去年十一月化為核桃溪市天空中溫暖的陽光。記得三十年前我第一次發家長會通知有云:「……當初學校成立的目的是為了文化的延續,而學校發展至今,已變成一種友誼,一種感情,一種鄉愁,和一種血緣上的結合。」

歲月似是越流越快,新的家庭不斷地遷入,看著一代一代在成長、歡笑、奔跑、跳躍,我的回憶又回到了站在台上高歌「萬金油歌」。那十家年輕的父母擊掌應和,每個人都笑咧了嘴……
2009-01-03

建中畢業五十年有感

這五十年似乎發生了很多事,又似乎什麼事都未發生。

人生寂寥,走過這五十年的滄桑、歡笑、抑鬱與輝煌,百喜千憂萬恨煙消霧散,落花流水而去!實際上,「輝煌」是指其他同窗的輝煌,輪不到我。我這五十年走來是也無風雨也無晴,小小的得意,小小的吹噓,沒有什麼大動作、大成就。在我眼裡,建中是座充滿真實與夢境、幻想的南方花園,那曾是我心中永不凋零的花朵,我的鴉片,我的天堂與地獄的結合。

「台成清交」號稱台灣四大名校,成大在南部,台大清大及交大三個在北部。奇怪的是四大名校校友常不以畢業「台成清交」為榮,卻一定以畢業於建中為榮。這中間有複雜的社會因素及地理因素。與台中一中、師大附中、雄中、台南一中及武陵高中等前幾名男子高中相比,建中有什麼特色?我感覺不出來。可能比較樸實,腳踏實地。這些年來我一直擔任建中的董事及校友會的常務理事。理事長是馬英九校友,董事長是簡信雄學長。簡兄是實際的操盤者,他只比我高一屆,畢業的小學又接近,所以有許多共同的朋友及往事,電話一聊就笑聲不斷近一小時。我總是把自己分內的事做好,儘量協助簡兄。

五十年是半個世紀,這中間有近十年在寒冷的密西根州度過,那曾是我最快樂及最不快樂的十年。銀白的冰雪與我成長的台灣的悶熱兩極化。在這五十年中,有些同學走掉,有些不可一世,有些永遠不願和老朋友見面,也有幾名被特偵組傳訊……。

我曾在加州大學的柏克萊街頭遇到高三5班的一位老友,有近二十年未見面竟一眼認出來。他有親大陸政治案件不便回台灣,後來能回台灣了,他卻已逐漸失掉興趣不想回台灣。但是每次一見面,我們一定談到建中六年的往事。他和我在成大工學院同學,後來留美念航空工程研究所,但竟憑膽識、魄力及眼光,在舊金山的東灣建造了最高的三棟大樓之一,成為當時出眾人物。於是我和他相約畢業五十年的今年校慶在建中紅樓見面。後來他因射殺一個洋人,被關入聖昆丁重刑犯監獄,於前年死亡——他再也見不到建中了。

他們高三5班還出了幾個出眾的人物。英武兄在普林斯頓大學得到博士後到密西根大學任教一年,旋即轉入IBM總部工作,以三十九歲之年任IBM副總裁,手下掌管八千多人。我那時問他:「聽說你立志要進入美國大公司的管理階層,所以不浪費時間,只發表過一篇學術論文?」他回答:「我一篇論文都沒發表過。」

還有位陳敏兄在國語實小和我同班,毫不出色,考上建中初中大家都不以為然,高中聯考聽說是全台北市第二名。高中畢業保送大學,他不要。大專聯考他是我們那屆最高分,第一志願竟是東海物理系。陳敏在柏克萊加州大學學成後,被麻省理工學院物理系聘為教授。他和丁肇中學長(建中及成大機械系比我們高四屆)從事J粒子的研究。最後陳敏發現了J粒子及作了重要的分析,但諾貝爾獎只給了計畫主持人丁學長。有些物理學界的人後來談論這件事,認為陳敏也該得諾貝爾獎。他是內向的人,我和他同學那麼多年,卻不記得和他談過話。許多年後,他以我在新竹清華大學教書之便,要我去東海大學替他領受傑出校友獎。我好奇問他諾貝爾獎之事,他回答得含糊,我想他也沒答案。

他們5班還有一位王古勳兄和我在成大工學院同學,也是點頭之交。1986年他在美國洛杉磯的《臺灣文化》雜誌發表一篇有關台北大稻埕的〈山水亭:大稻埕的梁山泊〉長文,文情並茂,我才知道原來這家日據時代著名的台菜館是他尊翁王井泉(王古井)先生所開設。彼時呂赫若、林茂生、張文環、黃得時、陳逸松、張深切等文學界人士皆以「山水亭」為經常聚會場所。先慈林海音生前和其中幾位在 19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有來往,因政治原因未對外說這些事。可惜古勳兄壯年即過世,否則我會主動與他聯繫。到底,我們是初高中及大學同屆校友,又有許多上一代的文學界舊識及舊事可談。他們班上的林衡哲是台大醫科出身的小兒科醫師,卻為志文出版社創立了新潮文庫,對外國文學的引進台灣貢獻不小。

我們1班和我關係最深的是煥誠兄及連城兄這「二城」,都住舊金山灣區。煥誠兄是化工出身,個性內向,我們有古典音樂的同好。連城兄也是台大化工畢業,是勉強過關那一種,後來竟成為石化工程的國際市場及石臘工程技術的國際權威。

正忠兄和我國語實小同班,高中又同是高三1班,坐在我後面。上課常在睡覺,成績平平。高三時我們倆人代表建中參加全省中學泳賽,雙雙落敗。聯考他考上台大醫科,旋即選入台大游泳校隊,專游蝶式,還到國外去比賽。台大第一年,他雖門門過關,卻告訴我他是醫科班上最後一名。我問他怎麼知道,大學只公布第一名,他說每門去看成績,他都是排最後幾名,加起來就是最後一名。但他畢業考上美國醫師執照,在美行醫多年,是當地出色的婦產科醫師。我則被選入暑期青年戰鬥訓練最艱苦的潛水蛙人隊,由海軍蛙人的水中爆破隊在左營、砂島、恆春等地訓練。就讀成大後參加比賽,同學以為我能入選過蛙人隊,游泳一定很棒,期以厚望。結果百米自由式初賽只游了個分組第三名,頗令同學失望,以後再也不願參加游泳比賽了。

拉雜寫來,往事、塵事、瑣事,卻無大事。人生充滿了不定,但我談這些瑣事,因為我們應該生活在回憶中——回憶一些愉快的事。如今我們建中畢業五十年,快七十歲了。人生七十古來稀,但現在壽命大幅延長,金氏紀錄是一百一十五歲。我們這群老傢伙正在暮色微現中趕路,趕往何方?我以美國詩人佛洛斯特(Robert Frost)的〈雪夜停林畔〉(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作感言的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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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22,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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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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