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鄭南榕    自由時代 第 270 期 (1989年04月01日)

　　■從「吳蘇案」判決看司法獨立

　　難得見到台灣的司法人員，為一件不合理司法判決而請辭；尤其「關說廳長」吳天惠被判無罪後，包括審、檢、調八名司法人員憤而集體辭職，更是台灣司法史上的一項紀錄。這些司法人員，雖然事後有人返回工作崗位繼續上班，有人準備打消辭意接受慰留，也有人一夕之間成為媒體寵兒，但他們強調對司法現狀深表不滿、對司法改革充滿悲觀，卻令我們印象深刻；而社會各界因吳蘇案與辭職事件的刺激，造成對台灣司法空前熱烈的關懷現象，也顯示人心不死。

　　國民黨接收台灣之後，台灣人民歷經四十年扭曲的戒嚴統治，深受中國官場文化的薰陶，加以耳濡目染不計其數的冤錯假案，馴至視法如無物。在國民黨一黨控制的司法體制之下，台灣非無嚴刑峻法，但人民勇於試法犯法；法制紊亂令如牛毛，但「司法走私」蔚為風習。國民黨政權公然藉用法進行剝奪人權、打擊異己之舉，固然是摧毀司法尊嚴的罪魁禍首；而不肖官商與投機大眾，也各顯神通收買司法工具，以遂其趨吉避禍、損人利己的私心。如此上行下效，台灣的司法精神終致一片蕩然！所謂法網，永遠是向弱者與反對人士恢恢不漏，對於統治階級和「有辦法的人士」，則網開一面，任其法外逍遙。

　　這就是國民黨法治的真面目。從其中我們看不見任何「社會正義的最後防線」，有的只是司法關說、司法包庇、司法不公與用法迫害！司法之不獨立由來久矣，種種沈疴積弊，使台灣司法有如行屍走肉，因此類似高新武對吳蘇案的霹靂出擊，與八名司法人員的辭職行動，遂令輿論界大喜過望，並重新燃起對司法革新的期待。這些人烈士般的形象，尤其高新武對司法革新的慷慨演說，固然振人耳目，然而新聞熱潮一過，「司法革新」又如何呢？這是我們不能不深思的問題。

　　本來，司法是否獨立，與法官是否獨立審判關係甚鉅。因此廢除事前審閱制度，改革司法官僚體系，打破司法倫理的價值觀，自然是當務之急。司法官應加強名額編制，改進人事制度，以免因訟多事繁，造成審判品質低落；為減輕人為因素造成判決的遺憾，宜採參審制度以補法官「經驗法則」之不足，甚至亦可考慮採行法官評鑑制度以資監督……這是各界廣泛討論的「司法革新」之道，雖然可行，而且必做，但是只憑這些枝節的改革措施，就能使司法獨立嗎？

　　拿吳蘇案與其他政治性案件相比較，將會發現極為強烈的對此：如果吳蘇案的判決是「罪疑惟輕」，那麼五二○案的判決便是「罪疑惟重」了。然而事實上，五二○案的法官不僅未依「經驗法則」研判被告的警訊筆錄（這是許多被告遭到有罪判決的唯一證據），是否出自刑求逼供；對於充滿矛盾的證據，更未依「論證法則」加以檢竅。至於同案瘋狂打人的憲警，犯行鐵證加山，連偵查程序都免了，遑論「罪疑惟輕」！吳蘇案的審判長多方設想之下，「尚難遽謂」吳天惠有共謀行賄之事；而蔡許台獨案的審判長，卻強辭奪理硬指蔡有全、許曹德兩人以「竊據國土」的叛亂罪。吳天惠以「證據不足」獲判無罪，雷震案、美麗島案及其他政治大案，卻儘以「假證據」入人於罪，國民黨的高官輕易脫罪，而反對人士的牢獄之災百試不爽；每次審判皆有不同的法官，但每位法官都執行相同的任務：政治審判。司法墮落至此，已不僅「貞操」蕩然，甚至淪為赤裸裸的施暴工具。這當然不是區區「審閱制度」或「司法官僚陋習」所能解釋，如依所有獨裁政權的「經驗法則」，幕後全盤操縱的政治黑手自然呼之欲出。

　　我們知道，從法律條文的研擬，經立法成文到偵查、審判以迄執刑，一切作業流程，莫不在國民黨包山包海的控制之下。如此司法，何來獨立的可能？尤有甚者，現行種種「動員戡亂體制」的惡法，皆由與台灣民意毫不相干的老法統表決通過，即使法官「依法」獨立審判，其結果依然是脫離民主真意，斵傷司法正義，造成社會不幸。台灣司法之淪落，是整個政治體制使然，若不在行政權方面，排除一切黨化力量的干預；在立法權方面，廢除一切不合時宜的惡法，則司法獨立將永遠渺不可得。

　　在人們普遍對司法失望甚至絕望的此刻，我們對於任何促進司法革新的努力皆表樂觀其成。我們反對國民黨藉肅貪之名，以政治性辦案行整肅異己之實，但對於司法體系內由下而上的真實覺醒，則寄予期望。司法獨立是漫長的路，社會大眾固然不必期待林洋港口號式的「司法革新」，也不應袖手等待「司法英雄」的出現。如何以人民的力量，結合政治審判的受難者與司法界的開明之士，向腐敗的「黨化司法」全面進軍，這才是司法問題的解決之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