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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通義卷三內篇三

2011/12/20 14:03:49瀏覽345｜回應0｜推薦1

文史通義卷三內篇三

　○史德

　　才、學、識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難，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職是故也。昔者劉氏之玄，蓋以是說謂足盡其理矣。雖然，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義則夫子自謂竊取之矣。"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記誦以為學也，辭採以為才也，擊斷以為識也，非良史之才、學、識也。雖劉氏之所謂才、學、識，猶未足以盡其理也。夫劉氏以謂有學無識，如愚估操金，不解貿化。推此說以證劉氏之指，不過欲於記誦之間，知所決擇，以成文理耳。故曰：古人史取成家，退處士而進奸雄，排死節而飾主闕，亦曰一家之道然也。此猶文士之識，非史識也。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素行為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魏收之矯誣，沈約之陰惡，讀其書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於甚也。所患夫心術者，謂其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底於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粹，大賢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猶患於心術，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當也。以此責人，不亦難乎？是亦不然也。蓋欲為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而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

　　夫是堯、舜而非桀、紂，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習故矣。至於善善而惡惡，褒正而嫉邪，凡欲讬文辭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然而心術不可不慮者，則以天與人參，其端甚微，非是區區之明所可恃也。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於為事役也。蓋事不能無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則出入予奪相奮摩矣。奮摩不已，而氣積焉。事不能無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則往復憑吊生流連矣。流連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足以動人，所以動人者，氣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氣積而文昌，情深而文摯；氣昌而情摯，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氣得陽剛，而情合陰柔。人麗陰陽之間，不能離焉者也。氣合於理，天也；氣能違理以自用，人也。情本於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義出於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陰陽之患，而史文即忤於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夫文非氣不立，而氣貴於平。人之氣，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氣失則宕，氣失則激，氣失則驕，毗於陽矣。文非情不深，而情貴於正。人之情，虛置無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則流，情失則溺，情失則偏，毗於陰矣。陰陽伏沴之患，乘於血氣而入於心知，其中默運潛移，似公而實逞於私，似天而實蔽於人，發為文辭，至於害義而違道，其人猶不自知也。故曰心術不可不慎也。

　　夫氣勝而情偏，猶曰動於天而參於人也。才藝之士，則又溺於文辭，以為觀美之具焉，而不知其不可也。史之賴於文也，猶衣之需乎採，食之需乎味也。採之不能無華朴，味之不能無濃淡，勢也。華朴爭而不能無邪色，濃淡爭而不能無奇味。邪色害目，奇味爽口，起於華朴濃淡之爭也。文辭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為競焉，是舍本而逐末矣。以此為文，未有見其至者。以此為史，豈可與聞古人大體乎？

　　韓氏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仁者情之普，義者氣之遂也。程子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吾則以謂通六藝比興之旨，而后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蓋言心術貴於養也。史遷百三十篇，《報任安書》，所謂"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自序以謂"紹名世，正《易傳》，本《詩》、《書》《禮》樂之際"，其本旨也。所雲發憤著書，不過敘述窮愁，而假以為辭耳。后人泥於發憤之說，遂謂百三十篇，皆為怨誹所激發，王允亦斥其言為謗書。於是后世論文，以史遷為譏謗之能事，以微文為史職之大權，或從羡慕而仿效為之；是直以亂臣賊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筆削，不亦悖乎！今觀遷所著書，如《封禪》之惑於鬼神，《平準》之算及商販，孝武之秕政也。后世觀於相如之文，桓寬之論，何嘗待史遷而后著哉？《游俠》、《貨殖》諸篇，不能無所感慨，賢者好奇，亦洵有之。餘皆經緯古今，折衷六藝，何嘗敢於訕上哉？朱子嘗言，《離騷》不甚怨君，后人附會有過。吾則以謂史遷未敢謗主，讀者之心自不平耳。夫以一身坎軻，怨誹及於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誅，又何著述之可傳乎？夫《騷》與《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懷於三代之英，而經緯乎天人之際者也。所遇皆窮，固不能無感慨。而不學無識者流，且謂誹君謗主，不妨尊為文辭之宗焉，大義何由得明，心術何由得正乎？夫子曰："《詩》可以興。"說者以謂興起好善惡惡之心也。好善惡惡之心，懼其似之而非，故貴平日有所養也。《騷》與《史》，皆深於《詩》者也。言婉多風，皆不背於名教，而梏於文者不辨也。故曰必通六藝比興之旨，而后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

　　○史釋

　　或問《周官》府史之史，與內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異義乎？曰：無異義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書役者，今之所謂書吏是也。五史，則卿、大夫、士為之，所掌圖書、紀載、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謂內閣六科、翰林中書之屬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別之判，如霄壤矣。然而無異義者，則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

　　史守掌故而不知擇，猶府守庫藏而不知計也。先王以謂太宰制國用，司會質歲之成，皆有調劑盈虛、均平秩序之義，非有道德賢能之選，不能任也，故任之以卿士、大夫之重。若夫守庫藏者，出納不敢自專，庶人在官，足以供使而不乏矣。然而卿士、大夫，討論國計，得其遠大，若問庫藏之縴悉，必曰府也。

　　五史之於文字，猶太宰司會之於財貨也。典、謨、訓、誥，曾氏以謂"唐、虞、三代之盛，載筆而紀，亦皆聖人之徒"，其見可謂卓矣。五史以卿士、大夫之選，推論精微；史則守其文誥、圖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專；然而問掌故之委折，必曰史也。

　　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論其道，而府史僅守其法；人之知識，有可使能與不可使能爾。非府史所守之外，別有先王之道也。夫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曾子乃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非曾子之言異於夫子也，夫子推其道，曾子恐人泥其法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夫子焉不學，亦何常師之有？""入太廟，每事問。"則有司賤役，巫祝百工，皆夫子之所師矣。問禮問官，豈非學於掌故者哉？故道不可以空銓，文不可以空著。三代以前未嘗以道名教，而道無不存者，無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嘗以文為著作，而文為后世不可及者，無空言也。蓋自官師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門之著述，於是文章學問，乃與官司掌故為分途，而立教者可得離法而言道體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學者崇奉六經，以謂聖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時，各守專官之掌故，而非聖人有意作為文章也。

　　《傳》曰："禮，時為大。"又曰："書同文"。蓋言貴時王之制度也。學者但誦先聖遺言，而不達時王之制度，是以文為鞶帨絺繡之玩，而學為斗奇射覆之資，不復計其實用也。故道隱而難知，士大夫之學問文章，未必足備國家之用也。法顯而易守，書吏所存之掌故，實國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堯、舜以來，因革損益之實跡也。故無志於學則已，君子苟有志於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經術精微；則學為實事，而文非空言，所謂有體必有用也。不知當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經術，則鞶帨之文，射覆之學，雖極精能，其無當於實用也審矣。

　　孟子曰："力能舉百鈞，而不足舉一羽。明足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難其所易，而易其所難，謂失權度之宜也。學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經術，是能勝《周官》卿士之所難，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倫日用而求學問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於五史之義者也。

　　以吏為師，三代之舊法也。秦人之悖於古者，禁《詩》、《書》而僅以法律為師耳。三代盛時，天下之學，無不以吏為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其守官舉職，而不墜天工者，皆天下之師資也。東周以還，君師政教不合於一，於是人之學術，不盡出於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為師，始復古制。而人乃狃於所習，轉以秦人為非耳。秦之悖於古者多矣，猶有合於古者，以吏為師也。

　　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烖及其身者也。"李斯請禁《詩》、《書》，以謂儒者是古而非今，其言若相近，而其意乃大悖。后之君子，不可不察也。夫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不知禮時為大，而動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是不守法之亂民也，故夫子惡之。若夫殷因夏禮，百世可知。損益雖曰隨時，未有薄堯、舜，而詆斥禹、湯、文、武、周公而可以為治者。李斯請禁《詩》、《書》，君子以謂愚之首也。后世之去唐、虞、三代，則更遠矣。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時之治平者，未有不於古先聖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故當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於《詩》、《書》六藝之所垂。而學者昧於知時，動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蠶桑，講神農之樹藝，以謂可御飢寒而不須衣食也。

　　○史注

　　昔夫子之作《春秋》也，筆削既具，復以微言大義，口授其徒。三傳之作，因得各據聞見，推闡經蘊，於是《春秋》以明。諸子百家，既著其說，亦有其徒相與守之，然后其說顯於天下。至於史事，則古人以業世其家，學者就其家以傳業。(孔子問禮，必於柱下史。)蓋以域中三大，非取備於一人之手，程功於翰墨之林者也。史遷著百三十篇，(《漢書》為《太史公》，《隋志》始曰《史記》。)乃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其后外孫楊惲，始布其書。班固《漢書》，自固卒后，一時學者，未能通曉。馬融乃伏閣下，從其女弟受業，然后其學始顯。夫馬、班之書，今人見之悉矣，而當日傳之必以其人，受讀必有所自者，古人專門之學，必有法外傳心，筆削之功所不及，則口授其徒，而相與傳習其業，以垂永久也。遷書自裴骃為注，固書自應劭作解，其后為之注者，猶若干家，則皆闡其家學者也。

　　魏、晉以來，著作紛紛，前無師承，后無從學。且其為文也，體既濫漫，絕無古人筆削謹嚴之義；旨復淺近，亦無古人隱微難喻之故；自可隨其詣力，孤行於世耳。至於史籍之掌，代有其人，而古學失傳，史存具體。惟於文誥案牘之類次，月日記注之先后，不勝擾擾，而文亦繁蕪復沓，盡失遷、固之舊也。是豈盡作者才力之不逮，抑史無注例，其勢不得不日趨於繁富也。古人一書，而傳者數家。后代數人，而共成一書。夫傳者廣，則簡盡微顯之法存。作者多，則牴牾復沓之弊出。復流而日忘其源，古學如何得復，而史策何從得簡乎？是以《唐書》倍漢，《宋史》倍唐，檢閱者不勝其勞，傳習之業，安得不亡？

　　夫同聞而異述者，見崎而分道也。源正而流別者，曆久而失真也。九師之《易》，四氏之《詩》，師儒林立，傳授已不勝其紛紛。士生三古而后，能自得於古人，勒成一家之作，方且徬徨乎兩間，孤立無徒，而欲抱此區區之學，待發揮於子長之外孫，孟堅之女弟，必不得之數也。太史《自敘》之作，其自注之權輿乎？明述作之本旨，見去取之從來，已似恐后人不知其所雲，而特筆以標之。所謂不離古文，乃考信六藝雲雲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嘗不反復自明也。班《書》年表十篇，與《地理》、《藝文》二志皆自注，則又大綱細目之規矩也。其陳、範二史，尚有松之、章懷為之注。至席惠明注《秦記》，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則雜史支流，猶有子注，是六朝史學家法未亡之一驗也。自后史權既散，紀傳浩繁，惟徐氏《五代史注》，亦已簡略，尚存餼羊於一線。而唐、宋諸家，則茫乎其不知涯涘焉。宋範沖修《神宗實錄》，別為《考異》五卷，以發明其義。是知后無可代之人，而自為之解。當與《通鑒舉要》、《考異》之屬，同為近代之良法也。

　　劉氏《史通》，畫補注之例為三條，其所謂小書人物之《三輔決錄》、《華陽士女》，與所謂史臣自刊之《洛陽伽藍》《關東風俗》者，雖名為二品，實則一例。皆近世議史諸家之不可不亟復者也。惟所謂思廣異聞之松之《三國》、劉昭《后漢》一條，則史家之舊法，與《索隱》、《正義》之流，大同而小異者也。

　　夫文史之籍，日以繁滋，一編刊定，則徵材所取之書，不數十年，嘗失亡其十之五六，宋、元修史之成規，可覆按焉。使自注之例得行，則因援引所及，而得存先世藏書之大概，因以校正藝文著錄之得失，是亦史法之一助也。且人心日漓，風氣日變，缺文之義不聞，而附會之習，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書，惟冀塞責，私門著述，敬飾浮名，或剽竊成書，或因陋就簡。使其術稍黠，皆可愚一時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誠得自注以標所去取，則聞見之廣狹，功力之疏密，心術之誠偽，灼然可見於開卷之頃，而風氣可以漸復於質古，是又為益之尤大者也。然則考之往代，家法既如彼；揆之后世，系重又如此；夫翰墨省於前，而功效多於舊，孰有加於自注也哉？

　　○傳記

　　傳記之書，其流已久，蓋與六藝先后雜出。古人文無定體，經史亦無分科。《春秋》三家之傳，各記所聞，依經起義，雖謂之記可也。經《禮》二戴之記，各傳其說，附經而行，雖謂之傳可也。其后支分派別，至於近代，始以錄人物者，區為之傳；敘事跡者，區為之記。蓋亦以集部繁興，人自生其分別，不知其然而然，遂若天經地義之不可移易。此類甚多，學者生於后世，苟無傷於義理，從眾可也。然如虞預《妒記》、《襄陽耆舊記》之類，敘人何嘗不稱記？《龜策》、《西域》諸傳，述事何嘗不稱傳？大抵為典為經，皆是有德有位，綱紀人倫之所制作，今之六藝是也。夫子有德無位，則述而不作，故《論語》、《孝經》，皆為傳而非經，而《易·系》亦止稱為《大傳》。其后悉列為經，諸儒尊夫子之文，而使之有以別於后儒之傳記爾。週末儒者，及於漢初，皆知著述之事，不可自命經綸，蹈於妄作；又自以立說，當稟聖經以為宗主，遂以所見所聞，各筆於書而為傳記。若二《禮》諸記、《詩》、《書》、《易》、《春秋》諸傳是也。蓋皆依經起義，其實各自為書，與后世箋注自不同也。后世專門學衰，集體日盛，敘人述事，各有散篇，亦取傳記為名，附於古人傳記專家之義爾。明自嘉靖而后，論文各分門戶，其有好為高論者，輒言傳乃史職，身非史官，豈可為人作傳？世之無定識而強解事者，群焉和之，以謂於古未之前聞。夫后世文字，於古無有，而相率而為之者，集部紛紛，大率皆是。若傳則本非史家所創，馬、班以前，早有其文。(孟子答苑囿湯、武之事，皆曰："於傳有之。"彼時並未有紀傳之史，豈史官之文乎！)今必以為不居史職，不宜為傳，試問傳記有何分別？不為經師，又豈宜更為記耶？記無所嫌，而傳為厲禁，則是重史而輕經也。文章宗旨，著述體裁，稱為例義。今之作家，昧焉而不察者多矣。獨於此等無可疑者，輒為無理之拘牽。殆如村俚巫嫗，妄說陰陽禁忌，愚民舉措為難矣。明末之人，思而不學，其為瞽說，可勝唾哉！今之論文章者，乃又學而不思，反襲其說，以矜有識，是為古所愚也。

　　辨職之言，尤為不明事理。如通行傳記，盡人可為，自無論經師與史官矣。必拘拘於正史列傳，而始可為傳，則雖身居史職，苟非專撰一史，又豈可別自為私傳耶？若但為應人之請，便與撰傳，無以異於世人所撰。惟他人不居是官，例不得為，己居其官，即可為之，一似官府文書之須印信者然；是將以史官為胥吏，而以應人之傳，為倚官府而舞文之具也，說尤不可通矣。道聽之徒，乃謂此言出大興朱先生，不知此乃明末之矯論，持門戶以攻王、李者也。

　　朱先生嘗言："見生之人，不當作傳。"自是正理。但觀於古人，則不盡然。按《三國志》龐淯母趙娥，為父報仇殺人，注引皇甫《烈女傳》雲："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為其作傳。"是生存之人，古人未嘗不為立傳。李翱撰《楊烈婦傳》，彼時楊尚生存。恐古人似此者不乏。蓋包舉一生而為之傳，《史》、《漢》列傳體也。隨舉一事而為之傳，《左氏》傳經體也。朱先生言，乃專指列傳一體爾。

　　邵念魯與家太詹，嘗辨古人之撰私傳，曰："子獨不聞鄧禹之傳，範氏固有本歟？"按此不特範氏，陳壽《三國志》，裴注引東京、魏、晉諸家私傳相證明者，凡數十家。即見於隋、唐《經籍》、《藝文志》者，如《東方朔傳》、《陸先生傳》之類，亦不一而足，事固不待辨也。彼挾兔園之冊，但見昭明《文選》、唐宋八家鮮入此體，遂謂天下之書，不復可旁證爾。

　　往者聘撰《湖北通志》，因恃督府深知，遂用別識心裁，勒為三家之學。人物一門，全用正史列傳之例，撰述為篇。而隋、唐以前，史傳昭著，無可參互詳略施筆削者，則但揭姓名，為《人物表》。(說詳本篇《序例》。)其諸史本傳，悉入《文徵》，以備案檢。(所謂三家之學，《文徵》以擬《文選》。)其於撰述義例，精而當矣。時有僉人，窮於宦拙，求余荐入書局，無功冒餐給矣。值督府左遷，小人涎利構讒，群刺蜂起，當事惑之，檄委其人校正。余方恃其由余荐也，而不虞其背德反噬，昧其平昔所服膺者，而作诪張以罔上也。(別有專篇辨例。)乃曰《文徵》例仿《文選》、《文苑》，《文選》、《文苑》本無傳體。因舉《何蕃》、《李赤》、《毛穎》、《宋清》諸傳，出於游戲投贈，不可入正傳也。上官乃亟贊其有學識也，而又陰主其說，匿不使余知也。噫！《文苑英華》有傳五卷，蓋七百九十有二，至於七百九十有六，其中正傳之體，公卿則有兵部尚書梁公李峴，節鉞則有東川節度盧坦，(皆李華撰傳。)文學如陳子昂，(盧藏用撰傳。)節操如李紳，(沈亞之撰傳。)貞烈如楊婦、(李翱。)竇女，(杜牧。)合於史家正傳例者，凡十餘篇，而謂《文苑》無正傳體，真喪心矣！

　　宋人編輯《文苑》，類例固有未盡，然非僉人所能知也。即傳體之所採，蓋有排麗如碑志者，(庾信《邱乃敷敦崇傳》之類。)自述非正體者，(《陸文學自傳》之類。)立言有寄托者，(《王承福傳》之類。)借名存諷刺者，(《宋清傳》之類。)投贈類序引者，(《強居士傳》之類。)俳諧為游戲者，(《毛穎傳》之類。)亦次於諸正傳中；不如李漢集韓氏文，以《何蕃傳》入雜著，以《毛穎傳》入雜文，義例乃皎然矣。

　　○習固

　　辨論烏乎起？起於是非之心也。是非之心烏乎起？起於嫌介疑似之間也。烏乎極？極於是堯非桀也。世無辨堯、桀之是非，世無辨天地之高卑也。目力盡於秋毫，耳力窮乎穴蟻。能見泰山，不為明目，能聞雷霆，不為聰耳。故堯、桀者，是非之名，而非所以辨是非也。嫌介疑似，未若堯、桀之分也。推之而無不若堯、桀之分，起於是非之微，而極於辨論之精也。故堯、桀者，辨論所極；而是非者，隱微之所發端也。

　　隱微之創見，辨者矜而寶之矣。推之不至乎堯、桀，無為貴創見焉。推之既至乎堯、桀，人亦將與固有之堯、桀而安之也。故創得之是非，終於無所見是非也。

　　堯、桀無推者也。積古今之是非而安之如堯、桀者，皆積古今人所創見之隱微而推極之者也。安於推極之是非者，不知是非之所在也。不知是非之所在者，非竟忘是非也，以謂固然而不足致吾意焉爾。

　　触乎其類而動乎其思，於是有見所謂誠然者，非其所非而是其所是，矜而寶之，以謂隱微之創見也。推而合之，比而同之，致乎其極，乃即向者安於固然之堯、桀也。向也不知所以，而今知其所以，故其所見有以異於向者之所見，而其所雲實不異於向之所雲也。故於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創見，皆其平而無足奇者也。

　　酤家釀酒而酸，大書酒酸減直於門，以冀速售也。有不知書者，入飲其酒而酸，以謂主人未之知也。既去而遺其物，主家追而納之，又謂主人之厚己也。屏人語曰："君家之酒酸矣，盍減直而急售？"主人聞之而啞然也。故於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創見，乃告主家之酒酸也。

　　堯、桀固無庸辨矣。然被堯之仁，必有幾，幾於不能言堯者，乃真是堯之人也。遇桀之暴，必有幾，幾於不能數桀者，乃真非桀之人也。千古固然之堯、桀，猶推始於幾，幾不能言與數者，而后定堯、桀之固然也。故真知是非者，不能遽言是非也。真知是堯非桀者，其學在是非之先，不在是堯非桀也。

　　是堯而非桀，貴王而賤霸，尊周、孔而斥異端，正程、朱而偏陸、王，吾不謂其不然也；習固然而言之易者，吾知其非真知也。

　　○朱陸

　　天人性命之理，經傳備矣。經傳非一人之言，而宗旨未嘗不一者，其理著於事物，而不讬於空言也。師儒釋理以示后學，惟著之於事物，則無門戶之爭矣。理，譬則水也。事物，譬則器也。器有大小淺深，水如量以注之，無盈缺也。今欲以水注器者，姑置其器，而論水之挹注盈虛，與夫量空測實之理，爭辨窮年，未有已也，而器固已無用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治學分而師儒尊知以行聞，自非夫子，其勢不能不分也。高明沉潛之殊致，譬則寒暑晝夜，知其意者，交相為功，不知其意，交相為厲也。宋儒有朱、陸，千古不可合之同異，亦千古不可無之同異也。末流無識，爭相詬詈，與夫勉為解紛，調停兩可，皆多事也。然謂朱子偏於道問學，故為陸氏之學者，攻朱氏之近於支離；謂陸氏之偏於尊德性，故為朱氏之學者，攻陸氏之流於虛無；各以所畸重者，爭其門戶，是亦人情之常也。但既自承朱氏之授受，而攻陸、王，必且博學多聞，通經服古，若西山、鶴山、東發、伯厚諸公之勤業，然后充其所見，當以空言德性為虛無也。今攻陸王之學者，不出博洽之儒，而出荒俚無稽之學究，則其所攻，與其所業相反也。問其何為不學問，則曰支離也。詰其何為守專陋，則曰性命也。是攻陸、王者，未嘗得朱之近似，即偽陸、王以攻真陸、王也，是亦可謂不自度矣。

　　荀子曰："辨生於末學。"朱、陸本不同，又況后學之嘵嘵乎？但門戶既分，則欲攻朱者，必竊陸、王之形似；欲攻陸、王，必竊朱子之形似。朱之形似必繁密，陸、王形似必空靈，一定之理也。而自來門戶之交攻，俱是專己守殘，束書不觀，而高談性天之流也。則自命陸、王以攻朱者，固偽陸、王；即自命朱氏以攻陸、王者，亦偽陸、王，不得號為偽朱也。同一門戶，而陸、王有偽，朱無偽者，空言易，而實學難也。黃、蔡、真、魏，皆承朱子而務為實學，則自無暇及於門戶異同之見，亦自不致隨於消長盛衰之風氣也。是則朱子之流別，優於陸、王也。然而偽陸、王之冒於朱學者，猶且引以為同道焉，吾恐朱氏之徒，叱而不受矣。

　　傳言有美疢，亦有葯石焉。陸、王之攻朱，足以相成而不足以相病。偽陸、王之自謂學朱而奉朱，朱學之憂也。蓋性命、事功、學問、文章，合而為一，朱子之學也。求一貫於多學而識，而約禮於博文，是本末之兼該也。諸經解義不能無得失，訓詁考訂不能無疏舛，是何傷於大禮哉？且傳其學者，如黃、蔡、真、魏，皆通經服古，躬行實踐之醇儒，其於朱子有所失，亦不曲從而附會，是亦足以立教矣。乃有崇性命而薄事功，棄置一切學問文章，而守一二章句集注之宗旨，因而斥陸譏王，憤若不共戴天，以謂得朱之傳授，是以通貫古今、經緯世宙之朱子，而為村陋無聞、傲狠自是之朱子也。且解義不能無得失，考訂不能無疏舛，自獲麟絕筆以來，未有免焉者也。今得陸、王之偽，而自命學朱者，乃曰：墨守朱子，雖知有毒，猶不可不食。又曰：朱子實兼孔子與顏、曾、孟子之所長。噫！其言之是非，毋庸辨矣。朱子有知，憂當何如邪？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動心者，不求義之所安，此千古墨守之權輿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能充之以義理，而又不受人之善，此墨守之似告子也。然而藉人之是非以為是非，不如告子之自得矣。

　　藉人之是非以為是非，如傭力佐斗，知爭勝而不知所以爭也。故攻人則不遺餘力，而詰其所奉者之得失為何如，則未能悉也。故曰：明知有毒，而不可不服也。

　　末流失其本，朱子之流別，以為優於陸、王矣。然則承朱氏之俎豆，必無失者乎？曰：奚為而無也。今人有薄朱氏之學者，即朱氏之數傳而后起者也。其與朱氏為難，學百倍於陸、王之末流，思更深於朱門之從學，充其所極，朱子不免先賢之畏后生矣。然究其承學，實自朱子數傳之后起也，其人亦不自知也。而世之號為通人達士者，亦幾幾乎褰裳以從矣。有識者觀之，齊人之飲井相捽也。性命之說，易入虛無。朱子求一貫於多學而識，寓約禮於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實而難；雖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謂無失也。然沿其學者，一傳而為勉齋、九峰，再傳而為西山、鶴山、東發、厚齋，三傳而為仁山、白雲，四傳而為潛溪、義烏，五傳而為寧人、百詩，則皆服古通經，學求其是，而非專己守殘，空言性命之流也。自是以外，文則入於辭章，學則流於博雅，求其宗旨之所在，或有不自知者矣。生乎今世，因聞寧人、百詩之風，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則通經服古之緒，又嗣其音矣。無如其人慧過於識而氣蕩乎志，反為朱子詬病焉，則亦忘其所自矣。夫實學求是，與空談性天不同科也。考古易差，解經易失，如天象之難以一端盡也。曆象之學，后人必勝前人，勢使然也。因后人之密而貶羲、和，不知即羲、和之遺法也。今承朱氏數傳之后，所見出於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遺緒，是以后曆而貶羲、和也。蓋其所見，能過前人者，慧有餘也。抑亦后起之智慮所應爾也，不知即是前人遺蘊者，識不足也。其初意未必遂然，其言足以懾一世之通人達士，而從其井捽者，氣所蕩也。其后亦遂居之不疑者，志為氣所動也。攻陸、王者，出偽陸、王，其學猥陋，不足為陸、王病也。貶朱者之即出朱學，其力深沉，不以源流互質，言行交推；世有好學而無真識者，鮮不從風而靡矣。

　　古人著於竹帛，皆其宣於口耳之言也。言一成而人之觀者，千百其意焉，故不免於有向而有背。今之黠者則不然，以其所長，有以動天下之知者矣。知其所短，不可以欺也，則似有不屑焉。徙澤之蛇，且以小者神君焉。其遇可以知而不必且為知者，則略其所長，以為未可與言也；而又飾所短，以為無所不能也。雷電以神之，鬼神以幽之，鍵篋以固之，標幟以巿之，於是前無古人，而后無來者矣。天下知者少，而不必且為知者之多也；知者一定不易，而不必且為知者之千變無窮也；故以筆信知者，而以舌愚不必深知者，天下由是靡然相從矣。夫略所短而取其長，遺書具存，強半皆當遵從而不廢者也。天下靡然從之，何足忌哉！不知其口舌遺厲，深入似知非知之人心，去取古人，任惼衷而害於道也。語雲："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其人於朱子蓋已飲水而忘源；及筆之於書，僅有微辭隱見耳，未敢居然斥之也。此其所以不見惡於真知者也。而不必深知者，習聞口舌之間，肆然排詆而無忌憚，以謂是人而有是言，則朱子真不可以不斥也。故趨其風者，未有不以攻朱為能事也。非有惡於朱也，懼其不類於是人，即不得為通人也。夫朱子之授人口實，強半出於《語錄》。《語錄》出於弟子門人雜記，未必無失初旨也。然而大旨實與所著之書相表里，則朱子之著於竹帛，即其宣於口耳之言。是表里如一者，古人之學也。即以是義責其人，亦可知其不如朱子遠矣，又何爭於文字語言之末也哉。

　　【附錄】書朱陸篇后（據劉刻《遺書》卷二）

　　戴君學問，深見古人大體，不愧一代鉅儒，而心術未醇，頗為近日學者之患，故余作《朱陸》篇正之。戴君下世今十餘年，同時有橫肆罵詈者，固不足為戴君累。而尊奉太過，至有稱謂孟子后之一人，則亦不免為戴所愚。身后恩怨俱平，理宜公論出矣，而至今無人能定戴氏品者，則知德者鮮也。凡戴君所學，深通訓詁，究於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將以明道也。時人方貴博雅考訂，見其訓詁名物，有合時好，以謂戴之絕詣在此。及戴著《論性》、《原善》諸篇，於天人理氣，實有發前人所未發者；時人則謂空說義理，可以無作，是固不知戴學者矣。戴見時人之識如此，遂離奇其說曰："余於訓詁、聲韻、天象、地理四者，如肩輿之隸也。余所明道，則乘輿之大人也。當世號為通人，僅堪與余輿隸通寒溫耳。"言雖不為無因，畢竟有傷雅道，然猶激於世無真知己者，因不免於已甚耳，尚未害於義也。其自尊所業，以謂學者不究於此，無由聞道。不知訓詁名物，亦一端耳。古人學於文辭，求於義理，不由其說，如韓、歐、程、張諸儒，竟不許以聞道，則亦過矣。然此猶自道所見，欲人惟己是從，於說尚未有欺也。

　　其於史學義例、古文法度，實無所解，而久游江湖，恥其有所不知，往往強為解事，應人之求，又不安於習故，妄矜獨斷。如修《汾州府志》，乃謂僧僚不可列之人類，因取舊志名僧入於古跡。又謂修志貴考沿革，其他皆可任意，此則識解漸入庸妄，然不過自欺，尚未有心於欺人也。余嘗遇戴君於寧波道署，居停代州馮君廷丞，馮既名家子，夙重戴名，一時馮氏諸昆從，又皆循謹敬學，欽戴君言，若奉神明。戴君則故為高論，出入天淵，使人不可測識。人詢班、馬二史優劣，則全襲鄭樵譏班之言，以謂己之創見。又有請學古文辭者，則曰："古文可以無學而能。余生平不解古文辭，后忽欲為之而不知其道，乃取古人之文，反覆思之，忘寢食者數日，一夕忽有所悟，翼日，取所欲為文者，振筆而書，不假思索而成，其文即遠出《左》、《國》、《史》、《漢》之上。"雖諸馮敬信有素，聞此亦頗疑之。蓋其意初不過聞大興朱先生輩論為文辭不可有意求工，而實未嘗其甘苦。又覺朱先生言平淡無奇，遂恢怪出之，冀聳人聽，而不知妄誕至此，見由自欺而至於欺人，心已忍矣。然未得罪於名教也。

　　戴君學術，實自朱子道問學而得之，故戒人以鑿空言理，其說深探本原，不可易矣。顧以訓詁名義，偶有出於朱子所不及者，因而丑貶朱子，至斥以悖謬，詆以妄作，且雲："自戴氏出，而朱子儌幸為世所宗，已五百年，其運亦當漸替。"此則謬妄甚矣！戴君筆於書者，其於朱子有所異同，措辭與顧氏寧人、閻氏百詩相似，未敢有所譏刺，固承朱學之家法也。其異於顧、閻諸君，則於朱子間有微辭，亦未敢公然顯非之也。而口談之謬，乃至此極，害義傷教，豈淺鮮哉！或謂言出於口而無蹤，其身既歿，書又無大牴牾，何為必欲摘之以傷厚道？不知誦戴遺書而興起者尚未有人，聽戴口說而加厲者，滔滔未已。至今徽歙之間，自命通經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則不得為通人。而誹聖排賢，毫無顧忌，流風大可懼也。向在維揚，曾進其說於沈既堂先生曰："戴君立身行己，何如朱子，至於學問文章，互爭不釋，姑緩定焉可乎？"此言似粗而實精，似淺而實深也。

　　戴東原雲："凡人口談傾倒一席，身后書傳，或反不如期期不能自達之人。"此說雖不盡然，要亦情理所必有者。然戴氏既知此理，而生平口舌求勝，或致憤爭傷雅，則知及而仁不能守之為累歟？大約戴氏生平口談，約有三種：與中朝顯官負重望者，則多依違其說，間出己意，必度其人所可解者，略見鋒穎，不肯竟其辭也。與及門之士，則授業解惑，實有資益；與欽風慕名，而未能遽受教者，則多為慌惚無據，玄之又玄，使人無可捉摸，而疑天疑命，終莫能定。故其身后，縉紳達者咸曰："戴君與我同道，我嘗定其某書某文字矣。"或曰："戴君某事質成於我，我贊而彼允遵者也。"而不知戴君當日特以依違其言，而其所以自立，不在此也。及門之士，其英絕者，往往或過乎戴。戴君於其逼近己也，轉不甚許可之，然戴君固深知其人者也。后學向慕，而聞其恍惚玄渺之言，則疑不敢決，至今未能定戴為何如人，而信之過者，遂有超漢、唐、宋儒為孟子后一人之說，則皆不為知戴者也。

　　○文德

　　凡言義理，有前人疏而后人加密者，不可不致其思也。古人論文，惟論文辭而已矣。劉勰氏出，本陸機氏說而昌論文心；蘇轍氏出，本韓愈氏說而昌論文氣；可謂愈推而愈精矣。未見有論文德者，學者所宜於深省也。夫子嘗言"有德必有言"，又言"修辭立其誠"，孟子嘗論"知言""養氣"，本乎集義，韓子亦言，"仁義之途"，"《詩》、《書》之源"，皆言德也。今雲未見論文德者，以古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內外，猶合道德文章而一之；未嘗就文辭之中言其有才，有學，有識，又有文之德也。凡為古文辭者，必敬以恕。臨文必敬，非修德之謂也。論古必恕，非寬容之謂也。敬非修德之謂者，氣攝而不縱，縱必不能中節也。恕非寬容之謂者，能為古人設身而處地也。嗟乎！知德者鮮，知臨文之不可無敬恕，則知文德矣。

　　昔者陳壽《三國志》，紀魏而傳吳、蜀，習鑿齒為《漢晉春秋》，正其統矣。司馬《通鑒》仍陳氏之說，朱子《綱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應陳氏誤於先，而司馬再誤於其后，而習氏與朱子之識力，偏居於優也。而古今之譏《國志》與《通鑒》者，殆於肆口而罵詈，則不知起古人於九原，肯吾心服否邪？陳氏生於西晉，司馬生於北宋，苟黜曹魏之禪讓，將置君父於何地？而習與朱子，則固江東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爭天統也。(此說前人已言。)諸賢易地則皆然，未必識遜今之學究也。是則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身之所處，固有榮辱隱顯、屈伸憂樂之不齊，而言之有所為而言者，雖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謂，況生千古以后乎？聖門之論恕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道大矣。今則第為文人，論古必先設身，以是為文德之恕而已爾。

　　韓氏論文，"迎而拒之，平心察之"。喻氣於水，言為浮物。柳氏之論文也，"不敢輕心掉之"，"怠心易之"，"矜氣作之"，"昏氣出之"。夫諸賢論心論氣，未即孔、孟之旨，及乎天人、性命之微也。然文繁而不可殺，語變而各有當。要其大旨則臨文主敬，一言以蔽之矣。主敬則心平，而氣有所攝，自能變化從容以合度也。夫史有三長，才、學、識也。古文辭而不由史出，是飲食不本於稼穡也。夫識生於心也，才出於氣也。學也者，凝心以養氣，煉識而成其才者也。心虛難恃，氣浮易弛。主敬者，隨時檢攝於心氣之間，而謹防其一往不收之流弊也。夫緝熙敬止，聖人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其為義也廣矣。今為臨文，檢其心氣，以是為文德之敬而已爾。

　　○文理

　　偶於良宇案間，見《史記》錄本，取觀之，乃用五色圈點，各為段落，反覆審之，不解所謂。詢之良宇，啞然失笑，以謂己亦厭觀之矣。其書雲出前明歸震川氏，五色標識，各為義例，不相混亂。若者為全篇結構，若者為逐段精彩，若者為意度波瀾，若者為精神氣魄，以例分類，便於拳服揣摩，號為古文祕傳。前輩言古文者，所為珍重授受，而不輕以示人者也。又雲："此如五祖傳燈，靈素受箓，由此出者，乃是正宗；不由此出，縱有非常著作，釋子所譏為野狐禪也。余幼學於是，及游京師，聞見稍廣，乃知文章一道，初不由此。然意其中或有一二之得，故不遽棄，非珍之也。"

　　余曰：文章一道，自元以前，衰而且病，尚未亡也。明人初承宋、元之遺，粗存規矩。至嘉靖、隆慶之間，晦蒙否塞，而文幾絕矣。歸震川氏生於是時，力不能抗王、李之徒，而心知其非，故斥鳳洲以為庸妄。謂其創為秦、漢偽體，至並官名地名，而改用古稱，使人不辨作何許語，故直斥之曰文理不通，非妄言也。然歸氏之文，氣體清矣，而按其中之所得，則亦不可強索。故余嘗書識其后，以為先生所以砥柱中流者，特以文從字順，不汩沒於流俗；而於古人所謂閎中肆外，言以聲其心之所得，則未之聞爾。然亦不得不稱為彼時之豪杰矣。但歸氏之於制藝，則猶漢之子長，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故近代時文家之言古文者，多宗歸氏。唐、宋八家之選，人幾等於《五經》四子所由來矣。惟歸、唐之集，其論說文字皆以《史記》為宗；而其所以得力於《史記》者，乃頗怪其不類。蓋《史記》體本蒼質，而司馬才大，故運之以輕靈。今歸、唐之所謂疏宕頓挫，其中無物，遂不免於浮滑，而開后人以描摩淺陋之習。故疑歸、唐諸子，得力於《史記》者，特其皮毛，而於古人深際，未之有見。今觀諸君所傳五色訂本，然后知歸氏之所以不能至古人者，正坐此也。

　　夫立言之要，在於有物。古人著為文章，皆本於中之所見，初非好為炳炳烺烺，如錦工繡女之矜夸採色已也。富貴公子，雖醉夢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語；疾痛患難之人，雖置之絲竹華宴之場，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歡笑。此聲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今舍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婦，亦學其悲號；屈子自沈汨羅，而同心一德之朝，其臣亦宜作楚怨也；不亦傎乎？至於文字，古人未嘗不欲其工。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學問為立言之主，猶之志也；文章為明道之具，猶之氣也。求自得於學問，固為文之根本；求無病於文章，亦為學之發揮。故宋儒尊道德而薄文辭，伊川先生謂工文則害道，明道先生謂記誦為玩物喪志，雖為忘本而逐末者言之；然推二先生之立意，則持其志者，不必無暴其氣。而出辭氣之遠於鄙倍，辭之欲求其達，孔、曾皆為不聞道矣。但文字之佳勝，正貴讀者之自得；如飲食甘旨，衣服輕暖，衣且食者之領受，各自知之，而難以告人。如欲告人衣食之道，當指膾炙而令其自嘗，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輕暖，則有是道矣。必吐己之所嘗而哺人以授之甘，摟人之身而置懷以授之暖，則無是理也。

　　韓退之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其所謂鉤玄提要之書，不特后世不可得而聞，雖當世籍、湜之徒，亦未聞其有所見，果何物哉？蓋亦不過尋章摘句，以為撰文之資助耳。此等識記，古人當必有之。如左思十稔而賦《三都》，門庭藩溷，皆著紙筆，得即書之。今觀其賦，並無奇思妙想，動心駴魄，當藉十年苦思力索而成。其所謂得即書者，亦必標書志義，先掇古人菁英，而后足以供驅遣爾。然觀書有得，存乎其人，各不相涉也。故古人論文，多言讀書養氣之功，博古通經之要，親師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則其道矣。至於論及文辭工拙，則舉隅反三，稱情比類，如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或偶舉精字善句，或品評全篇得失，令觀之者得意文中，會心言外，其於文辭思過半矣。至於不得已而摘記為書，標識為類，是乃一時心之所會，未必出於其書之本然。比如懷人見月而思，月豈必主遠懷？久客聽雨而悲，雨豈必有愁況？然而月下之懷，雨中之感，豈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懷，藏為祕密，或欲嘉惠后學，以謂凡對明月與聽霖雨，必須用此悲感，方可領略，則適當良友乍逢，及新昏宴爾之人，必不信矣。是以學文之事，可授受者規矩方圓；其不可授受者心營意造。至於纂類摘比之書，標識評點之冊，本為文之末務，不可揭以告人，只可用以自志。父不得而與子，師不得以傳弟。蓋恐以古人無窮之書，而拘於一時有限之心手也。

　　律詩當知平仄，古詩宜知音節。顧平仄顯而易知，音節隱而難察；能熟於古詩，當自得之。執古詩而定人之音節，則音節變化，殊非一成之詩所能限也。趙伸符氏取古人詩為《聲調譜》，通人譏之，余不能為趙氏解矣。然為不知音節之人言，未嘗不可生其啟悟；特不當舉為天下之式法爾。時文當知法度，古文亦當知有法渡。時文法度顯而易言，古文法度隱而難喻，能熟於古文，當自得之。執古文而示人以法度，則文章變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歸震川氏取《史記》之文，五色標識，以示義法；今之通人，如聞其事必竊笑之，余不能為歸氏解也，然為不知法度之人言，未嘗不可資其領會；特不足據為傳授之祕爾。據為傳授之祕，則是郢人寶燕石矣。夫書之難以一端盡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詩之音節，文之法度，君子以謂可不學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縱，歌哭之有抑揚；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然使一己之見，不事穿鑿過求，而偶然瀏覽，有會於心，筆而志之，以自省識，未嘗不可資修辭之助也。乃因一己所見，而謂天下之人，皆當範我之心手焉，后人或我從矣，起古人而問之，乃曰："余之所命，不在是矣！"毋乃冤歟？

　　○文集

　　集之興也，其當文章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謨，官存法令，風詩採之閭里，敷奏登之廟堂，未有人自為書，家存一說者也。(劉向校書，敘錄諸子百家，皆雲出於古者某官某氏之掌，是古無私門著述之徵也。餘詳外篇。)自治學分途，百家風起，周、秦諸子之學，不勝紛紛；識者已病道術之裂矣。然專門傳家之業，未嘗欲以文名，苟足顯其業，而可以傳授於其徒，(諸子俱有學徒傳授，《管》、《晏》二子書，多記其身后事，《莊子》亦記其將死之言，《韓非·存韓》之終以李斯駁議，皆非本人所撰，蓋為其學者，各據聞見而附益之爾。)則其說亦遂止於是，而未嘗有參差龐雜之文也。兩漢文章漸富，為著作之始衰。然賈生奏議，編入《新書》；(即《賈子書》。唐《集賢書目》始有《新書》之名。)相如詞賦，但記篇目：(《藝文志》、《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次《屈原賦》二十五篇之后，而敘錄總雲，《詩賦》一百六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蓋各為一家言，與《離騷》等。)皆成一家之言，與諸子未甚相遠，初未嘗有匯次諸體，裒焉而為文集者也。自東京以降，訖乎建安、黃初之間，文章繁矣。然範、陳二史，(《文苑傳》始於《后漢書》。)所次文士諸傳，識其文筆，皆雲所著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不雲文集若干卷，則文集之實已具，而文集之名猶未立也。(《隋志》："別集之名，《東京》所創。"蓋未深考。)自摯虞創為《文章流別》，學者便之，於是別聚古人之作，標為別集；則文集之名，實仿於晉代。(陳壽定《諸葛亮集》二十四篇，本雲《諸葛亮故事》，其篇目載《三國志》，亦子書之體。而《晉書·陳壽傳》雲，定《諸葛集》，壽於目錄標題，亦稱《諸葛氏集》，蓋俗誤雲。)而后世應酬牽率之作，決科俳擾之文，亦汎濫橫裂，而爭附別集之名，是誠劉《略》所不能收，班《志》所無可附。而所為之文，亦矜情飾貌，矛盾參差，非復專門名家之語無旁出也。夫治學分而諸子出，公私之交也。言行殊而文集興，誠偽之判也。勢屢變則屢卑，文愈繁則愈亂。苟有好學深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質，因散而求會同之歸，則三變而古學可興。惜乎循流者忘源，而溺名者喪實，二缶猶且以鍾惑，況滔滔之靡有底極者。

　　昔者，向、歆父子之條別，其《周官》之遺法乎？聚古今文字而別其家，合天下學術而守於官，非曆代相傳有定式，則西漢之末，無由直溯周、秦之源也。(《藝文志》有錄無書者，亦歸其類，則劉向以前必有傳授矣。且《七略》分家，亦未有確據，當是劉氏失其傳。)班《志》而后，紛紛著錄者，或合或離，不知宗要，其書既不盡傳，則其部次之得失，敘錄之善否，亦無從而悉考也。荀勗《中經》有四部，詩賦圖贊，與汲冢之書歸丁部。王儉《七志》，以詩賦為文翰志，而介於諸子軍書之間，則集部之漸日開，而尚未居然列專目也。至阮孝緒撰《七錄》，惟技術、佛、道分三類，而經典、紀傳、子兵、文集之四錄，已全為唐人經、史、子、集之權輿；是集部著錄，實仿於蕭梁，而古學源流，至此為一變，亦其時勢為之也。嗚呼！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窮而有類書。學者貪於簡閱之易，而不知實學之衰；狃於易成之名，而不知大道之散。江河日下，豪杰之士，從狂瀾既倒之后，而欲障百川於東流，其不為舉世所非笑，而指目牽引為言詞，何可得耶？

　　且名者，實之賓也。類者，例所起也。古人有專家之學，而后有專門之書；有專門之書，而后有專門之授受。(鄭樵蓋嘗雲爾。)即類求書，因流溯源，部次之法明，雖三墳五典，可坐而致也。自校讎失傳，而文集類書之學書，一編之中，先自不勝其龐雜；后之興者，何從而窺古人之大體哉？夫《楚詞》，屈原一家之書也。自《七錄》初收於集部，《隋志》特表《楚詞》類，因並總集別集為三類，遂為著錄諸家之成法。充其義例，則相如之賦，蘇、李之五言，枚生之《七發》，亦當別標一目，而為賦類、五言類、《七發》類矣。總集別集之稱，何足以配之？其源之濫，實始詞賦不列專家，而文人有別集也。《文心雕龍》，劉勰專門之書也。自《集賢書目》收為總集，(《隋志》已然。)《唐志》乃並《史通》、《文章龜鑒》、《史漢異義》為一類；遂為鄭略、馬《考》諸子之通規。(《鄭志》以《史通》入通史類，以《雕龍》入《文集》類。夫漁仲校讎，義例最精，猶舛誤若此，則俗學之傳習已久也。)充其義例，則魏文《典論》，葛洪《史鈔》，張騭《文士傳》，(《典論·論文》如《雕龍》，《史鈔》如《史漢異義》，《文士傳》如《文章龜鑒》，類皆相似。)亦當混合而入總集矣。史部子部之目何得而分之？(《典論》，子類也。《史鈔》、《文士傳》，史類也。)其例之混實由文集難定專門，而似者可亂真也。著錄既無源流，作者標題，遂無定法。郎蔚之《諸州圖經集》，則史部地理而有集名矣。(《隋志》所收。)王方慶《寶章集》，則經部小學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玄覺《永嘉集》，則子部釋家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百家雜藝之末流，識既庸闇，文復鄙俚，或抄撮古人，或自明小數，本非集類，而紛紛稱集者，何足勝道？(雖曾氏《隆平集》，亦從流俗，當改為傳志，乃為相稱。)然則三集既興，九流必混，學術之迷，豈特黎丘有鬼，歧路亡羊而已耶？

　　○篇卷

　　《易》曰："艮其輔，言有序。"《詩》曰："出言有章。"古人之於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於書，則有簡策。標其起訖，是曰篇章。孟子曰："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是連策為篇之證也。《易·大傳》曰："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首尾為篇之證也。左氏引《詩》，舉其篇名，而次第引之，則曰某章雲雲。是篇為大成，而章為分闋之證也。要在文以足言，成章有序，取其行遠可達而已。篇章簡策，非所計也。后世文字繁多，爰有校讎之學。而向、歆著錄，多以篇卷為計。大約篇從竹簡，卷從縑素，因物定名，無他義也。而縑素為書，后於竹簡，故周、秦稱篇，入漢始有卷也。第彼時竹素並行，而名篇必有起訖；卷無起訖之稱，往往因篇以為之卷；故《漢志》所著幾篇，即為后世幾卷，其大較也。然《詩經》為篇三百，而為卷不過二十有八；《尚書》、《禮經》，亦皆卷少篇多，則又知彼時書入縑素，亦稱為篇。篇之為名，專主文義起訖，而卷則系乎綴帛短長，此無他義，蓋取篇之名書，古於卷也。故異篇可以同卷，而分卷不聞用以標起訖。至班氏《五行》之志．《元后》之傳，篇長卷短，則分子卷。是篇不可易，而卷可分合也。嗣是以后，訖於隋、唐，書之計卷者多，計篇者少。著述諸家，所謂一卷，往往即古人之所謂一篇；則事隨時變，人亦出於不自知也。惟司馬彪《續后漢志》，八篇之書，分卷三十，割篇徇卷，大變班書子卷之法，作俑唐、宋史傳，失古人之義矣。(《史》、《漢》之書，十二本紀、七十列傳、八書、十志之類，但舉篇數，全書自了然也。《五行志》分子卷五，《王莽傳》分子卷三，而篇目仍合為一，總卷之數，仍與相符，是以篇之起訖為主，不因卷帙繁重而苟分也。自司馬彪以八志為三十卷，遂開割篇徇卷之例，篇卷混淆，而名實亦不正矣。歐陽《唐志》五十，其實十三志也，年表十五，其實止四表也。《宋史》列傳二百五十有五，《后妃》以一為二，《宗室》以一為四，李綱一人，傳分二卷，再並《道學》、《儒林》，以至《外國》、《蠻夷》之同名異卷，凡五十餘卷，其實不過一百九十餘卷耳。)

　　至於其間名小異而實不異者，道書稱，即卷之別名也，元人《說郛》用之。蒯通《雋永》稱首，則章之別名也，梁人《文選》用之。此則標新著異，名實故無傷也。唐、宋以來，卷軸之書，又變而為紙冊；則成書之易，較之古人，蓋不啻倍蓰已也。古人所謂簡帙繁重，不可合為一篇者，(分上中下之類。)今則再倍其書，而不難載之同冊矣。故自唐以前，分卷甚短。六朝及唐人文集，所為十卷，今人不過三四卷也。自宋以來，分卷遂長。以古人卷從卷軸，勢自不能過長；后人紙冊為書，不過存卷之名，則隨其意之所至，不難鉅冊以載也。以紙冊而存縑素為卷之名，亦猶漢人以縑素而存竹簡為篇之名，理本同也。然篇既用以計文之起訖矣，是終古不可改易，雖謂不從竹簡起義可也。卷則限於軸之長短，而並無一定起訖之例。今既不用縑素而用紙冊，自當量紙冊之能勝而為之界。其好古而標卷為名，從質而標冊為名，自無不可；不當又取卷數與冊本，故作參差，使人因卷尋篇，又復使人挾冊求卷，徒滋擾也。夫文之繁省起訖，不可執定；而方策之重，今又不行；(古人寂寥短篇，亦可自為一書，孤行於世。蓋方策體重，不如后世片紙，難為一書也。)則篇自不能孤立，必依卷以連編，勢也。卷非一定而不可易，既欲包篇以合之，又欲破冊而分之，使人多一檢索於離合之外，又無關於義例焉，不亦擾擾多事乎？故著書但當論篇，不當計卷。(卷不關於文之本數，篇則因文計數者也。故以篇為計，自不憂其有闕卷，以卷為計，不能保其無闕篇也。)必欲計卷，聽其量冊短長，而為銓配可也。不計所載之冊，而銖銖分卷，以為題簽著錄之美觀，皆是泥古而忘實者也。《崇文》、《宋志》，間有著冊而不詳卷者。明代《文淵閣目》，則但計冊而無卷矣。是雖著錄之闕典，然使卷冊苟無參差，何至有此弊也。(古人已成之書，自不宜強改。)

　　○天喻

　　夫天渾然而無名者也。三垣、七曜、二十八宿、一十二次、三百六十五度、黃道、赤道，曆家強名之以紀數爾。古今以來，合之為文質損益，分之為學業事功，文章性命。當其始也，但有見於當然，而為乎其所不得不為，渾然無定名也。其分條別類，而名文名質，名為學業事功，文章性命，而不可合並者，皆因偏救弊，有所舉而詔示於人，不得已而強為之名，定趨向爾。后人不察其故而徇於其名，以謂是可自命其流品，而紛紛有入主出奴之勢焉。漢學宋學之交譏，訓詁辭章之互詆，德性學問之紛爭，是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學業將以經世也，如治曆者，盡人功以求合於天行而已矣，初不自為意必也。其前人所略而后人詳之，前人所無而后人創之，前人所習而后人更之，譬若《月令》中星不可同於《堯典》，太初曆法不可同於《月令》，要於適當其宜而可矣。周公承文、武之后，而身為冢宰，故制作禮樂，為一代成憲。孔子生於衰世，有德無位，故述而不作，以明先王之大道。孟子當處士橫議之時，故力距楊、墨，以尊孔子之傳述。韓子當佛老熾盛之時，故推明聖道，以正天下之學術。程、朱當末學忘本之會，故辨明性理，以挽流俗之人心。其事與功，皆不相襲，而皆以言乎經世也。故學業者，所以辟風氣也。風氣未開，學業有以開之。風氣既弊，學業有以挽之。人心風俗，不能曆久而無弊，猶羲和、保章之法，不能曆久而不差也。因其弊而施補救，猶曆家之因其差而議更改也。曆法之差，非過則不及。風氣之弊，非偏重則偏輕也。重輕過不及之偏，非因其極而反之，不能得中正之宜也。好名之士，方且趨風氣而為學業，是以火救火，而水救水也。

　　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二十八宿，十二次舍，以環天度數，盡春秋中國都邑。夫中國在大地中，東南之一隅耳。而周天之星度，屬之占驗，未嘗不應，此殆不可以理推測，蓋人定之勝於天也。且如子平之推人生年月日時，皆以六十甲子，分配五行生克。夫年月與時，並不以甲子為紀，古人未嘗有是言也。而后人既定其法，則亦推衍休咎而無不應，豈非人定之勝天乎？《易》曰"先天而天弗違"，蓋以此也。學問亦有人定勝天之理。理分無極太極，數分先天后天，圖有《河圖》、《洛書》，性分義理氣質，聖人之意，后賢以意測之，遂若聖人不妨如是解也。率由其說，亦可以希聖，亦可以希天。豈非人定之勝天乎？尊信太過，以謂真得聖人之意固非，即辨駁太過，以為諸儒詬詈，亦豈有當哉？

　　○師說

　　韓退之曰："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者也。"又曰："師不必賢於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又曰："巫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而因怪當時之人，以相師為恥，而曾巫醫百工之不如。韓氏蓋為當時之敝俗而言之也，未及師之究竟也。《記》曰："民生有三，事之如一，君、親、師也。"此為傳道言之也。授業解惑，則有差等矣。業有精粗，惑亦有大小，授且解者之為師，固然矣；然與傳道有間矣。巫醫百工之相師，亦不可以概視也。蓋有可易之師，與不可易之師，其相去也，不可同日語矣。知師之說者，其知天乎？蓋人皆聽命於天者也，天無聲臭，而俾君治之。人皆天所生也，天不物物而生，而親則生之。人皆學於天者也，天不諄諄而誨，而師則教之。然則君子而思事天也，亦在謹事三者而已矣。

　　人失其道，則失所以為人，猶無其身，則無所以為生也。故父母生而師教，其理本無殊異。此七十子之服孔子，所以可與之死，可與之生，東西南北，不敢自有其身，非情親也，理勢不得不然也。若夫授業解惑，則有差等矣。經師授受，章句訓詁；史學淵源，筆削義例；皆為道體所該。古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竹帛之外，別有心傳，口耳轉受，必明所自，不啻宗支譜系不可亂也。此則必從其人而后受，苟非其人，即已無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師也。學問專家，文章經世，其中疾徐甘苦，可以意喻，不可言傳。此亦至道所寓，必從其人而后受，不從其人，即已無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師也。苟如是者，生則服勤，左右無方，沒則屍祝俎豆，如七十子之於孔子可也。至於講習經傳，旨無取於別裁；斧正文辭，義未見其獨立；人所共知共能，彼偶得而教我；從甲不終，不妨去而就乙；甲不我告，乙亦可詢；此則不究於道，即可易之師也。雖學問文章，亦末藝耳。其所取法，無異梓人之惎琢雕，紅女之傳絺繡，以為一日之長，拜而禮之，隨行隅坐，愛敬有加可也。必欲嚴昭事之三，而等生身之義，則責者罔，而施者亦不由衷矣。

　　巫醫百工之師，固不得比於君子之道，然亦有說焉。技術之精，古人專業名家，亦有隱微獨喻，得其人而傳，非其人而不傳者，是亦不可易之師，亦當生則服勤，而沒則屍祝者也。古人飲食，必祭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況成我道德術藝，而我固無從他受者乎？至於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則觀所得為何如耳。所爭在道，則技曲藝業之長，又何沾沾而較如不如哉？

　　嗟夫！師道失傳久矣。有志之士，求之天下，不見不可易之師；而觀於古今，中有怦怦動者，不覺囅然而笑，索焉不知涕之何從，是亦我之師也。不見其人，而於我乎隱相授受，譬則孤子見亡父於影像，雖無人告之，夢寐必將有警焉。而或者乃謂古人行事，不盡可法，不必以是為屍祝也。夫禹必祭鯀，尊所出也。兵祭蚩尤，宗創制也。若必選人而宗之，周、孔乃無遺憾矣。人子事其親，固有論功德，而祧禰以奉大父者耶？

　　○假年

　　客有論學者，以謂書籍至后世而繁，人壽不能增加於前古，是以人才不古若也。今所有書，如能五百年生，學者可無遺憾矣。計千年后，書必數倍於今，則亦當以千年之壽副之，或傳以為名言也。余謂此愚不知學之言也。必若所言，造物雖假之以五千年，而猶不達者也。

　　學問之於身心，猶飢寒之於衣食也。不以飽暖慊其終身，而欲假年以窮天下之衣食，非愚則罔也。傳曰："至誠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人之異於物者，仁義道德之粹，明物察倫之具，參天贊地之能，非物所得而全耳。若夫知覺運動，心知血氣之稟於天者，與物豈有殊哉？夫質大者所用不得小，質小者所資不待人，物各有極也。人亦一物也。鯤鵬之壽十億，雖千年其猶稚也。蟪蛄不知春秋，期月其大耋也。人於天地之間，百年為期之物也。心知血氣，足以周百年之給欲，而不可強致者也。

　　夫子十五志學，"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聖人，人道之極也。人之學為聖者，但有十倍百倍之功，未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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