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讀史記-伯夷：餓死也不食周粟，幹嗎不出國？

　　中國史上最為著名的潔行之士，無疑是伯夷和叔齊。在他們之前還有一個潔身自好的隱士許由。堯做皇帝的時候，聽說許由是賢人，就想把天下讓給他。許由聽到這一風聲，趕忙隱遁到潁水之陽的箕山。箕山在今天的河南登封，緊鄰著天下之中的中嶽嵩山，因為許由死後葬在這裡，箕山又稱許由山。堯又召許由做九州長，許由這次連聽都不願聽了，跑到潁水之濱洗耳朵去了。這時，剛好巢父牽著牛犢來飲水，就問許由何以洗耳。許由說：“堯召我做九州長，我痛恨聽到這件事，所以洗耳。”誰知巢父諷刺許由說：“你如果住在高岸深谷之中，與人不相往來，誰能見到你？你本性就浮游，想用這種方法沽名釣譽而已，別汙了牛犢的口。”說完牽著牛犢去上游飲水了。

　　伯夷、叔齊是遼西小國孤竹君的長子和三子。父親欲立叔齊，父親死後，叔齊不願繼位，要讓給伯夷。伯夷也不願繼位，逃走了。叔齊步伯夷的後塵也逃走了。國人遂立二子。伯夷、叔齊聽說西伯昌（周文王）善養老，就投奔他而去。到了周的都城岐下（周原，今陝西扶風），西伯剛死，周武王繼位，把父親的木制靈位載在戰車上，正準備東進，討伐以朝歌（今河南淇縣）為都的紂王。伯夷、叔齊不顧安危，勒住武王的馬韁勸諫說：“父親死了不葬，卻發動戰爭，能說是孝嗎？以臣弑君，能說是仁嗎？”姜太公稱許伯夷、叔齊是義人，派兵丁攙扶著他們離去了。

　　伯夷、叔齊指責武王伐紂是不孝不仁。

　　武王以正義戰爭勝利者的名義，榮登大朔，諡父親周侯西伯為周文王，中國史上正統的譜系確立了。“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在伯夷、叔齊眼中，周王朝是不孝不仁得來的天下，因此他們以周王朝為恥，不食周粟，隱居首陽山，靠采薇維生。

　　采薇而食的日子並不好過，魯迅先生在《故事新編·采薇》這篇小說中甚至給伯夷、叔齊列了一個薇菜的食譜：薇湯，薇羹，薇醬，清燉薇，原湯燜薇芽，生曬嫩薇葉……蜀漢譙周在《古史考》中記載了一個伯夷、叔齊餓死的傳說：

　　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

　　這是一個尖銳的指控。薇也是周朝的草木，你們不食周粟，卻食周的草木，性質有何不同？面對這個尖銳的指控，伯夷、叔齊的道德優越感現出了巨大的裂痕，不能兩全之下，只好餓死了事。

　　死前，伯夷、叔齊作了一首歌：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於嗟徂兮，命之衰矣！

　　上那西山呀采它的薇菜，

　　強盜來代強盜呀不知道這的不對。

　　神農虞夏一下子過去了，我又哪裡去呢？

　　唉唉死罷，命裡註定的晦氣！

　　（魯迅譯文）

　　孔子曾經評價過伯夷、叔齊的品行，說：“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稀。”意思是伯夷、叔齊不記舊仇，怨恨自然就少了。可是孔子的下一句評語—“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卻有些一廂情願，因為伯夷、叔齊臨死前作的這首歌，明明是一首怨歌，尤其是尾句“我安適歸矣？於嗟徂兮，命之衰矣！”，怨恨的意思清清楚楚，所以司馬遷才會覺得二人的情緒異樣。可惜司馬遷沒有深入追究下去，只是發出了“好人早夭，壞人長壽”的慨歎。

　　在我看來，伯夷、叔齊的“潔”類似于許由洗耳的“潔”。雖然伯夷、叔齊一眼就看穿了中國史循環論的弊病—“以暴易暴”，但是避開“以暴易暴”的途徑，卻並非莊子所說的根本性的“潔”。就像潁水根本不可能洗淨許由已經被污染的耳朵一樣，首陽山的薇菜也仍然是“周薇”。伯夷、叔齊的道德困境證明了他們方法論的錯誤。所以魯迅先生說：“被壓迫者即使沒有報復的毒心，也決無被報復的恐懼，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兇手或其幫閒們，這才贈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舊惡’的格言。”（《女吊》）“以暴易暴”的非法性不能以“不念舊惡”為前提，“不合作”的義舉也決不能以身體的餓死為旨歸。

　　【個性點評】

　　伯夷、叔齊最後被一把周粟逼死，也許有人以為不值。遇到這種情況，你看孔子的態度多麼瀟灑：“道不行，乘槎浮於海。”幹嗎非要食你的周粟？我出國去！向東向西都能通往大海，伯夷、叔齊卻只會鑽山，這不是典型的小農思維模式嗎？

　　其實，伯夷、叔齊的意義在於，我偏不出國，我偏不食周粟，我就用這樣一種自虐的方式表達自己信念的堅定，表達自己信仰的執著。

　　無他，我就是要讓你難堪，看你怎麼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