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什麼不會有前蘇聯式的和平變革
——《共產主義神話與「新中國」命運 十四章》
作者：一平
一
中國的未來很是悲觀，現行的政體不可能持久維持下去，而中共核心權力集團也沒有改革體制的意願。中國又一次面臨辛亥革命之前的絕境，滿族高層權貴絕不放棄祖輩傳下來的大清天下；當今習集團也不願放棄父輩打下的紅色江山。但是，當今中國比百年前危險得多。現代社會本身即比傳統社會脆弱，現代社會一旦發生崩潰，將是巨大的災難，至於中國這樣龐大的國家，崩潰的災難更是不可想象。
但是中國崩潰的災難是無可避免的，作為國家、社會其於內里實際已經解體了，中國得以勉強維持的唯在：「黨」作為利益壟斷集團，以利益籠絡官員，以暴力維持秩序。而作為國家正常存在的基礎均以瓦解：社會失去組織性；精英階級潰爛，不擔當國家、社會之責任；法律失效；信約解體。稍有常識，我們便清楚，這樣的國家是維持不下去的，崩潰是遲早的事情。
由於「黨」壟斷一切，崩潰一旦發生，即是全面、整體的，而且不可抑制和修復。中共的命運由此結束，這個可怕的殘暴怪物，將一切抓在手裡，致死不鬆，最終是綁架了中國，與之一起滅亡。
上世紀六〇年代初，南非白人政府以暴力顛覆政府罪審判曼德拉，並準備判處其死刑。但是美國從中遊說，說服南非當局留下曼德拉，以備白人統治一旦動搖，能和黑人談判，避免國家走向全面暴力和內戰。由此，南非當局未殺曼德拉，判其無期徒刑。其後，黑人反抗力量日益壯大，白人統治勢微。於是，南非政府不斷從監獄中接出曼德拉，與其談判。一九八九年柏林牆倒塌後，南非總統戴．克拉克解除禁令，讓曼德拉領導的政黨ＡＮＣ合法，並於一九九〇年初無條件釋放曼德拉。一九九四年南非實行大選，曼德拉當選總統，當選後，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實現民族和解，南非避免了種族屠殺和內戰。
但是中共自「新中國」始，即絕不允許反對派存在，對異議者是斬盡殺絕，鄧後大有進步，將「殺」改為「關」。任何新生的健康的政治力量，都被其扼殺在萌芽狀態，這是他們維持其統治的綱領。他們以為他們的政權是永遠的，絕不給這個國家留有後路，如果他們垮台，中國也就該完蛋。其不僅霸道，也愚昧。他們只有紅色江山，而無中國之國家。
中國崩潰必導致國家分裂，「中國」這個國家概念將不復存在。在中共之後，沒有任何個人或政治集團可以重新整合中國，因為在前他們均被消滅和抑制了。崩潰導致暴亂或混亂，於是地方豪強或軍頭出面自救；自救要靠勢力與軍力，於是便形成地方強人政治；由此地方獨立即成。崩潰之後，中國將分裂為諸多地方獨立的專制政體。誰有錢有槍便自控一方。
如果以和平為前提，中國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分裂不是壞事。小國易於管理，也易於文明的多元發展，國民的生活和權益也更會得到保障。世界上最好的國家都是小國，小國的壞處是經不起戰爭，不能自保，但是和平期間無此問題。問題是，中國分裂後，各「諸侯」間的關係如何建立？彼此能否和平相處？有些地域大概可以，比如東南發達省份；有些地域則不一定，比如中原、西南地域；有些地域則注定要有戰亂和種族殺戮，比如西北多民族地域。由中國的歷史來看，分裂即是無休止的戰爭，這也就是中國由來已久的大一統傳統的緣由之一。
二
蘇東體制轉型大致是和平的，但是於中國，和平轉型則無可能，不僅如此，中國甚至也沒有「革命轉型」的可能。
蘇東能和平轉型是有原因的。首先東歐各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蘇聯強加的，並非本民族的選擇。因此，只要蘇聯放棄對其控制，東歐各國
就容易達成民族共識，重新選擇國家政體。蘇聯得以和平轉型乃大幸運。蘇聯的極權統治固然嚴酷，但是和中共的統治，特別是毛的統治仍不可同日而語。
蘇聯得以和平轉型，得益於以下的原因：
其一、愛國主義的凝聚力。
蘇聯變革導致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解體，但是俄羅斯並未解體，只是十月革命後那些陸續被紅色俄羅斯吞併附屬國離它而去。
前蘇俄雖為紅色帝國，但是史達林繼承了沙俄帝國的擴張傳統，加之二戰衛國戰爭，這些強化了俄羅斯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傳統。因此俄國人保持了對俄羅斯民族和國家的認同。當民眾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性超越政治，那麼當國家陷於危機，民眾便可以超越意識形態，乃至不計自身利害，維護國家。比如，近年的烏克蘭危機，普京當然是威權統治，其吞併克里米亞後，遭致西方國家的聯合譴責和制裁，俄國經濟遭致重創，盧布大幅度貶值，但是普京在俄國的支持率反而上升到八成以上，即使是戈巴契夫、俄國共產黨都轉而支持普京，自由民主派反而成為孤家寡人。
俄羅斯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有深厚傳統，二戰俄國得以獲勝，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是決定性因素。蘇聯解體，俄羅斯得以保持穩定，避免戰亂，愛國主義起到了重要作用。變革的動蕩期間，俄羅斯的中心命題是，俄羅斯向何處去？怎麼辦？生活固然困難，但人民關心國家的命運。在變革的動蕩中，愛國主義是維持國家穩定的重要因素。一九九一年的政變之所以未導致內戰，主要的原因是人民不支持，人民拋棄了蘇聯舊體制，更不允許保守派將國家帶入戰爭，政變者不敢承擔此罪責，而最終放棄。俄羅斯人的國家意識最終壓垮了反改革的政變者。
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是傳統俄羅斯的支柱，雖然歷經十月革命，但其仍支撐了俄羅斯的衛國戰爭，支撐了俄羅斯轉型後的困境，也支撐當下西方國家對俄國的孤立，其也必將長久地支撐俄羅斯的未來，特別是在危機狀況下。我們看到，前蘇聯解體，但是俄羅斯沒有解體，在史達林的後面、極權制度的後面、意識形態的後面、種種政治鬥爭、及國家危機的後面是俄羅斯的民族意志和精神。葉爾欽將政權轉交給普金時的囑託是「珍惜俄羅斯」。
俄羅國佔領克里米亞之後，遭到世界範圍內的圍堵和孤立，但是普金的支持率卻飆升到八成以上。對於俄羅斯人，國家、民族超越政治、政體、意識形態，甚至超越道義。這是他們的底色。我們且不論俄羅斯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精神的對錯，但事實上其是凝聚俄羅斯民族與國家的力量，其超越政治、黨派、主義，在國家、民族陷於危機時，它是穩定和拯救的力量。在人類文明的歷史中，種族、國家、宗教總是比政治有更深厚的基礎。
二
中國人，國家、民族的觀念向來較淡薄。中國國家早成，所謂漢族即多民族的融合體。就種族而言，廣東人與越南人倒更接近，而與山東人則牛馬不相及，廣東人之所以與山東、山西人同為漢族，實非因為種族血統，乃是因為均尊漢字文化。中華是文化概念，以使用漢字、尊崇孔孟為標誌。中國傳統中，核心是家族，世事最高觀念是天下。由好處說，中國之民族、國家觀念淡薄是文明高度發達之體現；由壞處說是，經過反復的異族統治，特別是滿族的近三百年的統治，漢族已被馴服，民族、國家觀念均退化。這也就是人們一向所說中國人一盤散沙的狀態。
近代，中國遭致列強的入侵、欺辱，中國的國家及民族的觀念重新喚醒，特別是經過抗日戰爭，國人的國家及民族觀念得到強化，中華民國乃現代漢文明國家之建立。
然而經三年內戰，中共奪得政權，「新中國」納入蘇聯陣營，以蘇聯為老大哥，全盤蘇化。實際上，中國已經成為蘇俄帝國的一部分，是其附庸國，小兄弟。最能說明問題的就是，中國為蘇聯打了韓戰，蘇聯稱霸半球的冷戰格局由此奠定。全盤蘇化即全盤去中國化，由國家、民族的認同，到去中國文化。史達林死後，毛與蘇聯翻臉，自立世界革命領袖，與蘇為敵，另立山頭，以中國為世界革命基地、中心、試驗場，國家、民族、人民，甚至連他的黨都是服務於毛革命的。至文革，整個國家只有三個中心詞：「革命」、「毛主席」、「毛澤東思想」，國家、民族、歷史、文化都被他消滅了。毛時代只有毛，沒有國家，也沒有民族，更沒有中華文明。
上世紀五〇至七〇年代，中國似乎有一種舉國「團結」的精神和氣象，但那並非是民族精神，也不是愛國精神。任何國家、民族之存在都天然地具有「民族」、「愛國」之情結，那是人類群體存在之必需，尤其是中國百多年來國家、民族飽經屈辱，孫中山「三民主義」，將民族放置首位，有其原因。毛澤東宣佈「新中國」建立，最振奮人心的話是「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但是毛只是利用了中國人的民族與愛國情結，其所建立的並非是真實的民族精神和愛國精神。因為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均與其國家與民族的歷史聯繫在一起，具體地說，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基於對自身之種族、之歷史、之文明、之傳統、之宗教、之文化、之語言的認同，乃至極端化的價值強調，從而凝聚民族與國家。而毛則是在國人的民族與國家情感中，強制性塞入共產意識形態——先是蘇聯的意識形態，後是毛的意識形態，然而此意識形態在本質上卻恰恰是反民族、反國家的，否定中國國家、民族的歷史、文明、傳統和文化。比如，韓戰讓中國人的民族情感和愛國情感空前高漲，國家與民族空前地凝聚，乃至過於抗日戰爭的勝利。
但是，填塞在國人的民族情感和愛國情感的核心意識和價值是什麼呢？那就是共產意識和價值，在此意識和價值的支配下，也就有了其後的一系列政治革命運動，直至反右、文革。而這一系列運動都是反中國文明，反中國傳統，去中國化的，是對之摧毀。毫不奇怪，共產主義意識即是反國家反民族反文明傳統。因此，毛後，共產意識瓦解，五〇年代的那種「愛國」精神和氣象便煙消雲散。
毛後，共產意識、毛意識均破產。鄧本人有國家意識，其拋棄了毛的「革命」、「烏托邦」路線，轉向務實，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建設一個強大富裕的現代中國。相對毛幾十年的「折騰」，這是中國一個偉大的轉折，無論鄧有怎樣的局限，但對於十數億陷於日日「階級鬥爭」的恐懼及食不果腹的人民來說，這都無異於一次解放。
但是鄧有一個死結，即他作為中共之黨、之政權、之體制的最高繼承者，他要堅持中共之統治，堅持一黨極權之制度。儘管鄧從根本上背棄了毛，也背棄了社會主義，但是為了維護中共政權及統治，維護黨國制度，他基礎四個堅持：
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二、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
二、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四、必須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其中，中間兩條是實質，堅持中共政權的統治，堅持黨的極權制度；前後兩條是旗號。後兩條雖純屬掛羊頭賣狗肉，但是否定了後者，中共的政權和體制就沒有了合法性。作為政治家，鄧當然清楚，社會主義、馬列主義、毛思想正是他所拋棄的，之所以舉這兩塊招牌，是統治權謀。
處於當時的中國政治狀況，或許鄧不得不如此。但由此，鄧也留下了無窮的後患，以致當下無救之腐敗，以及最終將中國的整體崩潰、暴亂和解體。（需要說明，中國最終的不幸結局並非是鄧的改革所致，而是「新中國」所建立的極權體制必然之命運，特別是毛近卅年的暴政，其將穩定國家、延續文明的所有因素摧毀殆盡。鄧無非是將中共政權、統治和體制延長了數十年。）
四
作為「貓論大師」，鄧完全無視「名」的意義。長遠及根本而言，人之存在，社會之組織，國家之建立，文明之延續，均需依「名」而行。「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古人深明其理。所謂文明乃是依「名」而行，也就是民間所言凡是要有個「規矩」，有個「來由」，有個「講究」。
簡而言之，名是定位定性，是本體存在的屬性標幟。「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馬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即是對中國國家的「定性」。這裡鄧所謂的「社會主義」乃是指前蘇聯國家模式，其不僅被西方主流國家所排斥，也被世界大多數不發達國家所摒棄，而且它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災難，最終破產，被文明所淘汰。馬列寧主義是西方文明的異端學說，而在實踐中，它是仇恨、暴力、反文明的，給人類帶來了空前的破壞和災難。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中式山寨版，主旨暴力、破壞、造反，毛徹底摧毀了中國文明，其暴政至數千萬國民無辜死亡。此兩「堅持」之「名」，均將中國標上反人類、反文明的屬性，列入世界多數國家的對立面。如果說，毛時代，國人受蒙蔽，迷信毛，對此兩「堅持」尚認同，但是經過文革，共產意識破產，國人對此痛之厭之尚不及，何談認同？況且，在這兩個旗號之下，國人曾遭受長久的暴政和苦難。國家「堅持」冠以這個旗號，只能讓國人對之憎惡。「八九」浩大的民主運動，即是國人對其憤怒的釋放。
再，國家由物性來說是指：一定地域、此地域上的人群、這些人所結成的共生體；由文明而言，國家則意味：其歷史、文化、及國人的生活方式。而馬列主義、蘇聯模式均屬非中國化；毛思想屬「中國特色」，但其是流民意識，是中國正統之異端，是破壞性的。因此，鄧所說的「社會主義」、「毛思想」僅是維護中共統治的藉口，而不能組織國家。該旗號下的中國不是中國，其無法凝聚民心，反之卻使民心背離。
當下，中共混淆「黨」、「中共政權」、「國家」的概念，用「愛國」的外衣包裝「效忠黨」，乃至將孔子也塞進「黨」的皮包之內，
用以鞏固其政權。然而，事與願違，由於對「黨」「中共政權」的厭惡，「國家」「民族」也連帶著被褻瀆。當下，民眾語言中「愛國」已是調侃詞語，是奚落的對象，人們很清楚，現今所謂「中國」已是「你國」。
說到底，中共的政權從根本上失去了民意的支持；這也就是其政權及國家最終將崩潰的原因。一般而言，政權崩潰不會導致國家崩潰，更換政權即可；但是中共綁架了國家，將所有異己力量和和意識都消滅了，因此當中共政權崩潰，即中國國家之崩潰。
五
其二、新官僚及新精英階級。
蘇聯的變革是由上而下的變革，是由蘇共高層發動並領導的，並為多數官員和精英階級所接受，抵抗的官員是少數。蘇聯的變革起於赫魯雪夫。赫魯雪夫由三個方面改變了史達林的蘇聯，為蘇聯極權體制的最終瓦解奠定了基礎。
甲、瓦解了共產主義信仰。
所謂共產主義信仰實乃一種現代宗教崇拜，而宗教崇拜的終極乃是對某一神靈的崇拜。就當時世界共產運動，史達林是最高領袖，由而也是共產主義信仰的崇拜之神。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撕破了史達林的神話，讓人們看到一個作惡多端惡魔。整個世界的共產主義信仰從這一刻開始瓦解，首先是蘇聯、東歐乃至歐美各國共產黨的精英們——特別是知識分子——的信仰被動搖，乃至摧毀；其後蔓延至普通信眾。史達林神話的破滅，導致蘇東陣營共產主義信仰的瓦解。
乙、結束了大規模的政治清洗和殘酷殺戮。
史達林的統治依靠大規模的政治清洗和殘酷殺戮，這也是赫魯雪夫秘密報告的主要內容。赫魯雪夫的重要貢獻就是改變了蘇共史達林的統治方式。史達林後，蘇聯仍然是極權體制，仍然迫害執不同政見者，秘密警察無處不在，但是放棄了大規模的政治清洗，黨內鬥爭也不再實行殘酷殺戮。蘇聯進入相對溫和穩定的時代，即修正主義的「全民國家」時代，沒有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和鬥爭。
丙、結束了領袖個人獨裁統治，轉而為高層寡頭集體領導。
赫魯雪夫雖然也是專斷性的領袖，但已不能實行史達林式的獨裁統治，他之下台，即說明蘇聯已轉入多寡頭的時代。赫魯雪夫之後，勃烈日涅夫執政近廿年，而他是個中性人物——其上台即是各派別妥協的結果，代表諸寡頭間的制衡與妥協。其間，蘇聯雖然還是極權體制，但轉入制度化，集體領導，寡頭分工制衡，而非領袖的專斷獨行，隨心所欲。
應該說，中國鄧的變革也有以上三方面類似的意義，但是其間有一重大的不同，就是赫魯雪夫之後，蘇聯在數十年間培養出一批開明的新官僚和新精英階級，這批人和鄧後中共幹部全然不同。由赫魯雪夫到蘇聯解體，這卅多年是蘇聯和平、穩定時期，政治相對溫和，社會也相對正常。這卅年的和平穩定的時間，蘇聯培養出幾代新官僚和新精英階級，他們大多受過高等教育，這就改變了官僚階級的成分和素質，相對溫和、開明。（從史達林時期，蘇聯就重視精英階級的培養，提出幹部決定一切，這和毛不斷清洗體制內知識分子，重用「工農兵」幹部截然不同。前者是精英治國，後者是「草根」掌權。）戈巴契夫、葉爾欽都是這一時期成長起來的蘇共新領袖，是其代表。
戈巴契夫的《改革與新思維》表明這一時期的官僚，不僅和史達林時期的官僚不同，而且也不同於赫魯雪夫及勃烈日涅夫時期的官僚也不同，從安德羅波夫便顯露出來，這一代的新官僚和新精英階級都期望變革。戈巴契夫「新思維」的中心是「強調人的地位和作用」，他認為「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是人。史達林時期所形成的社會主義，發生了嚴重的變形，實際上建立的是『專制極權和行政命令的官僚體制』。在這種體制模式下，人不被當作目的，而是當作手段來使用，也就是說，把人當作黨和國家機器的『螺絲釘』。」他的改革就是要「明確人是問題的中心，明確社會主義『是真正的、現實的人道主義制度』，人是『萬物的尺度』。」（陸南泉《戈巴契夫改革的指導思想》）
戈巴契夫、葉爾欽所開啓的政體變革，代表了當時蘇聯新官僚和新精英階級的變革意願。戈巴契夫、葉爾欽的弱點不是他們固守極權體制，而恰恰是他們對人的價值和自由、民主制度有過高的理想。但是，他們畢竟結束了蘇聯紅色帝國，結束了蘇俄的極權體制。一九九一年，蘇聯保守派發動反改革的政變，但多數官員、精英階級和民眾都站到了改革的一邊，乃至軍隊拒絕向民眾開槍。蘇聯得以和平變革，得力於由上到下的開明的新官僚和新精英階級。
六
但是，與蘇聯相較，中國的情況則有致命的欠缺。
由一九一七到一九九一共七四年；從一九一七到一九五二年史達林逝世是廿六年；從史達林逝世到一九九一年也有廿八年。前廿六年，特別是自史達林提出「幹部決定一切」，工農出身的草根幹部基本被淘汰光了，在史達林時期，蘇聯的官僚領導階層已經完成了從草根到精英的轉變。這也是蘇聯能迅速發展為一個強大的工業國家的重要原因。後廿八年，蘇聯轉入「全民國家」的溫和穩定時期，其間培養了二至四代新人，雖然他們接受的仍然是共產意識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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