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中國與東亞國家雖有一些矛盾，不過中國在東協政、經影響力已大幅提昇。加上『一帶一路』的誘因，在當前兩岸關係冷卻時，台灣又如何突破南向之障礙？政府要建立與東南亞各國投資保障協議，並爭取貿易優惠待遇。但若沒有中、台之FTA，如何加入東協經貿圈，享受稅捐優惠？東協與印度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中國之默許台灣又如何與東協簽訂投資與商業保障協議？

　　其次是南向經貿投資的風險。海外投資有『政治』、『經濟』、『文化』、『法律』的『國家風險』。1997年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曼（Paul Krugman）分析東南亞的投資風險有『三高』(『資金成本』、『國家風險』、『經營成本』)；『三缺』（『資金』、『人才』與『技術』）；另『二壞』（『治安』與『吏治』）。

反之中國在1996年前後已由國務院核定之50～60個『高新科技園區』，公共設施完善；。責成地方官員在國際招商引資；簡化投資『一個窗口』『一站式服務』；租稅減免；法令清楚。加上當年中國勞工勤奮耐勞，產業西進成為過去二十年擋不住的浪潮。

　　但是中國已今非昔比，非高科技產業已無租稅減免；工資上揚；勞工福利租稅負担提高；沿海各省『騰籠換鳥』，附加價值低的產業被迫外移。

　　經濟學的雁行理論，產業從高成本地區移往低廉成本地區，如織襪、運動鞋、成衣從台、韓先移往中國，再轉往印尼、越南，現在更進一步移往柬埔寨、斯里蘭卡。這都是產業自發的行為，非由政府推動。

海外投資不只看勞力充裕，工資低廉，土地便宜，還要考慮：(1)公共建設如水電、交通；(2)政府行政效率；(3)治安與罷工問題；(4)當地政府的產業政策與經貿發展計劃。

　　南向不是政府一廂情願的事，廠商比政府更懂商機與風險；包括『技術』、『經營』、『法律』及『市場』風險。近年菲律賓、印尼、越南、印度經濟發展迅速，外資投資成長也持續增加。但是投資障礙仍未積極改善。經商環境並不十分友善。

　　從過去歷史看，配合政府政策的投資很少成功，當年，經濟部到菲律賓開發蘇比克灣工業區，台灣出錢、出力，如今蘇比克灣工業區內台商多已關廠。台灣早期在巴拿馬開發興建之『大衞堡』工業區也已消跡。三勝製帽配合阿扁拓展中南美外交，到海地設廠，結果慘賠收場。1995年美國洛克菲勒參議員引進史威靈商用小飛機投資計劃，先後造成台灣政府賠損2～3佰憶元。

　　蔡英文總統的新南向政策由前外交部長黃志芳負責，他是巴紐假建交案受騙100億元的主事者。南向發展經貿的金錢誘惑風險更大。一些政策性的商業行為常不切實際或動機不純。

　　台灣要分散投資市場風險，南向是一正確的抉擇。不過政府的功能不是越俎代庖，安排一些外行的策略投資或貿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