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記者曾依璇台北16日電）前民進黨主席許信良今天表示，有良好國家體制及輔佐團隊，中等資質也可以是好領導人；若勝選會改革官僚體制，打破藍綠成見組大聯合政府，打破每4年選出1個孤獨皇帝的困境。
民主進步黨第3場總統初選政見發表會，下午於台北國際會議中心登場，許信良、前行政院長蘇貞昌、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藉申論、回答提問、結論，各自闡述政見。
許信良表示，台灣憲政體制接近法國雙首長制，總統具有實權，但台灣的總統，身邊的國安幕僚領域太窄，總統缺乏有力的輔佐團隊，會很危險。他認為，總統幕僚應有正反意見的專家，例如核電問題不能只由原能會、台電、經濟部決定，甚至非核人士也應納入決策參考。
他表示，若贏得總統大選，應組成國會多數政府，讓能贏得國會多數支持的人組閣，組織藍綠共治大聯合政府；否則若兩岸、貧富差距、貪腐、轉型正義成為藍綠問題，將無法有效處理。
公民提問關注政府幼托政策。許信良表示，提出家有新生到14歲的兒童，每月發給新台幣6000元養育津貼，並廣設國家托兒所，把社福當作一種重要內需經濟；至於經費來源，可抽股市資本利得稅，並課徵在台外資的稅。
許信良並表示，花蓮觀光條件佳，應大膽開放更多陸客；例如香港雖小，但每年2000萬名觀光客造訪；相對大陸，台灣有一切優勢，若政府大膽開放，很多產業可立即受惠。
結論時，許信良強調，領導人只要有中等資質，就可成為好領導人，前提是有良好國家體制；而台灣的民主，每4年選出1個孤獨的皇帝，沒有良好官僚體制依靠，因此，總統需知人善任、改革官僚體制、打破藍綠成見。
許信良感性地表示，西方哲人柏拉圖的「理想國」雖不存在，但他「天生愛錢的人，不適合當領導人」論述，很值得讓民進黨再三反省，身陷歷史情結的台灣，難道不需要哲學家總統嗎？1000416
（中央社記者吳翊寧攝 100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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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
是的 ! 人民之於總統的幸福感與未來感，大於法律或經貿的考慮 !
從大小蔣到現今領導人，除李登輝先生是農經外，其餘大多是法政專才，而現今社會與機制裡，這方面的人才幾乎是滿坑滿谷，所欠缺的領導人，是要明白人們的幸福感，與對未來的危險防範和另闢新機，帶領大家得到生活的富足平等外，更要能感到時時的福氣啦 !以及新鮮感，新鮮感是一種未來式。
是的 ! 阿扁當時的團隊抓對胃了，快樂 !希望 ! 陳水扁 !
可惜，這不是阿扁個人的內化 !
阿扁還只是挶限在律師的算計格局 !
是的 ! 台灣領導人，選實務的哲學家，或藝術的企業家等類型，或許強過硬化的法政人才當我們的領袖 !
如果短期間有變化的話，這個功勞可以算給許信良，>>許信良感性地表示，西方哲人柏拉圖的「理想國」雖不存在，但他論述「天生愛錢的人，不適合當領導人」。
雖然他是政大政治系，但對於人民選項習慣之行為的內省，對國家整體及未來有他極大的價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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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之城”与“理想国”
http://rogerguo.wordpress.com/2007/07/10/%E2%80%9C%E4%B8%8A%E5%B8%9D%E4%B9%8B%E5%9F%8E%E2%80%9D%E4%B8%8E%E2%80%9C%E7%90%86%E6%83%B3%E5%9B%BD%E2%80%9D/
（“柏拉图的山洞”– 人能认识“善”吗？人能区别“真善”和“假善”吗？） 善与公义，美好的生活，如何才能获得？这是奥古斯丁与柏拉图共同思考的问题，但是两人得出了不同的答案。他们的答案表面看起来并非是截然相反的，似乎只有些微妙的不同；至少没有千年之后的历史所证实的，有如此居大的不同（实际上奥古斯丁经常引用柏拉图的观点）。
在柏拉图的时代，在基督降世之前，所有的古典宗教都没有奥古斯丁所谓的“救赎性”。但是柏拉图和奥古斯丁都相信有绝对的善与自由。柏拉图的自由观因无罪的苏格拉底被处死而改变，他开始质疑为什么城邦民主和自由会做出这样的事？由此他对自由给出了新的定义–追求善，并最终获得善的意志与行为。城邦的自由得出非善的结果，因此这不是真正的自由（耶稣基督是怎么说的？“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既然毁灭善和自由的是城邦，那获得善与自由就当从改造城邦开始，这就是他的《理想国》。柏拉图的“理想国”虽然讨论的是城邦政治，但是政治在他那里具有了某种“救赎性”。因为他认为只有“理想的”、“完美的”、“正义的”政治制度才能把人从“不自由”的境遇解救出来，才能创造，并保证善与公义达及每个公民。
奥古斯丁为捍卫基督徒的信仰而创作《上帝之城》。他在此书中给出了达至善、自由、公义，以及美好生活的途径的全新答案。但是《上帝之城》并没有成为一部政论性的著作。在奥古斯丁看来“地上之城”只不过是“上帝之城”在这小小星球上的背景，政治只是不得以的“恶”。实际上正是从他开始，人类第一次意识到美好生活原来可以也只能在“城邦”之外获得。在他那里，城邦不在是一个政治集合体，而成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柏拉图认为正义的城邦，会造就正义的人；而他对哲学家们反问–若没有正义的人，何来正义的城邦？
在《上帝之城–卷二》中，奥古斯丁引用了西塞罗《共和篇》的“共和”概念，并有精彩绝伦的论证。在《共和篇》中，古罗马哲学家西庇欧、菲鲁斯、莱利乌斯进行辩论后，得出“正义”是“共和”的基础的结论，“没有正义，城邦就不会有和平”。西庇欧说共和就是“人民之事”。这里的“人民”并非是生物意义上的所有人的集合，而是按照对“正义”和共同利益的认同而集合的团体。他由此推论，这个团体的治理要么由国王、要么由贵族（精英阶层）、要么由全体来进行。那么如果国王是“不义”的，就是暴君；如果贵族是不义的，就是暴政；最后如果是团体中的人民是不义的呢？按照西庇欧的定义，这些人已经不能被称为“人民”了。既然没有“人民”何来“人民之事”呢？
这真是精彩啊！我烦透了充斥在电视上、报纸上、网络上的各色专家学者，以及不知所以的人们发表的“制度缺陷论”。在他们那里“制度”是一切问题的答案。这些或是天真或是心怀叵测的人鼓吹“完美的制度”，认为这样的制度会带来美好的生活，太湖里不会爆发绿藻，砖窑里也不会有黑奴隶。可是奥古斯丁早在1500年前就指出了一个冷冰冰的事实–人类从来没有完全合乎“正义”的政治，以后也不会有。人类的政治从该隐杀弟开始，这是《圣经》中一个完美的隐喻。兄弟泥墙、阴谋暴力，即使是“最不坏”的时代，也是人类政治的主题。奥古斯丁指出罗马帝国自己的创造者，罗慕络不就是从杀害自己的家人开始立城的吗？历代罗马的执政官、皇帝杀害自己的国民不是比外来的敌人更多吗？不熟悉罗马历史的中国人可以遍阅我们的二十四史、近代史、现代史、还有我们的共和国历史，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
柏拉图的“理想国”鼓舞了无数代的理想主义者，最终在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里，一些聪明人设计、并实施了“最完美的制度”。他们的成就如此巨大，以至于人们感到有必要为他们的成就在华盛顿立一块纪念碑。而我，幸福的生活在这个制度下，却不被允许公开的表达对这个纪念碑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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